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ng Zhongshu's Multiple Modes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Five Elements and Their Transcendence over the Mode of Coexistence and Incompatibility

　　作者简介：崔锁江，代春敏，衡水学院 董子学院，河北 衡水 053000 崔锁江(1977- )，男，河北无极人，讲师，法学博士； 代春敏(1973- )，女，河北衡水人，讲师。

　　原发信息：《衡水学院学报》第20195期

　　内容提要：董仲舒首创了五行关系论的多重模式，包含了“五行相胜”“五行相生”“五行相干”“五行相助”“五行相和”等多种内容。这种思想不断被后世学者坚持、丰富与发展。但是，相生相克最终成为占据主流的通俗模式。而相和相助虽然屈居次要位置，但更符合现代公民社会的伦理需求。通过在恶与善、差异与平等、单向性与双向性、生化性与稳定性、斗争性与同一性、约束性与自由性等多重维度上比较两种模式，可以得到相和相助优越于相生相克的结论。相和相助模式更符合儒家的仁爱精神、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类解放的学说、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可以为人们处理多元复杂关系提供中国智慧，有助于实现五行关系论的现代化。

　　Dong Zhongshu initiated the multiple modes of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five elements,which include “incompatibility of the five elements”,“coexistence of the five elements”,“coherence of the five elements”,“assistance of the five elements”,“harmony of the five elements” and so on.This idea has been persisted,enriched and developed by later scholars.However,the mode of coexistence and incompatibility eventually became the main popular one.Although the mode of assistance and harmony is in the secondary position,it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ethical needs of modern civil society.By comparing the two modes in multiple dimensions of evil and good,difference and equality,unidirectionality and bidirectionality,biochemistry and stability,struggle and identity,restraint and freedom,we can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mode of assistance and harmony is superior to the mode of coexistence and incompatibility.The mode of assistance and harmony conforms more to the Confucian spirit of benevolence and the Marxist theory of human liberation,and the needs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and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It can provide Chinese wisdom for people to deal with multiple and complex relations and help realiz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five elements.

　　关键词：董仲舒/五行/相生相克/相和相助/Dong Zhongshu/the five elements/coexistence and incompatibility/assistance and harmony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重大项目(16JJD720004)；河北省社会发展研究课题(2019030602006)

　　学界大多把相生相克奉为五行关系论的圭臬。尤其是中医学者更是把“生克”作为其重要的理论基础，提出“五行生克制化律是保持生命整体稳定有序的唯一的独特模式”[1]的观点。但是，有的学者认为：“五行学说所揭示的相胜和相生的事物运行模式而言，它本身还有着不可克服的局限性。”[2]有的学者提出了“促进相生，减少相克，人类社会才能实现和谐有序的发展”[3]的命题。与此不同的是董学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董仲舒首创了五行关系论的多重模式。周桂钿先生总结董仲舒五行关系中的“相胜相生的循环系统”[4]，并且认为：“《洪范》只讲五行，没有讲它们之间的关系。”[5]周先生把董仲舒五行论概括为四个要点：以相生的次序排列五行；五行土为贵说；用五行相胜来说明封建政府内部权力互相制约；用五行相克来充实天人感应的内容。周先生认为五行在运行过程中会出现“五行顺逆”的情况，这就需要君主通过修养自身道德进行“变救”，进而实现天人之间感应与互动。余治平教授指出：“现存文献中，《春秋繁露》第一次详尽阐述出木、火、土、金、水五行的位次、相互关系及其推演的逻辑与过程。”[6]他在肯定传统的相胜相生之后，把“一旦五行没有按照序次运行，则就会产生‘逆’‘乱’或‘干’”的情况称为董仲舒的“五行有变”思想，这就需要人君以相应的政事调整与道德修养进行相应的“救助”。笔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董仲舒五行关系论的多重模式并突出相和相助的现实价值。

　　一、五行关系模式不断丰富的发展过程

　　《尚书·洪范》提出：“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7]这里只是列出五种元素及其各自的属性，尚未对五行关系作出论述。最早出现的五行关系论是西周末年的“五行相和”。《国语·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废》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时候就以五行作为说明。他提出：“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8]史伯在这里言说的重点是“和实生物”的思想，而不是五行思想。以土杂和其他四元素仅仅是举例。

