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在近代思想史上被视为伟大的民主政治思想家，他关于民主政制建设的思想迄今是人们思考民主政制的宝藏。不过，目前学界仍面临一个理解卢梭的难题：卢梭的民主政治论究竟是着眼于实际的政制设计，还是仅仅纸上谈兵？换言之，卢梭究竟是要建造一个实际的民主政制，还是仅仅建造一个言辞中的民主政制？上述问题是我们进入本文的线索。

　　一、言辞与行动

　　我们记得，在柏拉图的《王制》(旧译《理想国》)卷二中，苏格拉底对一群爱好哲学的青年们说：“来吧，现在，我说，让我们从头建一个言辞中的城邦。看起来，我们的需要会把它建起来”(369d1)。[1](P46)这句话隐含着一个意思：言辞中的城邦是基于我们的需要。如此问题便来了：“我们”指谁？为什么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由言辞承载的城邦？言辞中的城邦有多少现实的可行性？最核心的问题是：哲人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推行由言辞制作的最佳政制？毕竟在这场关于最佳政制的讨论中，苏格拉底曾无奈地承认：在哲学成为统治城邦的主人之前，由于城邦与邦民皆生活在恶中，言辞中的城邦就不可能实现。(《王制》502a10-e3)

　　此外，当苏格拉底与其哲学伙伴意欲在言辞中建立一个崭新城邦时，正是基于年迈体衰的克法诺斯离场去照看祭祀这一前提。为什么苏格拉底要趁这位保守的老人不在场时建造言辞中的城邦？依照文脉来看，“我们”当然是指苏格拉底及爱好哲学的青年人，若着眼于西方思想史整体脉络，“我们”还是一小部分热爱智慧的政治哲人，平常百姓不会想这些不能果腹的大问题。从古希腊圣王梭伦开始，西方思想史上的先贤大哲对于完美城制的设想可谓代不乏人，对人类完美政治生活的设计仿佛成了少数哲人命定的任务。然而，与古典政治哲人的审慎节制不同，近代政治哲人对于完美政制的设想充斥着一种前所未有的乐观和自信。那么，隐藏古今差异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1517年，托马斯·莫尔在闻名于世的《乌托邦》(Utopia)①一书中再三提到柏拉图，并回应了《王制》中私产共有的问题。不过，比较《王制》与《乌托邦》，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两种迥然不同的情绪：古典哲人审慎节制的立法原则开始让位于近代哲人的乐观和自信。英国大文豪培根勋爵在1623年撰写了政治寓言大作《新大西岛》(New Atlantis)。②“大西岛”典出柏拉图的《蒂迈欧》(Timaeus)，由小克里提阿向苏格拉底转述了老克里提阿从祖辈那里辗转听来的、由古代圣王梭伦讲述的真实之事。③而在《新大西岛》问世一百三十五年之后，身处欧洲启蒙大潮之中的政治哲人——卢梭，似乎想要接续起某种已然中断的古典传统。他推进了莫尔、培根及其先辈哲人的思考，并试图推出一个崭新的政治构想。在莫尔、培根与卢梭之间出现了一些有趣且重要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暗中指向一个思想史上的重大问题。

　　由于莫尔、培根与18世纪的启蒙思潮的关系如此之紧密④，西方学界大多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莫尔的《乌托邦》、培根的《新大西岛》相提并论，从中辨析三种理想政制的异同。从卢梭在《致达朗贝尔的信》中⑤描述的洛夏岱尔寓言进入，或许更能接近我们要寻找的问题线索。(莫尔、培根不约而同采用了寓言故事的写作体例，)从分析卢梭的洛夏岱尔寓言对《乌托邦》和《新大西岛》中理想政制理念的承继与背离入手，由此进入西方思想史上的重大问题：完美政制是否可能。⑥这个问题首先是由柏拉图的兄弟格劳孔向苏格拉底询问过。苏格拉底回避了完美政制的现实可行性这一问题，他婉转地表明：哲人在言辞中建立的只是现实政制的一个理想范本，最乐观的状况是以最接近范本的方式去治理地上的城邦，而非复制一个完全相同的天上城邦。换言之，柏拉图—苏格拉底认为在城邦正义问题得到解决之前，言辞中的城邦不可能完全实现(《王制》卷五471c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