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心学运动，有以王阳明为首的姚江学派与湛若水（字元明，号甘泉）领导的江门学派并行於世。王阳明与湛若水学问之旨趣大体相同，都标榜一种自得自成之学，认为心即是理，涵养体认的工夫唯在心上做，从而都把自己的学问称之为“心学”。但是，这只是基本立场的一致，在这些具体的问题上，二者仍存在许多不容不辩的区别。黄宗羲《明儒学案》之《湛若水传》中，简略而又精要地指出了二者之间的不同：“阳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随处体认天理”。对“天理”与“良知”之理解问题，可以说是湛、王论学的根本问题之一，两人学说的其他方面之区别，几乎均可由此而展开来。

　　一

　　自从程明道“体贴”出“天理”二字以来，对“天理”的讨论就成为宋明诸儒所绕不过去基本问题之一，而宋明儒学复兴之见称於“理学”者，盖由此而得名焉。“天理”一词，在宋明诸师看来，似应有不须辩析之公义，无论是在程朱还是在陆王那里，天理都具有本体的意味，既是天地造化流行的本体，又是人伦日用的道德根据。然而，在实际上，诸儒对“天理”之理解又略有异趣，甚至大相径庭，从而导致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聚讼不已。因此，如果我们要对宋明理学进行深入探讨，则不可不辩析“天理”一词在不同人物、不同的学派那里所具有的不同旨趣。

　　湛若水自成学以来，即好谈天理，青年时代即有“随处体认天理”之说而备受他的老师陈白沙之称赞。阳明在大阐良知教以前，亦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其为学之方，故对湛、王二人来说，“天理”一词都是他们学问中极为重要概念之一。从总体上而言，甘泉与阳明在对“天理”之理解是颇为一致的，即他们一致同意“天理”非程朱末流所持的那种外在於人心之定理，反之，天理维系於人之一心。更进一步地说，两人都共同地把天理看成人心之本体。甘泉说：“所寂所感不同，皆不离於吾心中正之本体。本体即实全也，天理也”（《明儒学案·甘泉学案》）。阳明亦言，“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天理只有一个，更有何可思虑”（《启问道通书》，《传习录》中）。天理既是人心之本体，自然它不可求之於外，故甘泉认为“天理者，吾心本体之中正也”（《甘泉文集》卷三《雍语》），阳明则以为“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传习录》上）。从实质上说，这两种表述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王阳明所谓的“无私欲之蔽”，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理解成甘泉所说之“中正”（《传习录》下：“天理亦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因此，就本体上而言，湛、王二人对天理之理解非但没有根本性上之差别，而且显得异常之一致，这实际上也正是构成了二人共同的心学立场。较之而言，在二程那里，虽也是将“天理”看成本体，但他们所强调的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而在朱熹那里，甚至有一个在人伦日用之外的“洁净空阔”的“理世界”，其共同的特色则在於离心而说理，从而难以解决作为道德本体之天理与道德实践之主体的关系。就这个意义上说，湛甘泉、王阳明对天理的理解，即心即理，则不存在在主体之外去寻求天理，从而难以解决主体与本体之关系的问题，这也正是心学进於理学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