　　五行相胜的观念在春秋战国时代流行开来。《左传》提出了“火胜金”[9]974“水胜火”[9]1078的说法。《管子·四时》与《礼记·月令》更是强调了五行依据四时更替而“主运”。邹衍提出了“五德终始”的说法。五行相胜是五行更替的背后动力。《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依次提出了“土气胜”“木气胜”“金气胜”“火气胜”“水气胜”的说法。这种顺序暗合了五行相胜的思想，趋向于形成五行关系论。

　　董仲舒提出：“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10]487他的《五行相生》与《五行相胜》突出了相生相胜的主干地位，而五行相胜演化为五行相克。董仲舒就提出：“以子而迎成养，如火之乐木也；丧父，如水之克金也；事君，若土之敬天也。可谓有行人矣。”[10]405董仲舒的五行相生与五行相克结合在一起最终成为相生相克模式，在五行关系论当中长期居于主流地位。但是，董仲舒的五行关系论并不局限于相生相克，而是开创了多重模式。

　　从董仲舒开始，五行论被广泛地运用于政治、军事、命理、堪舆、中医、建筑、养生等各个方面，五行关系论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古代中医学者不断探究五行关系的复杂性，提出了“相乘相侮”等一系列新模式。“五行相乘”就是指五行之间的过度克制，而“五行相侮”则是五行之间的反向克制。这是对“五行相克”认识不断深化的表现。隋朝萧吉的《五行大义》一书在五行配干支的基础上探讨了五行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中有“论相生”“论配支干”“论五行相杂”“论德”“论合”“论扶抑”“论相克”“论刑”“论害”“论冲破”[11]等内容。其中的“相克”“刑”“害”“冲破”就相当于“相胜”。“相杂”“德”“合”则包含了五行相和的思想。“扶抑”则相当于相助相干。这就充分说明五行关系论具有多重模式与复杂性的特点。讨论董仲舒五行关系论的多重模式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五行论这一古老思想的现代化，进而破除人们对相生相克传统模式的执着与束缚。

　　二、董仲舒首创五行关系的多重模式

　　《春秋繁露》中有九篇文章以五行为题，隐藏着董仲舒五行论的基本脉络。其中《五行对》《五行之义》《五行相生》阐释了五行相生，还包含了“五行授受”“五行主四季之气”等思想。《五行相胜》是董仲舒对战国以来“五德终始”的继承，又开启了五行相克的通俗说法。学者们也一直在争论相生相克哪个更早出现。周桂钿先生认为“将五行相生与相克结合成完整的体系”是董仲舒在五行学说上的创新之一[5]35。接下来的《五行顺逆》则描述了五行关系紊乱的现象。其内在根据则是《治水五行》里的五行依据四时分别用事的思想。五行关系紊乱进一步引发五行相干。《治乱五行》就分析了五行之间相互干扰的现象。这就需要人们进行“救助”与干预。而接下来的《五行变救》主要是从政事角度进行“救助”，而《五行五事》则从修养角度进行了“救助”。由此可见，董仲舒的五行论是一个既包含着世界观又包含着方法论的完整思想体系。董仲舒分析五行现象、进行五行变救已经触及五行关系论的多重模式与复杂性。笔者就对五行相胜、五行相生、五行相干、五行相和、五行相助等进行讨论。

　　1.五行相胜

　　董仲舒在《五行相胜》中采取了不同于《管子·四时》或者《礼记·月令》以自然变化之理说明人事行为的次序，而是直接以社会历史为材料说明自然之理。他把“司农、司徒、司寇、司马、司营”等五种社会职能比喻为“木、金、水、火、土”。进而，他以司农为木、以司徒为金，用“司徒诛杀司农”说明“金胜木”；以司马为火、司寇为水，用“司寇诛杀司马”说明“水胜火”；以君为土，以民为木，用“民叛君穷”说明“木胜土”；以司徒为金，认为司徒骄傲，最终被军士(司马)所杀，进而以此说明火胜金；以司寇为水，认为“司寇为乱，足恭小谨，巧言令色，听谒受赂；阿党不平，慢令急诛，诛杀无罪”[10]500，这个时候营荡作为君就出来诛杀司寇，进而以此说明“土胜水”。这完全不同于“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的形象思维。司农、司徒、司马、司寇、司营五个职位之间的相杀已经带有了很强的“五行相克”的意味。这种“相杀”“相害”“相克”甚至成为一种真实的政治斗争场景。因此，五行相胜有其“恶”的一面。

