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马一浮因“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六艺论”思想而受到关注。在“六艺论”的框架下，他在现代社会尝试对儒家传统经典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诠释。《洪范约义》是马一浮讲解《尚书·洪范》的讲稿，也是“六艺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历史上占据主流的《洪范》政治性解释相比，马一浮站在理性化的立场，反对对《洪范》进行神秘化解释，强调“为政以德”“德为政本”。通过对德政关系的探讨，以《洪范》的道德意义统摄单纯的政治性论说，将其视为道德哲学而非政治哲学经典，从根本上扭转了《洪范》的诠释方向。马一浮借助《洪范》的道德性诠释，表达了对西方功利主义政治的尖锐批评，展现出对现代社会中儒家传统经典价值的确信。

　　作者：于文博 北京化工大学，北京

　　关键词: 道德;政治;圣传;尽性

　　来源：《云南大学学报》2018年5期

　　作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代表性思想家，马一浮向来以“六艺统摄一切学术”的“六艺论”思想而著名。“六艺论”是马一浮在1938年至1939年间为西迁的浙江大学诸生讲学时提出的学问纲领。1939年，马一浮赴四川创办复性书院，此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在“六艺论”的基础上，为复性书院诸生系统地讲解了《论语》《孝经》《诗》《礼》《书》《易》等儒家经典大义，讲稿合刊为《复性书院讲录》。可以说，《复性书院讲录》贯彻了“六艺论”的核心观点，是马一浮在“六艺论”纲领下对六经大义的深入系统解说，属于六艺之学的具体展开。

　　《洪范约义》为《复性书院讲录》卷五，分序说、序分、总叙九畴及别释九畴等十二小节，是马一浮在复性书院为诸生讲解《洪范》的讲稿，于1941年完稿刻印。马一浮对《尚书》经义的讲论，主要集中于《洪范》一篇。他之所以选择《洪范》作为讲解的重点，固然是由于其在历史上广受儒者关注，他本人的理解也始终处在与前代儒者的对话之中;更重要的是，马一浮在“六艺论”的一贯思路下，对前儒的解释进行了检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洪范》在本质上并不是单纯的政治哲学文献，而是道德哲学的代表。他将《洪范》九畴与《中庸》的尽性说结合，指出九畴展示了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以至于尽天地之性的基本方法。他将自己讲解《洪范》的讲稿命名为“洪范约义”，“约义”就有“特取简要而易明” 、直抉根原之义。与历史上《洪范》的政治性诠释相比，马一浮从文本中提炼出道德意涵，强调道德的根本重要性和优先性，甚至以《洪范》的道德意义统摄、覆盖单纯的政治性论说，从而将《洪范》的诠释方向由政治哲学转变为道德哲学。这体现在他对《洪范》的作者与传承的判断、对《洪范》的性质与内涵的概括以及对《洪范》的价值与意义的阐发上。

　　一、从天锡到圣传:《洪范》的作者与传承

　　《洪范》为今古文《尚书》共有的一篇，其体系完备、义理深奥，是先秦最为重要的思想文献之一。在儒学史上，历代儒者或借《洪范》进行政治论述，或借其推衍历史进程，《洪范》遂成为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文献资源。在《洪范》九畴中，五行、庶征是理解历史上政权更迭的重要依据;皇极的解释引发了政治哲学领域的诸多争论;五事虽然包含道德修养的成分，但根本上还是从政治统治的角度论述君主自身修养的必要性。《洪范》以政治制度层面的讨论为主，规范层面的内容最终也以建立一个良好稳定的政治秩序为目的。

　　面对历史上的政治哲学诠释传统，马一浮采取“准之以义理” 的解释原则，力图从道德哲学的角度重新阐发《洪范》的价值，这首先体现在他对《洪范》开篇语境的扭转。《洪范》首段交待了成篇的背景，武王于克殷之后，访商代贤者箕子，向其请教治国大法。箕子以鲧和禹治水的历史对比入手，引出九畴: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洪范》所引箕子此言为后世留下了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九畴是否真的来自天锡，天通过何种方式赐禹九畴?第二，《洪范》成书于何时、何人之手?这两个问题引发了后世众说纷纭的讨论，也开启了不同的诠释可能。

　　就天锡禹九畴的方式而言，《易·系辞上》有“河出图，洛出书”之语，汉儒将洛出书与天锡禹洪范九畴的说法结合起来，认为所谓的洪范九畴就是神龟背负而出的《洛书》。“刘歆以谓天锡禹洛书，禹则取之而陈洪范九畴。班固进而认为洛书载六十五字，神龟负出，即洪范初一曰五行一段文;前此无人如此确说。遂开后世图书一派之学也。”刘歆、班固《汉书·艺文志》、郑玄注《尚书大传》、伪孔传等都认为由神龟背负而出的《洛书》即是《洪范》九畴。

　　与之不同，马一浮反对《洪范》与《洛书》的关联，对天锡禹九畴进行了理性化的诠释。他认为，《洪范》“虽应《洛书》之数，实自然之理，而非有假于神异也”。也就是说，马一浮虽然承认《洛书》的存在，但他并不认为《洪范》与《洛书》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紧密的联系:

　　《系辞传》但言“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未尝以《河图》为《易》，《洛书》为《范》也。准程子之言，则禹不得《洛书》，《洪范》亦须作。

