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哲学与历史哲学

　　如果一个思者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善？什么为真？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他是一个好的哲学家。如果一个思者能够告诉我们：历史上曾有哪些东西被认作是善的，或哪些东西被认作是真的，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他是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如果一个思者从历史上关于善和真的各种思考中获得了对善本身和真本身的把握，那么我们便可以认为他是一个好的历史哲学家了。

　　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牟宗三曾说王船山和黑格尔都不是好的哲学家，但却是好的历史哲学家。原因在于，他们“能透过一连串的历史事象，而直见有一精神之实体在背后荡漾着，故见历史直为一精神表现之发展史，因而历史之每一步骤每一曲折，皆可得而解，得而明。”他们“确见到创造历史之本原，据经以通变，会变以归经。”[①]

　　牟宗三的说法固然有其道理，但这里并不打算对它做出深究。之所以在这里引用他的说法，主要是想导出一个问题和一个回答。

　　问题首先是：一个好的哲学家也可以是一个好的历史哲学家吗？或者，一个好的历史哲学家也可以是一个好的哲学家吗？具体说来，胡塞尔可以算是一个好的哲学家了。但他也可能是一个好的历史哲学家吗？

　　下面的讨论是对胡塞尔后期历史哲学思想的一个追踪。这项研究的结果最终会导向对上述问题的一个可能回答。笔者在拙著《自识与反思》的“第十八讲·狄尔泰：历史－哲学中的‘自身思义’与‘理解’”中曾经分析过狄尔泰历史哲学思想中“历史”与“哲学”关系中的紧张与对立，本文可以被视作对此课题的进一步展开讨论。

　　二、 历史现象学的核心内涵

　　胡塞尔本人似乎并未使用过历史现象学的概念。运用“历史现象学”或“现象学的历史学”概念较多的是德里达[②]。胡塞尔所理解的“现象学的历史学”或“历史现象学”大致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相互蕴涵的内容要素，它们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更多是对同一个实事的不同角度描述：

　　1．历史现象学作为对历史先天结构的揭示

　　被牟宗三称作“精神实体”的东西，很可能就是在胡塞尔那里叫做“意义”的东西。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中有一段至关重要的历史哲学思想表述。仔细看来，它与牟宗三的上述说法是一致的：

　　“一切关于事实的历史学都始终是无法理解的，因为它们总是素朴地直接从事实进行推论，却从不将这种推论整体所依据的一般意义基础当作主题，也从不研究意义基础所固有的强有力的结构先天。只有揭示出处在我们的当下之中、而后是处于每个过去或将来的历史的当下本身之中的一般结构，并且总地说来，只有对我们生活于其中、我们整个人类生活于其中的具体历史时间的揭示，就其整个本质一般结构方面的揭示——只有这样一种揭示，才使真正的理解的历史学、明晰的、在本真意义上的科学历史学成为可能。这是具体的历史先天，它包纳了所有那些在已经历史地生成和正在生成之中的存在者，或者说，它包纳了所有那些在其本质存在中作为传统和传承者的存在者。”（Hua VI, 381）

　　这段论述表明：历史研究应当是对意义基础的本质结构的发生和展开的研究。这是理解胡塞尔后期历史哲学或历史现象学的一个关节点。[③]

　　一旦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和理解历史，分析和把握历史的本质，那么胡塞尔的历史思考实际上就不是在《危机》中才第一次得到表露，也不是在更早的《笛卡尔式的沉思》中，甚至连《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以及《逻辑研究》都不是，而是在他发表的首部著作《算术哲学》第一卷中。因为在那里他已经开始讨论起源和发生的问题。而且《危机》也并非他后期唯一一部讨论历史问题的著作：《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学》、《经验与判断——逻辑谱系学研究》、《被动综合分析》以及《主动综合》等等发表和未发表的文字，都可以被看作是这个意义上的历史学著作。

　　就此而论，胡塞尔不仅不是“非历史的”哲学家，而且甚至就是一个历史哲学家，或许是一个比狄尔泰更有“历史”感的哲学家，因为他不是像狄尔泰那样仅仅去占有已经构造起来的和历史传承下来的客观精神，而是还要进一步追溯它的原初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