　　2.五行相生

　　董仲舒在《五行相生》中列举了东西南北中五种方位、司农司马司徒司寇司营五种官职、仁义礼智信五种德目与五行相配，进而按照东南中西北的顺序，论述了木火土金水的相生次序。董仲舒以“召公入南亩”说明“木生火”，以“周公辅成王”说明“火生土”，以“太公威武强御”说明“土生金”，以“子胥执权而伐”说明“金生水”，以“孔子折旋中矩、无有所阿”说明“水生木”。《五行之义》当中也同样表达了五行相生的思想，把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看作是“子继父”的差异秩序。他认为“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这就意味着五行相生的关系恰如父子相传，有差异、不平等的一面。而如果要论述五行的平等性伦理则需要借助于五行相和、五行相助、五行相干的思想。《五行相生》中提道：“本朝者火也，故曰木生火。南方者火也，本朝。”[10]490董仲舒以汉朝起源于南方汉水而认为“汉主火德”。由此可见，五行相生成为探究“主德”的一个重要方法。

　　3.五行相干

　　董仲舒创造性地提出“五行相干”的思想，为五行关系向复杂性演变提供了基本依据。他的《治乱五行》篇就提出：“火干木，蛰虫蚤出，蚿雷蚤行。土干木，胎夭卵毈，鸟虫多伤。金干木，有兵。水干木，春下霜。土干火，则多雷。金干火，草木夷。水干火，夏雹。木干火，则地动。金干土，则五谷伤有殃。水干土，夏寒雨霜。木干土，倮虫不为。水干土，则大旱。水干金，则鱼不为。木干金，则草木再生。火干金，则草木秋荣。土干金，则五谷不成。木干水，则冬蛰不藏。土干水，则蛰虫冬出。火干水，则星坠。金干水，则冬大寒。”[10]516董仲舒看到了五行相干造成的混乱，然后为了救治这种混乱，提出了自己的干预措施。这种“救治”包含了“五行相助”的思想。他认为五行之间的相互干犯是绝对的、充分的。五行之间一共有20种干犯关系，分别是：火干木、土干木、金干木、水干木；土干火、金干火、木干火、水干火；金干土、水干土、木干土、火干土；水干金、木干金、火干金、土干金；木干水、土干水、火干水、金干水。五行相干既不同于相生，也不同于相胜，而具有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其中最为极端的归纳就是阻碍与促进两种作用。阻碍就相当于相胜相克，而促进则相当于相生相助。五行相互干扰就意味着五行关系的复杂化，而不再是单纯的相生相克模式，进而使得多重模式成为必然。

　　4.五行相和

　　董仲舒在《五行之义》中提道：“土兼之也。金、木、水、火虽各职，不因土，方不立，若酸、咸、辛、苦之不因甘肥不能成味也。”[10]408五行之中的“金木水火”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以“土”为基础。在现实生活中，金木水火都需要大地的承载，都是大地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土的重要性与尊贵性。董仲舒就以土为贵，在《五行之义》的最后提出：“是故圣人之行，莫贵于忠，土德之谓也。”[10]408这说明董仲舒已经继承了《国语》里史伯“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的思想。他的五行之和是合于“中土”。土代表着“五行之和”，五行在中央土的位置上实现了融合。董仲舒的“以土兼金木水火”与史伯的“以土与金木水火杂”当中都包含了“五行相和”的思想。任何二行都能相和，从而把“土兼四行”扩大化到五行之间。

　　5.五行相助

　　董仲舒在论述“王道三纲可求于天”的时候，利用“天地阴阳春夏秋冬”比喻君臣、夫妇、父子的关系。其中就提到了“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10]465。五行相助类似于这种阴阳互助。《天辨在人》中提道：“如金木水火，各奉其所主以从阴阳，相与一力而并功。其实非独阴阳也，然而阴阳因之以起，助其所主。故少阳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阳因火而起，助夏之养也；少阴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太阴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10]433董仲舒在这里宣扬了以阴阳助四时的思想。四时是五行的理论基础。这里实际存在着一个以阴阳变化助推五行的内涵。尽管这还不是五行之间的相互助推，但是“五行相助”是五行相生、五行相和、以阴阳助推五行的应有之义。董仲舒的“五行授受”思想可以被理解为五行相助的一个层面。董仲舒在《五行之义》里提道：“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10]405其中的“授”与“受”分别指称相生关系当中的“生”与“所生”。五行授受既可以被看作五行相生，也意味着五行相助。就此而言，相生即是相助。但是，相生更类似于差异关系，而相助更倾向于平等关系。因此，五行相助是一种从五行相生推演出来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