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新的突破，就必须同时超越“第三期儒学”狭隘的续统意识和“乾嘉学派”单一的研究方法，以实现价值中立和方法多元的观念性变革。所谓“价值中立”，就是要突破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之间地域的亲源情感和狭隘的功利关系，以尽可能冷静、客观的科学态度来分析传统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所造成的正面和负面的双重影响；所谓“方法多元”，就是要突破传统学术单一的研究模式，积极汲取外来文化和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尽可能开放的、多元的、全新的学术视角来重新审视和读解历史文献。只有综合地扬弃“国学”之传统理念并批判地引进“西学”的研究方法，我们才可能超越国学研究的古典境界；只有以现代人的立场跳出国学文本的历史境域，我们才能在这片古老的学术领域中获得新的精神成果。

　　“国学”，本意是指对于我国固有文化、学术的研究与整理，因而属于古典范畴。然而，随着时代的演进、社会的发展，这一研究和整理的对象虽并未改变，但在研究的态度和整理的方法等方面却可以、也应该达到一种新的境界。当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就曾指出：“我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而时至今日，也确有不少学者在积极地探讨所谓“新国学”的问题。

　　当然了，提出一个新的口号和达到一种新的境界，这之间毕竟还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尽管目前在“新国学”这一面宽大而驳杂的旗帜下，聚集了研究传统学术和传统文化的不同人物，然而就其学术背景而言，大约可分成两大派别：一派以光复“乾嘉学统”而自居，一派以延续“三期儒学”为己任。前者注重学术研究的求实精神，可说是现代意义上的“古文经学派”；后者强调学术成果的现实意义，可谓是现代意义上的“今文经学派”。前者在“我注六经”的传统影响下，容易做到“价值中立”，但却很难实现“方法多元”；后者在“六经注我”的传统支配下，容易实现“方法多元”，但却很难做到“价值中立”。

　　然而在我看来，要超越国学研究的古典境界，也就是说，要使“新国学”成为可能，就必须在自觉继承“乾嘉学统”和“三期儒学”的基础上，同时扬弃“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历史局限，以实现“价值中立”和“方法多元”的真正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