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曾提出“质测”与“通几”一对范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质测之学与通几之学的概念。长期以来，学术界似乎形成了一种共识：质测之学即自然科学，通几之学即哲学。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北京大学的《中国哲学史》教材、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等均持此种观点。几十年来，学术界很少有人对此提出异义。据我所知，只有朱伯崑先生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在其《易学哲学史》中指出，此说虽有一定的依据，但还欠确切。认为方氏所说的质测之学，是对个体事物特性的考查，不一定皆指自然现象的研究；所说的通几之学，指研究事物运动变化的基本规律。那么，哪一种说法更具合理性呢？这需要我们对方以智的有关论述作一番清理和分析工作。

　　一

　　世人评述方以智质测之学与通几之学，主要是依据其《物理小识·自序》中的一段论述：

　　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质测即藏通几者也。有竟扫质测而冒举通几，以显其宥密之神者，其流遗物。谁是合内外，贯一多而神明者乎！

　　方氏认为，变化之道贞一不变，恒常不易，故为“寂”；变化的过程消长盈虚，屈伸相感，即为“感”。二者同时同体，相互蕴藏，所以称为“寂感之蕴”。而深入研究寂感合一之理，即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就是“通几”。就个体事物加以考察，研究其特性及其变化的过程与条理，即为“质测”。通几一词，本于《系辞》“圣人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几乃事物变化的先兆，由于细微，故称为几。而事物神妙变化的根源即在此深几之中。事物变化之几，有其普遍规律，故称此种研究为“通几”。如其《通雅·文章薪火》所说：“专言通几，则所以为物之至理也”。质测之“测”，语本《系辞》“阴阳不测之谓神”。方氏认为，至理不可测，而个体事物之理可测，个别事物皆有形质，故称此种研究即物理之学为“质测”。方以智认为，质测即蕴藏着通几之学。如果废弃质测而抽象笼统地谈通几之学，其所谓通几，所谓变化之神，则成为空论。据此，他进一步论述说：“圣人通神明，类万物，藏之于《易》。呼吸图策，端几至精，历、律、医、占，皆可引触，学者几能研极之乎？”“图策”，指《河图》、《洛书》、卦爻象数之类，也即所谓象数之学。这是认为，天文历法、音乐、医学、象数之学等学问，即质测之学，都可以触类旁通，引申出通几之学。正如其《通雅·文章薪火》所说：“考测天地之家，象数、律历、声音、医药之说，皆质之通者也，皆物理也。”就此物理之学或质测之学进行研究，即可通向通几之学，所以说“质测即藏通几”。方以智《物理小识·总论》论述其象数之学说：

　　因地而变者，因时而变者有之，其常有而名变者，则古今殊称，无博学者会通之耳。天裂孛陨，息壤水斗，气形光声，无逃质理。智每因邵蔡为嚆矢，征河洛之通符，借远西为郯子，申禹周之矩积……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易简知险阻，险阻知易简，《易》岂欺人者哉！或质测，或通几，不相坏也。

　　“息壤”，指自己不断生长的神土。“水斗”，指两水相格斗。“矩积”，指天文历算之学。“嚆矢”意谓凭藉。邵雍、蔡元定精通象数之学，方氏常借用其理论，故云“因邵蔡为嚆矢”。郯子，春秋时郯国的君长，孔子曾向其请教古代官制，此指西欧的质测之学有可取之处。这是说，自然现象包括星陨和水斗，其变化都有规律可循，此即“无逃质理”。象数之学，河洛之学，天文、地理和算学，都是讲自然现象变化的规律，应该加以继承和发扬。下文是说，万象万物复杂多端，故称为“险阻”。乾健坤顺，纯阴纯阳的根本属性简单明了，故称为“易简”。方氏认为，质测属于险阻，通几属于易简，但二者可以相通，即以易简知险阻，险阻皆化为易简，此即“不相坏也”。这就是易学的基本任务。方以智的这些论述，将邵雍的象数之学、河洛之学归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属于质测之学，这表明其象数之学的根本宗旨，也是研究自然现象的变化规律的，故其《象数理气征几论》称象数之学为“核实”之学。但此种研究并不妨碍通几之学，即天地万物的普遍规律或至理的研究，所以说“或质测，或通几，不相坏也”。

　　在方以智看来，不仅象数之学属于质测之学的范围，即使经济、礼乐、性命，以至于兵符、法纪、训诂等等，皆可归之于质测。其《总论》引其父《潜草》说：“言义理，言经济，言文章，言律历，言性命，言物理，各各专科，然物理在一切中，而《易》以象数端几格通之。即性命、生死、鬼神，只一大物理也。”这是说，各种专门学问，都是对个别事物之理的研究，而《周易》中的象数就是用来格通物理的。又说：“圣人官天地，府万物，推历律，定制度，兴礼乐，以前民用，化至咸若，皆物理也。”“化至咸若”，即教化所至，民皆顺从。这同样是强调，研究各种学问，应知物理，只有探讨万事万物的变化之理，方能以前民用。在这里，方氏又把经济、性命、礼乐等学问看成是物理之学，即质测之学。其于《时论合编·说卦》中又说：“圣人虞其荒，故以通论贯质论，而不执以坏质论。果大通乎！随物现形，藏通于质，任其分别，即是浑沦。何容赘一浑沦之词耶！”“荒”，指抽象地讲同一性。圣人忧虑人们只言同一性，不讲差异性，所以《说卦》言取象，总是“以通论贯质论”，“随物现形，藏通于质”，如乾卦之义即存于天、马、圆、君之中。因此不必取消分别。分别之中就存在着同一性，此即“任其分别，即是浑沦”。具体的差别之外，别无浑沦。由此可见，方以智将言论或学问分为质论和通论，是用来说明，人们对客观事物的研究，应从两个方面着手，即一方面要分析个体事物的差别、特征，也即各自质的规定性；另一方面又要研究个体事物之间的联系，探讨其统一性或整体性。而整体性的研究，又要以对个体差异的研究为基础。如果偏执浑沦而厌弃差别，则不足以言道体。此即《图象几表》所说：“言道者但执颟顸浑沦之冒，厌差别而以苟简为本，依然日用而不知耳！安能开物成务，见天下之动赜，如数一二乎？”照这些论述来看，其所谓质测或质论，并非完全是对自然现象的研究。将其质论或质测之学等同于自然科学，是不符合方以智学说的本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