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当下的语境中，“中国哲学史”的学科方向变得越来越模糊。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后，“中国哲学史”的未来将何去何从，这是每一个“身在其境”的研究者都不得不仔细考量的根本性问题。本文以“海阔天空各自飞”为主旨，除了意欲彰显“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自主性以外，还试图根据合理的解释学原则，描述“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发展史，展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多元化态势和发展方向。

一、“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

“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是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关联的“意念图案”。

“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自己在对与自然、人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共相性思考”中所形成的“智慧”果。只要我们承认哲学的多元性，那么作为“内容”的“中国哲学”早已存在，并且贯穿于整个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演进之中。而作为“术语化”、“学科化”的“中国哲学”则是近代以后的事情。这一点正像冯友兰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哲学虽然缺乏形式上的系统，但却具有实质上的系统。

“中国哲学史”是对“中国哲学”发展历程的描述和建构。作为“学科建制”的“中国哲学史” 产生于20世纪10年代，其描述和建构对象既包括作为“内容”的“中国哲学”， 也包括作为“术语化”、“学科化”的“中国哲学。”

建构“中国哲学史”的是中国哲学史家（中国哲学史家可以同时是哲学家，反过来也是一样）。例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以及1949年以后各种版本的“中国哲学史”都是对“中国哲学史”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