The Consequent View of Speculation and the Converse View of Experience: Wang Fuzhi's Two Ways to Observe the World

　　作者简介：沈顺福(1967- )，男，安徽安庆人，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暨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山东济南，250100。

　　原发信息：《船山学刊》第20194期

　　内容提要：王夫之提出了两种观察世界的方式，即思辨的顺观和经验的逆观。顺观以理为起点，然后有气与质，这是思辨的思路；逆观以经验为起点，通过志意通达天理，即由质、气而达性，这是经验的路径。按照这双重思维模式，传统的体用论便转换为相为体用。按照逆观模型，气质生生是本源，性自然随之而产生，这即性日生日成说。顺观和逆观是我们理解王夫之哲学的两种基本模式。

　　关键词：王夫之/顺/逆/性/气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从天统人到人统天：中国古代天人学研究”(16JJD720009)。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学术界通常认为船山学比较复杂难懂。如关于气的学说，有学者将其气定义为善，这便是“气本善说”①。气善说具有文本根据。可是，如果认可气本身便是善的，那么要理何用呢?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气善论又有些不可理喻。于是，王夫之又提出气无善恶说，比如，牛马之气，“人之性既异于犬牛之性，人之气亦岂不异于犬牛之气!人所以视听言动之理，非犬牛之所能喻；人视听言动之气，亦岂遂与犬牛同耶!”[1]1060牛马之气不可言善。气善论显然不足以说明这一观点。因此，气不可言善恶。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气善论和气无善恶论几乎同时存在于王夫之的思想中。如何解释这一现象?这是船山学研究的一个难题。本文将通过梳理船山哲学的相关内容后指出：王夫之明确提出了人类认识世界的两条路径或两种方法，即思辨的方法(顺观)和经验的方法(逆观)。和前儒重思辨方法的特征相比，王夫之更看重经验的方法即逆观。经验方法是我们理解其性日生日成说的基本视角。

　　一、传统的体用论：重体轻用

　　前儒即宋明理学和心学的世界观主要表现为体用论。理学家朱熹曰：“体是这个道理，用是他用处。如耳听目视，自然如此，是理也；开眼看物，着耳听声，便是用。江西人说个虚空底体，涉事物便唤做用。”[2]101体即道理、依据，比如佛教(“江西人”)的虚空之理便是体。用即道理的显现处。朱熹曰：“只事理合当做处。凡事皆有个体，皆有个当然处。”[2]2499事有体。这个体便是当然处。体即道理。所谓道、理，在二程看来，指事物的“所以然者”：“穷物理者，穷其所以然也。天之高、地之厚、鬼神之幽显，必有所以然者。”[3]1227理即所以然者。所以然者即事物的自性：某物为某物的根据。

　　与体对应的用，其内涵比较清晰，“用即体之所以流行”[2]1095，用即体之作用、功用与流通。体是道理，用即事用。比如“以名义言之，仁自是爱之体，觉自是智之用，本不相同。但仁包四德。苟仁矣，安有不觉者乎!”[2]118仁是体，爱是其用。智是体，觉知便是其用。

　　王阳明等心学家将事物的所以然之体即理称为心，以为体在心中。这便是心体。王阳明曰：“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有知而后有意，无知则无意矣。知非意之体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凡意之所用，无有无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4]47万物的生生不息是物是事，也是意之所在。意即气化流行，是用。其体便是良知或心。世界万物的存在或生存也可以用体用论来概括，即心是体，意是用。

　　传统理学家和心学家在思辨的体用论体系中，常常表现出重体轻用的现象，其表现形式便是将体用关系比作本末关系。二程明确指出：“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各有当也。大本言其体，达道言其用。乌得混而一之乎?”[3]1182体即大本。朱熹从两个方面予以了论证。首先，从行为来看，体是行为的主体，相当于行为人，“体与用不相离。且如身是体，要起行去，便是用。‘赤子匍匐将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只此一端，体、用便可见，如喜怒哀乐是用，所以喜怒哀乐是体。淳录云：所以能喜怒者，便是体。”[2]386体即能动之体。这种体，是行为的来源，故，体先于用，是本。本末论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在本末论体系中，本是根据、最重要的东西，末为次要的东西。因此，本或体要重要于末或用。

　　同样，王阳明曰：“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4]6心外无事、心外无物。道德行为的原理、道理在于人心。人心挥发自然成就德行。道理在心。“人只要成就自家心体，则用在其中。如养得心体果有未发之中，自然有发而中节之和。……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体纯乎天理。其运用处，皆从天理上发来，然后谓之才。”[4]21成人、做人便是天理自发。天理阐发，如同树木之根，最终成才。成才、成人无非树根生成、天理成就。心体为重，体重于用。

