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是一个拓荒者,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民主启蒙思想,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这不仅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骄傲,而且也是世界思想史上的瑰宝。黄宗羲民主启蒙思想的要点有: 

　　黄宗羲是从“天下之利”这一视点出发来论述其“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政治思想的。他说,古代君主“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所以“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明夷待访录·原君》,以下凡引此书只引篇名)而三代以下的君主则把天下视为己有,独占了天下之利。君主在他没有得到天下的时候,不惜“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去博取个人的“产业”;得到天下以后,又不惜“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压榨这份“产业”的“花息”。他由此得出结论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原君》),直接对封建君权进行了尖锐的抨击。这里,从形式上看,黄宗羲用的概念是古老的,但其中含有新鲜的内容,他提出的“天下为主,君为客”是非常著名的命题,是黄宗羲政治思想和社会理想的核心,也是他的民主思想中最有价值的东西。 

　　黄宗羲还进而区分了“天下”与皇帝。秦、汉以后,随着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政体的巩固,封建统治思想一直认为“国”即皇帝,这二者是一致的。由秦始皇开创的“朕即国家”的封建专制主义为历代统治者所承袭。直至明末清初之际,黄宗羲才举起“天下”的旗帜,说明“天下”与君主的区别。这种观点,显然含有民主思想的萌芽,是非常宝贵的。 

　　黄宗羲关于“学校”的主张表现出远见卓识。他认为学校不仅是为了“养士”,而且应当成为独立的舆论机关和议政机关,“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学校》)这样,学校就成了“公其是非”的论坛,甚至比君主的权威还要大一些。黄宗羲提出这个观点,是着眼于探求限制君主权力的措施,一方面他想以学校作为监督政府的舆论机构;另一方面他又主张以推选出来的贤者担任有实际权力的宰相,以补救世袭君主的不贤。这些都含有限制封建君权的思想内容。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各级官吏、即臣,是层层服务于帝王特权而奴役人民的统治者。对此,黄宗羲尖锐指出,臣不应当是君之臣,不能“私其一人一姓”。“臣”的出仕,不是为了皇帝一姓,而是为了“万民”。在黄宗羲的理想中,“君、臣”应当是共同负责人民公共“利害”事务的人员。他比喻说:“夫治天下犹曳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透露出君臣平等的思想。 

　　封建主义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为“本”,黄宗羲则认为工商“皆本”。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首倡。关于土地制度,他主张应在不触动“富民”利益的条件下,平均分配政府所支配的“官田”。可以看出,黄宗羲的上述思想是非常系统的,尽管其中还有很多封建的杂质和糟粕,但与同时代的思想家相比,这些思想是非常超前的,因而是非常宝贵的。黄宗羲比洛克早生22年,比孟德斯鸠早79年,比伏尔泰早84年,比卢梭早101年。《明夷待访录》成书于1663年,而洛克的《政府论》成书于1690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则成书于1762年,比前者整整晚了100年。 

　　作为中小地主阶级和地主阶级革新派的代表,黄宗羲为什么能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初期,早于西方启蒙学者提出系统的民主启蒙思想呢?本文认为,明清之际经济关系的新因素、政治斗争的新形势、自然科学的新成就、王阳明心学的内在启发等是促成黄宗羲民主思想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