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已过去10 多年了，中国社会发展到了哪一步？中国思想状况又发生了哪些新变？中国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思想与文化？这些都是亟待思想界与文化界予以解答的大问题，而这些问题又都与“启蒙”的老问题直接相关。

　　“超越启蒙”还是“拓展启蒙”

　　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观念中，无论是认定救亡压倒启蒙，还是认定启蒙压倒救亡，都存在这样的基本共识———“启蒙乃救亡的唯一途径”［1］。2011 年在北大“李泽厚与80 年代中国思想界”研讨会上，笔者公开提出这种观点，并得到了杜维明先生的赞同，他认为，“我们不加反思地认为我们追求的启蒙就是西方的启蒙，以科学和民主为代表，因此‘启蒙是救亡唯一的路’。这种思路需要扩大，还有很多人类不可或缺的价值必须认真考虑［2］。如果沿着这一思路走下去，就会反思由西方舶来的启蒙的诸种缺陷，进而去追问，以科学与民主为代表的启蒙，到底是不是中国唯一追求的道路？这就是杜维明先生提出并引发讨论的“超越启蒙心态”的重要问题。［3］然而，超越启蒙心态的观念，仍是建基于中西文化分立之上的，似乎中国走自己的路就要走出西化的启蒙，这又与西方社会兴起的“反启蒙”思潮基本同向。

　　这就需要做出两个判断，一个是对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现状的判断；另一个是对中西反思启蒙的不同语境的判断。应该说，在20 世纪中叶之前，救亡图存的任务压倒了启蒙，而中叶以后，启蒙重任则逐渐压倒了救亡。在前一个时代，张申府划分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四步走：“团结救亡—民族解放—争取自由—民主政治” ［4］；在后一个时代，李泽厚又提出了另一种四步曲：“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5］。他们的最后一步皆为政治民主化，但是，在前者那里，救亡与独立问题成为前提，而在后者那里，经济发展问题则成为必要前提，这恰恰是历史转型后“思想调整”的必然结果，而“自由的实现”无论在张申府还是李泽厚那里都是通向政治民主化的必经之途。当今中国社会，“个人自由”应该说也得到了初步实现，“言语（而非言论）自由”在目前显然是高于“行动自由”的。如果按照李泽厚所设定的四步发展逻辑，当今中国社会应该说在经济发展基础之上、个人自由初步实现前提之下，正在处于走向“社会正义”的历史阶段中。当然，正如政治体制改革举步维艰一样，政治民主最后阶段的完成还尚待时日，以“社会正义”的实现作为政治民主的逻辑前提还是适宜的，正如个人自由成为社会正义的逻辑前提一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当今中国的启蒙重任尚未完成，因为启蒙的本意就是掌握自我的理性，而这种理性的掌握与个人自由是内在相关的。

　　与西方社会相比，为何欧美“先发现代化”国家如今开始“反启蒙”了呢？道理很简单，启蒙的缺陷在“后现代社会”被凸显出来，特别是以“启蒙的理性”、“对进步的信仰”、“经验科学”与“实证主义”为主要内涵的启蒙运动及其思想的偏失，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得到了更多质疑与纠偏。然而，问题在于，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中国，在多大程度上才是“后现代”的呢？实际上，后现代话语对于全体中国社会而言仍是超前的，“现代性的规划”在中国并未彻底完成，中国社会目前的主要任务，仍是去完成仍未完成的现代性事业。那些以“民族主义”为旨归的思想者之所以对西化启蒙采取拒绝与隔绝的姿态，那是没有意识到，在中国，与启蒙有关的现代性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与特权、蒙昧、专制有关的“前现代”问题依然困扰着我们。

　　所以说，我们不能抛掉启蒙，而是要“扩充启蒙”，然后把中国的要素放到里面，走向“大启蒙”才是明智之途。我们还是在启蒙中，现代化尚未完成，启蒙需要中国式的拓展，而不是中国式的消解，当然，启蒙的缺陷在推展启蒙过程中还是要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