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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早期谢林与费希特的"绝对自我"观的差异
2020年04月02日 23:53 来源:《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先刚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Differences between Early Schelling's and Fichte's Views of “Absolute I”

  作者简介:先刚,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 100871

  原发信息:《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内容提要:学界通常认为,费希特和谢林(在前者的影响下)都是在其哲学的起步阶段就建立了一种关于“绝对自我”的学说。本文试图表明,费希特在《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从“经验意识的事实”出发,并没有真正建立绝对自我;反之,谢林的原创性体现在,他从一开始就依据概念分析而确立了自我的绝对者地位,从而真正第一次建立起关于“绝对自我”的学说。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both Fichte and Schell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former) established a theory of "absolute I" at the beginning stage of their philosophy.This paper attempts to show that Fichte in his "The Foundation of All Wissenschaftslehre",based on "the facts of empirical consciousness",did not really establish an "absolute I".On the contrary,Schelling's originality lies in the fact that he from the beginning and on the basis of conceptual analysis established the "I" as an absolute subject,and thus established the theory of "absolute self" for the first time.

  关键词:绝对自我/经验意识/事实/无条件者  absolute I/empirical consciousness/facts/unconditional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谢林著作集》的翻译与研究”(项目号:15JJD720002)。

   

  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谱系里,关于谢林和费希特的关系,通常流行的观点是:“早期”谢林(1794-1796)是作为费希特的追随者而进入哲学,后来才发展出自己的自然哲学和同一性哲学等思想,最终与费希特决裂。这个观点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人们基本上只是从谢林的自然哲学(以1797年的《一种自然哲学的理念》为起始)和随后的《先验唯心论体系》(1800)及同一性哲学(以1801年发表的《对我的哲学体系的阐述》为起始)出发,寻找他和费希特哲学的差异和分歧,同时认为谢林的早期著作仅仅是费希特哲学的复述和模仿,尚且没有展示出他自己的哲学思想的独立性和原创性。诚然,随着当代谢林研究的推进和深入,这个观点已经部分得到纠正,即人们已经认识到谢林哲学的源头的复杂性,比如柏拉图、波墨-厄丁格尔、斯宾诺莎等前人从一开始就对谢林产生的重要影响。①尽管如此,当涉及《论全部哲学的一个形式的可能性》(1794)、《论自我作为哲学的本原》(1795)、《关于独断论和批判主义的哲学书信》(1796)等具体的谢林早期著作的时候,人们又经常忘记了或仅仅在口头上承认这种复杂性,但实际上仍然简单地把这个时候的谢林看作是费希特的附庸。针对这种做法,本文试图从一个关键问题——在这里即关于“绝对自我”的问题——出发,表明早期谢林与费希特的哲学思考从一开始就确实存在着重要的差异和分歧。

  作为参照对象,我们在这里选取了费希特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Grundlage der gesamten Wissenschaftslehre,1794)和谢林的《论自我作为哲学的本原》(Vom Ich als Prinzip der Philosophie oder über das Unbedingte im menschlichen Wissen,1795)这两部代表性著作。从发表时间来看,谢林的著作要略迟于费希特的著作——这似乎已经为“早期谢林依附费希特”这一成见提供了事实依据——,但从真实的写作时间来看,费希特在1794年底的时候仅仅发表了《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的前半部分,其后半部分则是直到1795年4月才完成并于7月正式发表,而谢林已经在1795年3月完成并正式发表了他的《论自我作为哲学的本原》。②就此而言,谢林的哲学思考基本上是以与费希特平行的方式展示在公众面前。诚然,谢林在写作《论自我作为哲学的本原》的时候已经读到了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的前半部分。他在1795年1月4日给黑格尔的信中写道:“我读过它之后发现,我的各种预言没有欺骗自己。”③在这里,复数形式的“各种预言”(Prophezeiungen)一词表明,谢林在读到费希特此书前半部分之前,本身已经在和费希特同样的维度上思考诸多问题,并且预先,或者说至少是和费希特不谋而合,得出了一些基本一致的解决方案。再者,即使谢林在某些方面确实受到了费希特的影响,这或许也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充实了,而不是在根本上规定了谢林自己对相关问题的思考,而且两位哲学家的许多看似相同或相近的观点实际上也蕴含着重大分歧,比如关于“绝对自我”的观点即是如此。

  现在我们看看,两位哲学家是怎样提出并阐释“绝对自我”的问题。

  如果只是给出一些浮光掠影的概括,那么我们可以说,在上述两部著作里,两位哲学家都是把“绝对自我”树立为最高本原。但仔细审视的话,我们会发现,费希特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提出“绝对自我”,而是直到第三原理中间,才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相应地,费希特此前反复多次提到的“自我”,究竟是应当被默认为“绝对自我”呢,还是蕴含着别的什么意思,就成为一个有趣的问题。