　　在体用论与本末论的视野下，人们自然重本、体而轻末、用。其结果便是对经验与现实的轻视与忽略。或者说，这便是传统理学、心学所遗留的问题，也是王夫之等明清哲学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作为一位具有哲学思维的哲学家，王夫之形成了自己的认识世界的观法。王夫之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天道诚，故人道诚之，而择善固执之功起焉。功必与理而相符，即前段之旨也。其云‘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外自成、自道而诚道在，天在人中。不外物之终始而诚理著，而仁知之措，以此咸宜焉。尽人之能，成己成物。而固与性合撰，功必与效而不爽，一后段之旨也。以此推夫‘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本天以言至诚，推人道以合天道，要不外此二段一顺一逆之理，而杨氏所谓‘一篇之体要’，于此已见。”[1]469-470王夫之将自己观察世界的方法概括为顺、逆两种。我们简称为顺观论与逆观论。

　　二、顺观：思辨的逻辑

　　观即洞察世界的活动。所谓顺观，即用思辨的方法来洞察世界。顺观先假设有某种超越性存在，然后由此产生其他的存在者。在王夫之这里，这个作为起点的超越性存在便是理。理是万物存在或生存的基础。这便是理本论②。王夫之曰：“仁、义、忠、孝，固无非性者，而现前万殊，根原一本，亦自不容笼统。性即理也，而有于‘性’学者，抑有于‘理’学者。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固已显分差等。性藏夫理，而理显夫性，故必穷理而乃以尽性，则自明诚者，所以不可躐等夫自诚明之天道。”[1]655性或理是万物生存之本原。这个本原，如果是理，则完全是超越的。理是事物固有的、先天而绝对的存在。这便是“在天为理”：“以在天而言，则中之为理，流行而无不在。”[1]473从绝对基础的角度来说，此存在便是理，这便是天理，天理是绝对而固有的存在。

　　这一绝对的天理在人便为人性。“盖以性知天者，性即理也，天一理也，本无不可合而知也。”[1]967对于人的生存来说，理化身为性而成为人的本原。“言太和絪缊为太虚，以有体无形为性，可以资广生大生而无所倚，道之本体也。二气之动，交感而生，凝滞而成物我之万象，虽即太和不容已之大用，而与本体之虚湛异矣。”[5]40-41这个本原，从逻辑上来说，是起点；从功能上来说，它是根据或决定者。顺即顺理或顺性。

　　理或性是体，而生存是其所发之用。王夫之曰：“盖以人事言之，以初终为本末；以天理言之，以体用为本末。而初因于性之所近，终因乎习之所成。则俭与戚有所不极而尚因于性之不容已，用皆载体而天下之大本亦立。此古道之不离于本也。……此自性生情，自情生文者也。”[1]616性是体是本，情等便是其用、其末，情生于性，这便是传统理学的性体情用观。从道的角度来看，王夫之曰：“目前之人，不可远之以为道；唯斯道之体，发见于人无所间，则人皆载道之器，其与鸢鱼之足以见道者一几矣。现在之境，皆可顺应而行道；唯斯道之[用]，散见于境无所息，则境皆丽道之墟，其与天渊之足以著道者一理矣。目前之人，道皆不远，是于鸢得飞、于鱼得跃之几也。现在之境，皆可行道，是在天则飞、在渊则跃之理也。”[1]503理是本原或体，道是其用。“此章引伸《周易》参天两地之说，而推其所以然之理。而君子因有形之耳目官骸，即物而尽其当然之则，进退、舒卷各有定经，体无形有象之性，以达天而存其清虚一大之神，故存心养性，保合太和，则参两相倚以起化，而道在其中矣。”[5]46万物的生存是理或性的呈现。性或理是本原、开端，由此而产生合理、合道的生活。这便是道。理是体、道是用。理是本，道是末。体用之间，体本用末，由体至用。这便是顺观的逻辑。

　　由性进而出现心知。王夫之曰：“人之有性，函之于心而感物以通，象著而数陈，名立而义起，习其故而心喻之，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觉乃发。故由性生知，以知知性，交涵于聚而有间之中，统于一心，由此言之则谓之心。顺而言之，则惟天有道，以道成性，性发知道；逆而推之，则以心尽性，以性合道，以道事天。”[5]33人性通过心而产生活动，出现知。这便是由性而生知。或者说，超越之性是现实之知的本原。而心知的表现之一是志。王夫之曰：“进而据者，德也；志道，则壹其志于性天之理，其得为真得，愈进而愈可据。小，谓艺也。和者，万事一致之理。依仁，则艺皆仁之散见，而知合于一贯，明非据事以为德，游小而忘大也。”[5]171性、理统一于心志中。志以气和性为本。或者说，性气合一而生志。志进而成为实践活动的指南。

　　顺观遵循的逻辑是由体及用、由性至知。二者之间方法方式便是“推”。王夫之曰：“所云‘推’者，扩充也；所云‘扩充’者，则‘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不忍牛之心，以羊易而舍之，则推矣。老老幼幼之心，发政施仁，而使民得仰事俯畜，则推矣。”[1]906推即顺之而扩充，其起点是超越的理和气，而仁义之行便是其结果。不过，这里的推，并非时空的经验性的由近及远，而是一种逻辑进路，即由本而至末，由体而显用。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思辨的，近似于康德哲学中超验的、分析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