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戴震自评《孟子字义疏证》为其生平“第一书”，可是两百年来此书恰恰不断引起争论，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评价其解释目的、方法与效果。探究戴震《孟子》解释方法论，不仅有益于拓展中国古典解释学的研究领域，而且有助于推进对戴震哲学思想乃至清代学术思潮的深入讨论。基于这一认识，本文致力于从严格的材料出发研究戴震《孟子》解释方法论，揭示其挑战性的解释目的，分析其创造性的解释体例，总结其纠偏性的解释方法，从整体上显现出戴震解释方法论的理论模式、实践特征及其重要的学术思想价值。

　　引言

　　在中国文化史上，作为一位开时代新风、创学术流派的学问家和思想家，戴震的业绩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在辞世前不久，他还郑重地对自己一生的学术思想作过“盖棺定论”式的自评，以期为后人正确理解自己启示角度：“仆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注：《与段若膺书》，《孟子字义疏证》第186 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以下征引此书，只随文注上“《疏证》**页”。）然而，在那以后的两百多年里，他和他的“第一书”《孟子字义疏证》却仍然在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引起了一串串争论。

　　最早的争论发生在东原逝世前后，正如与他约略同时的著名史学家章学诚记述的：“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於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性论》《原善》诸篇（引者按：当包括《孟子字义疏证》），於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注：《书朱陆篇后》，《文史通义校注》第275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下引此文不另注。 ）而学诚所谓的“时人”，不仅指与东原学术思想对立而为理学家的翁方纲等人，而且包括对东原有知遇之恩并同为“汉学家”的朱筠、钱大昕等巨擘。与他们的见解不同而有所争论的则是洪榜、焦循、章学诚诸人。这些争论，超越了“汉学”、“宋学”的范围，久久没有统一。

　　直到清末民初，章太炎首先发现了《孟子字义疏证》的反封建专制的思想价值，为之“痛哭流涕”而特撰《释戴》（《太炎文录》卷1 ）；胡适之接着高度评价该书，以为“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摧毁五六百年推崇的旧说”，为之特著《戴东原的哲学》；梁任公更是在《清代学术概论》里盛赞“《疏证》一书，字字精粹”，“其志愿确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乃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经过他们的阐释、论证和鼓吹，戴东原终于以《孟子字义疏证》一书确立了自己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学术的进步，中国学者关于戴震及其《孟子字义疏证》的争论，又在新的理论层面上展开。最近几十年来，形成了两种显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戴震及其《孟子字义疏证》的哲学思想是在解释儒家经典过程中形成的，是以儒家核心范畴为主要内容的；在这一文化传统的制约下，它所蕴含的启蒙倾向，受到了严重的蔽障，因而不可能具有任何实际的启蒙意义。而另一种观点则强调，戴氏及其《孟子字义疏证》的哲学精义，本质上属于近代启蒙哲学，并且具有欧洲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主要内容与精神；只不过迫于当时残酷的思想专制主义，而不得不打着重新解释儒家经典的旗号。这两种观点的对立，直到现在都没有取得完全的统一。

　　综观两百年来时起时伏、错综复杂的争论可以发现，无论学者们是否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他们的争论都或深或浅、或直接或间接地牵涉到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何评价戴震重新解释《孟子》的目的、方法与效果？由此可见，讨论这一问题，探究戴震《孟子》解释方法论，不仅有益于拓展中国古典解释学的研究领域，而且有助于推进对戴震哲学思想乃至清代学术思潮的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