　　孔传、正义所言洛书之说“最为可笑”。

　　在马一浮看来，《系辞》只提到了《河图》《洛书》，并没有明确以《河图》为《易》、《洛书》为《洪范》，将《洛书》等同于《洪范》九畴的说法毫无根据。他赞同程子之说，认为即使没有《洛书》的出现，代表人间根本大法的《洪范》也必然会被撰作、流传。《洛书》与《洪范》的关联源自刘歆及《春秋纬》，是汉代后起的说法，不足为信。

　　在义理上，是否认同《洛书》与《洪范》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洪范》首段中出现的“天”和“帝”的理解。按汉儒的解释，天、帝皆指上天，在这里，上天是有喜怒的情感、能够发出赐予动作的主宰。天锡禹《洛书》、通过龟背文字启示九畴，这就将《洪范》看作带有神秘色彩的天启文献。马一浮则认为，《洪范》是理性而非神秘的。经文首段所言“天”“帝”都是理的异名，禹治洪水是顺理而为:

　　古语或称天，或称帝，或言性命，或言道德，不甚别异，皆以诠表此理。如言天、帝者，在理为至大之称，在人为尊胜之目，初非有二。

　　殛鲧于羽山，舜陟位时事，“帝乃震怒”，指舜也。“畀锡”云者，犹言天所赋为命，非有授之者也。拂性倍理谓之不畀，理顺物从则曰天锡。忘功不有，奉天无私，故曰天与之。若必言授受，则是舜授之禹，非关洛出书也。

　　天、帝既指根本之理，也指人之中最为完善的圣人。圣人是理、性在人身上充分实现的代表，因此也可被称作天、帝。在儒学道统传承中，舜一向被看作是上古圣人，如此一来，此段中的天、帝并不是指神秘的主宰，而是特指舜。若必要言授受，那么，这段经文说的并不是天赐禹洛书，而是舜授禹九畴。因鲧的行为而震怒的是舜（帝），因为禹治水有功而授予其洪范九畴的也是舜（天）。天锡禹九畴，实际上说的是舜授禹圣王心法，圣人与理为一，舜向禹传授的内容自然就是人间根本之理。通过“理———天、帝———圣人———舜”的逻辑线索，马一浮将《洪范》首段从神秘的天启传说，转变成一个圣圣相传的历史事件。《洪范》开头叙述了舜授禹洪范九畴的过程及缘由，九畴是治理人间的根本大法，舜禹授受的这一事件真实地存在于历史之中，不包含任何神秘的色彩，更与《洛书》无关。无论是否定《洛书》与《洪范》的关联，还是将天、帝等同于舜，马一浮针对的都是汉儒对《洪范》的神秘化解读。他反对纬书和灾异之说，将《洪范》开篇由天赐的神秘传说转变为圣传的平实史事，体现了理性化、去神秘化的诠释特色。

　　就《洪范》的作者和成篇过程而言，马一浮在认定九畴来源于舜禹授受的基础上，提出《洪范》最终成于箕子之手:

　　今以《洪范》为箕子所陈舜、禹授受之道。

　　凡九门所举诸目，则箕子所述舜、禹相传之书也。

　　在《洪范约义》的具体讲论中，还有“此下皆为箕子告武王之辞” “此箕子所述之辞” “箕子之垂诫深矣” 等提法。在马一浮看来，《洪范》是箕子将上古圣人相传的大法加以总结引申并写成文字，应当完成于武王访箕子的同时。箕子为商代大贤，虽不得君位，但仍有圣人德行。洪范九畴是圣圣相传的道理，由舜授禹，后又传至箕子。箕子又因武王之问将其道出，传予武王。如此，《洪范》的文本就被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舜授禹的九畴之目，二是箕子因九畴之目扩充而来的解说和训诫。箕子秉天理、秉圣人之意，将舜授禹的九畴扩展成有系统、有条理的成篇文献。

　　通过对九畴的来源与《洪范》作者的探讨，马一浮将《洪范》由神秘的天启文献转变为圣圣传授的根本大法。不难看出，他的这些见解未必有详实的证据和缜密的文献学考证，而是遵循“准之以义理”的原则，进行义理和逻辑上的分析和判断。

　　马一浮之所以要扭转《洪范》开篇的语境，很大程度上针对的是历史上对《洪范》的纯粹政治化乃至神秘化的解释。他既隔断了《洪范》与《洛书》的关联，又反对符瑞灾异之说:“纬候多出于哀、平之世，然自汉武封禅已好言符瑞，其后卒启新莽之乱。”邹衍、董仲舒、刘向、刘歆等儒者将《洪范》五行与《春秋》灾异联系起来，牵合五行以说灾异，使《洪范》成为谶纬符瑞说的经典源头。在马一浮看来，符瑞灾异之说实际上是为政权争夺和统治合法性寻找依据。正是意识到这种政治目的明确、政治色彩鲜明的解释背后，将《洪范》视为政治斗争工具可能带来的危险和混乱，马一浮才对《洪范》的来源和作者进行了澄清。他摆脱了《洪范》与《洛书》及《春秋》灾异说的关联，将《洪范》首段的天、帝都释作舜，把神秘的谶纬符瑞化的解释转变为简明平易的道理。这种去神秘化、理性化的解释，更为关注政治统治背后的根本要义，这就为马一浮进一步从道德角度探讨《洪范》的核心大义、完成从《洪范》的政治哲学诠释向道德哲学诠释的转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