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The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Metaphysics of "Shi" in Ancient China

　　【作者简介】张再林，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哲学研究所执行所长（西安　710049）。

　　【内容提要】 由法家学说所大力推出，并为历史上种种中国专制主义理论所阐发的“势”的概念，一如中国哲学中很多重要概念，实际上同样是通过一种中国式的“上下其行”的方式得以最终确立和证成的。也即它之上升为“天道”的形而上学化，同时又恰恰是“下学上达”地以回归我们形下之身为其路径。这使在中国语境中，无上的君主之“权势”实际上与优位的男性之“阳势”互为发明，并使中国思想史上，权势之升降与阴阳之消长无独有偶地理论对应。认识到这一点，不仅导致了有别于西方式的“建构论”的一种中国式的“体现论”的权力理论的发现，也为我们在此基础上进而步出“阳具中心主义”的误区，走向一种更为全面的“阴阳和合”的人类生态政治提供了理论可能。

　　【关 键 词】势/阳势/阴阳和合/生态政治

　　随着以“礼”、“仁”为指归的儒学长期被视为中国文化正统，一个看似边缘却实为核心的概念日渐淡出学者的视域。然而，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该概念我们始终挥之不去。你可以从紫禁城宫深似海、楼宇磅礴的皇家气派中感受到它，可以从始皇陵兵马俑千军万马奔之欲出、摧枯拉朽的铁蹄下感受到它，可以借助于历史再现的影视画面，从历朝历代的天子御驾登临时，竦惧于下、匍匐跪拜的众臣如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中感受到它。它，就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以其炎炎赫赫、如日中天，而使下至黎民百姓上至王侯贵胄几乎无不为之顶礼、无不为之膜拜的“势”。

　　“权势”之势：政治学意义上的势

　　《说文》：“势，盛力，权也”。无疑，一如《说文》所指，政治上的“强盛的权力”之势，也即人们所谓的“权势”之“势”，当为中国语境中“势”这一概念的最直接所指。

　　按《吕氏春秋·仲春》“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桶，正权概”的说法，又按《朱子集注章句》“权，称锤也”这一直译，在古汉语中，“权”(權)字最初是和“称锤”联系在一起的。细细品味，这一联系看似偶然，实乃必然，它以一种取譬联类的方式，为我们引申出了政治上权力之“权”固有蕴义。这是因为，首先，称锤有“权重”义，即“主宰”义。也就是说，称锤以其所取的杠杆力学上的优位，可以以铢称镒，乃至于“四两拨千斤”，从中引申出君主以其所处的政治上的优位，使自身泰山压顶，力压力制千人万众；进而，这种称锤之“权重”义同时又决定了，称锤有“权衡”义，也即“独裁”义。也就是说，“权，然后知轻重”，称锤力量的优势又将自身转化为同一化、标准化的量化尺度，乃至成为一切事物的无上规定，从中引申出君主作为政治法规制度取舍的准绳，可以使自身一言九鼎，不惟令行禁止地发号施令，且一跃成为“道”的化身。值得一提的是，此处的第二义虽从第一义中衍生而出，但在强调“权力话语”的今天的“微观政治学”里，其却更为权力的解读者所看重。

　　这样，随着春秋战国这一中国历史全新时代的到来，对这种“权”的托庇和祭出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于是，人们就看到了有苏秦由衷而发的“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的生命感叹，还有法家之流倾巢而出，为君权伸张竞相奔走、四处游说。与之相偕而来的，是整个时代的诵声为之一变。虽有不识时务的儒者对“好善而忘势”的“古之贤王”歌声依旧，但正如在法家那里所看到的，人们更多津津乐道和为之心仪的，已不再是这种所谓“忘势”的古之贤王，而是仗势而出并虎视眈眈地欲雄霸天下的今之“霸王”。

　　因此，有必要为所谓“法家”学说重新给予“正名”。以至于可以说，为先秦法家带上所谓“法家”的桂冠，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不可原谅的一大误读。固然，就其所谓“法不阿贵”(《韩非子·有度》)、所谓“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同上)主张的推出，先秦法家为我们体现了一种中国历史上极其稀缺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但不可否认的是，正如“君执柄以处势”(《韩非子·八经》)一语道破的那样，在法家那里，不独法的赏罚之“柄”为君主所执，其乃为不折不扣和当仁不让的“帝王之具”，且无论是法的制定还是实施，其都完全效力于、结穴于君主之权势。这一切，与其说使中国古代法家学说闪烁着法的光芒，不如说以其为“势”作嫁衣裳、为“势”为虎作伥，而使自身与那种捍卫公民尊严并限制君权的人类法治精神南辕北辙，判若霄壤。

