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现代性在空间上的扩张和在逻辑上的加强，其在社会历史表象上也就不断极端化，并因此使得其原初的启蒙规划显得过剩。这种极端化表明现代性进入了超级状态或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环境的超现实化、生存活动的脱语境化以及人本身的非主体化给人类生存和发展直接提出了终极性挑战。对这种挑战的诊断以及对另类现代性的想象，构成今日哲学之重大任务。以之为参照，自卢卡奇提出现代性的极限以来，由于缺乏替代想象，在话语上，西方激进理论便陷入百年焦虑，后现代以及其他晚期现代性话语都只是这种焦虑的表象。对于当代中国来说，现代化进入新时代，也意味着创造超越西方现代性之疯狂的别样现代性成为时代的直接任务。

　　关键词：现代性 后现代 晚期现代性 超级现代性

　　来源：《哲学研究》2019年10期

　　随着时代的快速变化，生存愈益成为一个纯粹表象，成为某些地方市井语言所称的“现世”，即一种让人出丑的表现。本文便是关于当代生存之现世性的一种哲学界说，通过这种界说，在理论上更清晰地展示那个现代性所造成的形而上学空洞。我们使用“现世”这个词语的时候，去掉了其贬义性质，而将之作为生存之客观状态及其主观体验的中立描述。就客观状态而言，其乃是人类生存环境的性质，即世界成为展示每个人活动的人工背景而不是他的界限；就主观体验而言，其乃是这种环境在人身上的投影，即“露脸”成为每个人的生存目标。从逻辑上讲，这种状态乃是现代性发展在形式上极化的产物，因此我们称之为“超级现代性”：在形式上比现代性之原初梦想（启蒙规划）实现得更多。然而，后者追求的解放目标却流失了，因此，世界本身失去了其世界性而变成了纯粹的舞台布景，生存失去了个人成就的意义而成为他们在那个布景上留下可见痕迹的准备活动，人亦不复是集天地日月之精华的万物灵长而成为现代性延续下去的载体。本文首先对现代性-后现代性学术史进行简要回顾，阐明提出“超级现代性”问题的理论必要性；然后以主体生存为中轴来描述超级现代性的三个方面结构性特征,即环境的非实在化、生存的去语境化以及人本身的非人化。

　　一、百年现代性焦虑与启蒙辩证法

　　现代性作为论题的兴起乃是后现代话语的逼促。后者首先在艺术、文学领域作为风格而得到关注，并在22世纪73年代以后作为更广泛的试图超越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价值体系和行为态度系统得以命名。

　　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这类术语，不仅理论上有争论，而且围绕术语的定义之争，至今都未平息。这大大增加了相关讨论的含混性。我们趟这趟混水，既不是想把它搞得清沏一点，更不是混水摸鱼，而是强调，这种含糊性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焦虑的一个方面：现代社会本身乃是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我们无法确定它的界限。从它的自我扬弃（马克思）到转型（西美尔）或自我升华（丹尼尔·贝尔和哈贝马斯等）再到自反性重构（吉登斯、乌里希·贝克等）,关于这一界限的探测从来就没有中断过。

　　依从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性仍是一种自我否定的悖论过程：它不断追新逐异，但无论怎样的新和异，都只是放大它的范围和深化它的内涵而不会改变现代性本身的性质。①在某种意义上，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过程的分析,经由马尔库塞对单向度社会的批判，再到鲍德里亚关于现代性眩晕的反讽，以及鲍曼的“流动现代性”社会学诊断，现代性批判思想似乎一直是围绕这个中心来运转的。后现代思潮本身就是这一过程的产物。作为一种历史意识，或更严格地讲，试图通过时间意识而打开新的历史空间的激进反叛，后现代思潮的形成直接受到后现代主义文化风格的激励，同时亦是对后工业社会话语的反动。或许，正如詹姆逊阐明的那样，后现代主义乃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后现代思想根本就走不出现代性。这一点在后现代思潮旗手利奥塔那里表现得特别明显，他自己曾经对“后现代”术语的使用做过这样的解释：“我本人曾使用过’后现代’一词。那是一种略带挑衅的进行或转移关于阐明知识的辩论方法。后现代性已不是一个新时代，它是对现代性所要求的某些特点的重写，首先是对建立以科学技术解放全人类计划的企图的合法性的重写。但是，我已经说过,这种重写已经开始很久了，并且是在现代性本身中进行的”。（利奥塔，第33页）后现代其实并不“后”，就其对后工业社会乐观想象的反驳来说才是新。作为对现代性的批判，后现代理论在形式上并没有跳出现代性逻辑，而它主张的内容，尽管具有先前不曾被强调的新颖性，但也正如先锋艺术困境所表明的那样，只不过是当代资本、权力和知识发展要求的具象表达而已。愈来越极端的艺术恰恰率先表达了现代性的自我否定开始走向了极化并呈现超级形态。在此意义上，作为激进反叛思潮的后代， 只不过是一种改造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