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先后有许多话题成为诸子百家争论的“热点”，礼乐便是其中之一。当时有关礼乐文化的议论，主要是围绕儒家学者对三代，尤其是西周礼乐文明的继承和理论化而展开的。现实中的“礼崩乐坏”是礼乐制度的衰微，却不是礼乐文化本身的废弃。以儒家为代表的许多思想家在礼乐衰落之际，却看到了其永恒价值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功用，并预感到礼乐复兴的历史必然，并为此进行了顽强不懈的奋斗，特别是理论方面的论证，为礼乐复兴提供了思想依据和精神动力。郭店楚简中的儒家著作，就是这一思潮中耀眼的浪花，其中关于礼乐的产生、礼乐文化的基本特征、礼乐的教化功能、礼乐与仁德、刑法的关系等方面的论述，使人耳目一新，填补了不少过去对先秦儒家礼乐文化认识上的缺失，将会推动先秦思想文化研究的深化。

　　一、礼乐的产生

　　关于礼乐的产生，已知的文献中有各种说法，如礼乐本于神说：《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说,神者品“品物之本，礼乐之祖……”；如礼本天地人的统一和秩序说：《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上子产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还有礼根于人类自身繁衍延续的欲望说：“孝，礼之始也”[1]“夫礼，始于冠，本于昏”[2]。楚简《性自命出》提出了“礼作于情，或兴之也”[3]。这一提法在先秦及后儒中是罕见的，而在楚简中却屡见，如《语丛一》上有“礼，因人之情而为之”[4]，《语丛二》上有“情生于性，礼生于情，严生于礼……”礼乐生于人情这一命题颇具人文精神，在那个思想自由的时代，无疑是一曲人性解放的欢歌。类似的说法在别处还可以见到，如《礼记·坊记》上有“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史记·礼书》上有“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议，……礼者，人道之极也。”

　　二、礼乐文化的基本特征

　　礼乐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祖先进入文明社会的独特创造，到西周鼎盛时已有极其繁多的仪节格式，《礼记·礼器》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这些仪节格式的基本特征就是恭敬。《左传·僖公十一年》上说：“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孔子集语·劝学》引《尚书大传略》说：“子曰：……不敬无礼，无礼不立”。《管子·五辅》上说：“夫人必知礼，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让，尊让然后少长贵贱不相逾越。”可见，恭敬作为礼的基本特征，是先秦儒家乃至以外的其它学派都公认的，楚简也不例外。《五行》上有“安而敬之，礼也”，“行而敬之，礼也”，“恭而博交，礼也，”[5]；《性自命出》中有“宾客之礼必有夫斋斋之容，祭祀之礼必有夫斋斋之敬，居丧之礼必有夫恋恋之哀”[6]；《语丛一》上有“礼生于庄”[7]。以上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礼的恭敬、庄敬的特征。

　　至于“乐”，其基本特征是“和”。“和”本来是指音素上的和谐关系。《老子·第二章》：“音声相和”。《荀子·乐论》《礼记·乐记》：“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老也。”“乐者，审一以定和也。”“乐者敦和”“乐者，天地之和。”这表明，和就是乐的基本特征。这说明，音乐上的“和”逐渐演变出与“礼”相配合，起辅助作用的、用以和谐各种礼义关系的一个概念。如《尚书·虞典》有“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指人与神灵的沟通、和谐。《国语·周语下》有“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和成，上下不罢。”——这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礼记·乐记》上有“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即观乐之精义——作者注）其深矣。’”——这是人际关系的和谐。楚简中也有类似的话，如《五行》有“和则乐”，“和则同，同则善”[8]。《尊德义》有“治乐和哀，民不可惑也。反之此，往矣。”[9]由这里可以看出，和谐乃同，同则一致。因音乐可以和谐感情，使人际关系融洽，使人在行为上向善。甚至对于人感情中的哀悲之情，也可以通过音乐得以渲泄，使不良情绪趋于平和，不会使人心惑智乱，作出有违礼义的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