　　一旦把“法家”的法治学说定位为一种“势治”的学说，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会对“权重”之重给予如此空前激进的力挺，并基于这种“政治力学”的“力量决定一切”的原则，一反中国古老礼治的“以德服人”的政治传统，毫不掩饰、堂而皇之地将“以力服人”标举为自己新政治学的最高纲领。故韩非子不仅宣称“势重者，人君之渊也”(《韩非子·喻老》)，“无势之谓轻”(同上)，还把权势生动喻为马之筋力、虎豹之爪牙。在他看来，正如马无筋力则不能任重致远，虎豹失其爪牙则反为狗欺那样，“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韩非子·显学》)。对于韩非子来说，这种“明君务力”既是当今“大争之世”的世道使然，又有无数血写的历史史实引以为鉴。君主如若意识不到这一点，那么，诸如晋公“邦亡身死”，齐桓“虫流出户而不葬”这类触目惊心的悲剧将会在自己身上重演!

　　同时，我们也不难理解，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明确提出“制在己曰重”(《韩非子·喻老》)，从对“权重”之重的肯定进而走向“权衡”之衡的肯定，即把君主的无敌的政治权力化归为其对政治度量制度的完全掌控，而后者决定了法家所心向往之的，并非是周人分封建制下的“道并行而不悖”，而是君主独裁、君主专制的“大一统”。故韩非子不仅极力反对大权旁落，而主张君主之于“权”的独享、独擅，同时还提出“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韩非子·扬权》)，提出“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劝独断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同上)，而无比强调君主之于“道”的“独道”、“独断”，并且这种“独道”、“独断”的强调使君主身上如此地衣被着英明的“明主”的光环，以至于他宣称“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韩非子·主道》)，宣称君主虽“身在深宫之中”却可以“明照四海之内”(《韩非子·奸劫弑臣》)。凡此种种都再次向我们表明了，韩非子的“法家”的学说与其说是使自身通向“法”的王国，不如说以其忘情地讴歌倚威作势、“无法无天”的君权，而其实质则是对人类“法”的精神的彻底背叛。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后期法家学说宗旨是如此，那些可被视为“原教旨法家”的早期法家学说也不例外。观早期法家代表作《管子》、《商君书》，你就会发现，就对君主权势的最终投靠而言，无论是管子还是商鞅，其思想都与韩非子思想别无二致，甚至在某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方面，他们与韩非子一样，通过对君主之“权重”的强调，使自己成为“唯力论”的政治学的始作俑者。如管子谓“无威势者，无以立”(《管子·君臣下》)，谓“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势也”(《管子·明法解》)，“君尊臣卑，非计亲也，以势胜也”(同上)，如商鞅谓“多力者王”(《商君书·去强》)，谓“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力，不任其德”(《商君书·错法》)，谓“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而他力倡的所谓的“以战去战”、“以杀去杀”、“以刑去刑”的命题，则使自己的思想更鲜明地与儒家的“以德报怨”的“仁恕之道”形成了对比。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对君主“权衡”的强调，而使自己成为“独裁主义”的政治学的一代宗师。如管子谓“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管子·任法》)，谓“权断于主则威”(《管子·七臣七主》)，“君臣共道则乱”(《管子·明法》)，如商鞅谓“权者，君之所独制也。……权制独断于君则威”(《商君书·修权》)，谓“夫治国舍势而任说，说则身修而功寡”(《商君书·算地》)，“处君位而令不行则危”(《商君书·君臣》)，并且他所谓“立君者，使贤无用也”(《商君书·开塞》)、“遗贤去知”(《商君书·禁使》)这一观点的推出，开展了中国历史“任贤使能”批判的理论先河，亦使韩非子《难势》篇中“尊势去贤”的涛涛雄论业已流于拾人之余唾，而相形之下不能不黯然失色。

　　故与那种主张有“势治派”与“法治派”的“两个法家”这一观点不同，我们只承认其道“一以贯之”的一个法家的存在。也正是这种其道“一以贯之”的一个法家的存在，才使整个法家学说衣钵相承、自成一统，才使古代中国这一“外儒内法”的国度两千年来虽侈谈“民本”、“仁政”，却骨子里实行“君本”、“秦政”，也才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以“无神论”著称的民族，在义无反顾地割舍天上之神的眷顾之后，又诚惶诚恐、卑躬屈膝于地上之主的凛凛之威，以其对至高无上的君权的邀荣希宠，而使自身从“礼仪之邦”的“礼”的后裔最终又沦为专制帝国的“势”的忠实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