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The Exploration of Zhang Shi's Thought of Emphasizing Statecraft

　　【作者简介】蔡方鹿(1951 - )，男，四川眉山人，四川师范大学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成都，610066。

　　【内容提要】 张栻在对佛老的批判中，提出经世致用和求实、求理的实学思想，强调道德性命离不开日用之实，肯定人的生存欲望和物质利益需求；重躬行践履，主张知行互发，把知付诸行；重视笺注诂训之细节，提出“朴学”概念，把义理与训诂结合起来。张栻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做出不少事功修为，集中体现了他的经世致用精神，即使对现代社会纠正不良风气也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日 期】2012-10-24

　　【关 键 词】张栻/经世致用/实学/事功

　　中图分类号：B244.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4)01-0047-07

　　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南宋著名理学家，与朱熹齐名，并列“东南三贤”之中，在宋代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为其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张栻有较为突出的经世致用思想，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宋代理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张栻的经世致用思想与其实学紧密相连，体现在肯定日用之实及人的欲、利需求，主张“一一务实”；重躬行践履；不废训诂，谨守朴学；以及诸多经世致用的事功修为等方面，而值得认真总结和探讨。

　　一、“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实”

　　宋代理学之中也包含了实学的成分，在张栻的思想里就有求实、求理的内涵。张栻强调事物不是空无，而是实然之理。他说：“所谓物者，果何谓乎?盖其实然之理而已。”[1]认为物是真实之理的体现，它是实然存在的，而不是空幻虚无。并指出：“万物有自然之理，一身有自然之性。”[2]万物之中存在着自然而然的规律，具体事物之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是客观存在的。由此他批评舍实理而崇尚虚说的释氏之病。他说：“舍实理而驾虚说，忽下学而骤言上达，扫去形而下者而自以为在形器之表。此病恐不细，正某所谓虽辟释氏，而不知正堕在其中者也。”[3]指出舍去实理而崇尚虚无之说，正是释氏之弊，而儒学则是通过形而下的具体事物来体现社会纲常伦理。张栻并把满足百姓的色、货需求作为天理之公，而非人欲之私，以此与佛教的禁欲主义划清界限。他说：“其所谓好货者，欲己与百姓俱无不足之患而已。……其所谓好色者，欲己与百姓皆安于室家之常而已。夫其为货与色者如此，盖天理之公且常者也。”[4]张栻对好货与好色做出解释，并与天理联系起来。所谓好货，就是使自己与百姓都无物质财货不足的忧虑；所谓好色，就是使自己与百姓都安居于男女结合组成的家室之中。这里的色与货都指正常的人生欲望，张栻主张对此加以满足，而不是作为人欲之私来灭掉。这不仅与佛教的禁欲主义不同，而且体现了其“天理之公且常”的内在本质。张栻指出：“言道德性命而流入于虚诞，吾儒之学其果如是乎哉?……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实。”[5]强调道德性命离不开日用之实，谈论道德性命并非流入虚诞之空谈，而是有其实在的内容。即认为儒家的日用之实学并不是佛老异端的虚无荒诞之说。

　　二、重躬行践履

　　重躬行践履是张栻经世致用思想的重要内涵。张栻开宗明义地指出：“圣门实学，贵于践履，隐微之际，无非真实。”[6]强调儒家圣门的实学贵在躬行践履，隐微之际的事物都是真实的。这表明，重践履的务实精神，贯穿于张栻的实学思想之中。并要求学者身体力行圣人之教。他说：“圣人之教人求仁，则具有途辙。《论语》一书，明训备在，熟读而深思，深思而力体，优游厌饫，及其久也，当自知之，有非人之所能与矣。”[7]主张将《论语》中教人求仁的圣人之教不仅要熟读深思，而且要知之而力行，体现在行为上。他说：“考圣人之教人，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间，事之所遇，物之所触，思之所起，以至于读书、考古，苟知所用力，则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为力行也，岂但见于孝悌忠信之所发，形于事而后为行乎?自息养瞬存，以至于三千三百之间，皆合内外之实也。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区区诚有见乎此也。”[8]强调致知、力行是圣人教人的大端绪。认为人们在致知上不知如何用力，是因为未能掌握格物之妙。通过格物掌握了知识，还须贯彻到力行上。力行也不仅限于孝悌忠信方面，还包括了众多事物。所以张栻主张内外结合，知行统一，相互促进，而不应相互脱离。并强调：“若如今人之不践履，直是未尝真知耳。”[9]这种真知不离践履，重躬行践履的学风，是张栻经世致用思想的一大特色。

　　张栻及其岳麓弟子在治理国家和抵御侵略的实践中，均有突出的事功修为和政绩，这正是他们重躬行践履学风的表现。而朱熹则对只说践履有不同的见解，他在批评湖湘学者时说：“湘中学者之病诚如来教，……只说践履而不务穷理，亦非小病。”[10]虽然朱熹也主张“力行”，并没有否定践履，但在践履与穷理之间，朱熹更重视穷理。张栻则批评了当时重知轻行，忽视躬行践履的学风，强调要把所知付诸践履，否则，如果不践履，则是未尝真知。这种重躬行践履的学风，在一定程度上亦体现了张栻理学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