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Study on Kang Youwei's Adjustment of His Thinking on Confucian Classics

　　【作者简介】张翔，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以往康有为研究大多将1897年前后的《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与1900－1903年间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1901)、《中庸注》(1901)、《孟子微》(1902)、《大学注》(1902)、《论语注》(1902)、《礼运注》(1901－1902)诸书混杂而论。笔者认为康有为的前后两次大规模释经之间存在着重要的思想调整，而且这一调整是其一生思想中最为关键的枢纽所在。这一调整最为直接的动因，是1899年至1902年期间康有为与倾向革命的梁启超、欧榘甲等弟子之间围绕共和革命展开的辩论(其中包括1899年的“十三太保事件”，以及1902年康有为针对梁启超、欧榘甲等以分省独立等方式推进革命的主张，写下《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和《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两封长信)。①

　　要深入探究康有为此次思想调整的具体内容，有必要比较《新学伪经考》、《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与1900－1903年间的六书。这里笔者尝试从比较《春秋董氏学》与《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切入，分析康有为思想的这一重要调整。

　　一、从以董为宗到调和口传诸家

　　《春秋董氏学》与《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都强调传在口说与传在文字的对立，但前者奉董仲舒为宗，后者则试图调和口传诸家。

　　《春秋董氏学》与《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重复强调古今学者只有在言及《春秋》时引义而不引经文这一“非常怪事”，并强调“《春秋》之作在义不在事，故一切皆托”，批判“伪《左》”“知有事而不知有义”，《春秋》之义传在口说。如：

　　盖《春秋》之作在义不在事，故一切皆托，不独鲁为托，即夏、商、周之三统亦皆托也。(《康有为全集(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4页。后面引自《康有为全集》处只在文中注明集数及页码。)

　　故学《春秋》者，第一当知《春秋》之大义传在口说，而不传在文字。(“春秋之义，传以口说，而不传在文字”考，见全集·六，5)

　　就差异而言，从《春秋董氏学》到《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最为明显的变化是，后者称引董氏的地方忽然变得只是较少提及，而主要依托《公羊传》、《穀梁传》和何休的《春秋公羊传注疏》逐句疏解《春秋》。

　　在《春秋董氏学》中，康有为这样说：

　　董子为《春秋》宗，所发新王改制之非常异义及诸微言大义，皆出经文外，又出《公羊》外，然而以孟、荀命世亚圣，犹未传之，而董子乃知之。又公羊家不道《穀梁》，故邵公作《穀梁废疾》。而董子说多与之同，又与何氏所传胡母生义例同。此无他，皆七十子后学，师师相传之口说也。公羊家早出于战国。公羊不出于汉时，别有考。犹有讳避，不敢宣露，至董子乃敢尽发之。(全集·二，357)

　　又说：

　　……故《春秋》专为改制而作。然何邵公虽存此说，亦难征信，幸有董子之说，发明此义，……董子醇儒，岂能诞谬。若是，非口传圣说，何得有此非常异义耶？此真《春秋》之金锁匙，得之可以入《春秋》者。夫《春秋》微言暗绝久矣，今忽使孔子创教大义如日中天，皆赖此推出。然则此篇为群书之瑰宝，过于天球河图亿万无量数矣。王仲任曰：孔子之文，传于仲舒。(全集·二，365)

　　可以看出，就口传孔子大义微言而言，《春秋董氏学》奉董为宗，而对《公羊传》、《穀梁传》和何休注都有所贬抑。

　　《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则将董仲舒与《公》、《穀》、何及刘向相并列。如“自序”中说：

　　董子，群儒首也。汉世去孔子不远，用《春秋》之义以拨乱改制，惟董子开之。凡汉世学官师师所传，惟公、穀二家，实皆孔门弟子、后学口说。然则求《春秋》之义于公、穀、董、何及刘向之说，其不谬乎？……据今二家口说所存者，虽掇什一于千百，微言大义，粲然具在，浩然闳深，虽其指数千，不尽可窥。然综其指归，亦庶几得其门而入焉。(全集·六，3)

　　此处强调了董仲舒在笔载孔子口传方面的开创性地位，但不再是独奉董子一人为宗，而是认为从《公》《穀》二家所存口说，已可得其门而入。

　　“发凡”又说：

　　今《公羊》、《穀梁》二传犹在，则孔子《春秋》之口授大义在《公》、《穀》二传，至可信据矣。故学《春秋》者，当知《公》、《穀》为口传孔子《春秋》义之书。(全集·六，5－6)

　　此处指出，通过《公》、《穀》二家已可得入《春秋》之门，董子的地位自然不再像《春秋董氏学》所强调得那样高。但《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又并没有否定《春秋董氏学》的基本判断，即前引“董子，群儒首也”，董子的地位仍然重要。

　　例如，两书都通过晋楚邲之战论述夷夏之辨唯德是视，基本说法都一样，不过《春秋董氏学》强调“若非董子发明此义”，而《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就不再这样说了，而是综合了《公》《穀》两传和《春秋繁露》来阐释“大同”之义。除了删掉“若无董子”的说法之外，《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释“夏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几乎与《春秋董氏学》“春秋微言大义第六下”“夷狄”条论及邲之战的徐勤案语一模一样。(全集·二，414－416；全集·六，179)

　　但两书之间变化的真正要害，并不在于董子评价的微调，而在于康有为转而调和《公》、《穀》、董、何、刘向以及孟、荀诸家，并综合诸家以重构或者说复原《春秋》口说的面貌。它突出强调，传承《春秋》口说的诸家各有特点和所长，应互相补充，以整合出一个“孔子口传”的大局和全貌。也就是说，相对于《春秋董氏学》，《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最为重要的变化在于，前者强调董氏学与其他诸家之异和特立高标，而后者强调包括董氏学在内的口传诸家之同，以及在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基础之上的孔子口说的全貌。康有为这样阐述“读《春秋》最要法”：

　　《春秋》一文多含数义，弟子各述所闻，正以互引而备，不必以其互异而攻，此为读《春秋》最要法。惜何君尚未悟此，以笃守家法而作《穀梁废疾》，同室操戈，致来伪《左》之外侮欤！(全集·六，64)

　　又如“‘《公》、《穀》以义附经文，有同经同义、同经异义、异经同义，而舍经文传大义，则其口说皆同’考”中说：

　　……试舍一万六千四百四十六字之史文，徒摘《公》、《穀》之口传大义，则无一不同，特附史文，时有异同耳。此犹同记要言而各编电报字码，字码虽异，而要言无殊也。一部《春秋》之义，可以此通之。……何君墨守《公羊》，而攻《穀梁》为废疾；盖犹未明密码之故，泥守所传之电码以为真传，而不知《穀梁》所传之电码亦是真传也。遂使刘歆、贾逵缘隙奋笔，以《公》、《穀》一家而鹬蚌相持，遂致伪《左》为渔人得利。岂非先师墨守太过，败绩失据哉！今学《春秋》者，第一最要，当知孔子《春秋》义虽为一书，而分条系于史文中，各家条系时有异同，其系事文无关宏旨，惟传大义同一发明。(全集·六，6)

　　问题是，诸家口说之异同，究竟集中在哪些问题上？它们又如何互相补充和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