  根据早先的《知识学的概念》(Begriff der Wissenschaftslehre,1794)的结论,知识学或真正的哲学的出发点应当是一个“绝对最初的、绝对无条件的原理”,④而这个原理应当表达出那个为人类知识奠定基础,同时绝不可能出现在意识(sc.经验意识)中的“本原行动”(Tathandlung)。和笛卡尔一样,费希特为了找到这个“不可动摇的根基”,首先抽离一切并非绝对确定的东西,最终找到“A是A”(A=A)这一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堪称无条件的命题——只要人们承认它是绝对确定的,就同时承认了有“绝对确定的东西”,以及人们有“绝对地设定某东西的能力”,至于这个绝对确定的或绝对地设定下来的东西,究竟是叫作“本原行动”呢,还是叫作别的什么,这些词语名称上的区分不是关键,真正关键的是它们所指的那个东西如何在实质上证实自己是绝对者。

  在费希特看来,命题“A是A”(A=A)所表达的并不是“A存在”或“有一个A”(否则这就是明显的独断论),而是“如果A存在,那么A存在”,一种绝对必然的联系或法则(X)。接下来,为了表明A和X毕竟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东西,费希特终于谈到问题的关键,也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自我”(“我”)⑤的概念,并做出如下推导:

  1)X至少是在自我之内,并且通过自我而被设定的;

  2)至少就那个联系X被设定而言,A和X一样,也是在自我之内,并且通过自我而被设定的;

  3)“A是A”(A=A)的意思是:如果A是在自我之内被设定的,那么A被设定了,或者说,那么A存在;

  4)因此X实际上表达的是:“我是我”,或者说,“我存在”(Ich bin)。⑥

  费希特在这里推导出“自我”的方式值得关注。我们发现,他之所以断定那个X是在自我“之内”并且“通过”自我而被设定的,理由仅仅在于,在命题“A是A”里,因为是自我在作判断,并且是按照一个法则(X)来判断——所以X是自我自己给予自我的一条绝对法则。很明显,这个“作判断的自我”(das uteilende Ich)只能是一个经验的、个别的、主观的自我,和笛卡尔所说的那个“在怀疑、在领会、在肯定、在否定、在愿意、在不愿意、也在想象、在感觉的东西”⑦没有区别。费希特自己也承认,“我存在”所表达的,不是“本原行动”,而是一个“事实”(Tatsache),确切地说,“经验意识的事实”。⑧在做这些推导的时候,费希特反复多次提到这个“经验意识的事实”,并且认为是它迫使我们把“我存在”看作是一个绝对确定的东西;与此同时,费希特不但宣称“我存在”是经验意识的全部事实的解释根据,甚至断定“我存在”本身又是“经验意识的最高事实”。⑨诚然,费希特的本意绝不是要停留在经验意识的层面,或满足于经验自我,把它当作最高原理,而是希望提升一个层次,把“我存在”解释为自我的一个“设定”活动(即是说“我存在”和“自我作出设定”是同一个意思),把它当作(经验的)自我意识得以可能的先验条件。但是,一方面说“我存在”是经验意识的事实(哪怕它是一个“最高”事实),另一方面又说它是经验意识的先验条件,甚至绝不可能进入经验意识之内,这本身已经包含着严重的矛盾。

  事实上,费希特提出“我存在”,是为了完成康德本人在《纯粹理性批判》里没有完成的先验演绎工作,把一个纯粹自我(或康德所说的“纯粹统觉”)真正作为原理而落实下来。但对费希特而言,这个自我一定是凌驾于自我意识之上或潜藏于自我意识之下的,总之不是一种自我意识,哪怕叫作“纯粹的自我意识”或“先验的自我意识”都不行。在这些地方,费希特特意批评了笛卡尔的“我思”理论。在他看来,笛卡尔的“我思”同样是“意识的一个直接事实”,⑩其意思是:“我思维着存在,所以我存在(cogitans sum,ergo sum)。”但这样一来,这里的真正本原其实是存在(我存在),而思维也不是存在的本质,毋宁只是存在的诸多特殊规定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别的许多规定。

  现在,费希特既然从经验意识的事实出发推导出自我(我存在),他也同样必须从经验意识的事实出发,通过同样方式的操作推导出非我。他提出:“既然对于命题‘非A不是A’的绝对确定性的无条件的承认已经确凿无疑地出现在经验意识的事实里,那么同样确凿无疑的是,一个非我被绝对地(schlechthin)设定为与自我相对立。”(11)虽然从质料或实质上来说,非我究竟是什么东西,取决于自我是什么东西,但从形式上来说,非我的存在却是不依赖于自我的,而这恰恰是因为,“非我不是我”这一命题同样拥有必须被“无条件承认”的“绝对确定性”。现在,由于从形式上看,自我和非我处于对立关系之中,而且取消任何一方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方都拥有绝对的存在),所以费希特不是把这个对立解释为不共戴天的矛盾关系,而是借助于“可分性”(Teilbarkeit)这一概念——它意味着可以从“部分”或“量”的角度看问题——将其解释为相互限制的关系,从而确保二者的共存。相关原理的表述是;“自我[1]在自我[2]之内设定一个可分的非我与可分的自我[3]相对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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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先刚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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