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尽管中西美学仍然处于由碰撞走向融通的过渡阶段，但是其基本走向已经日渐清晰，我们有可能对在现代化、西化与本土化的复杂纠葛中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加以总结。由于近现代东西方美学相遇，使美学从诞生于西方的一门地域性学科，向着普适性的方向发展，逐渐成为超越东西各自地域局限的国际性学科，用西方学者的话来说，这是美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①东方是一个复杂的政治、地理和文化概念，中国不能简单等同于东方，但是中国毕竟是有着悠久历史和广袤地域的东方大国，又是正在迅速崛起的后发展国家，中国美学的西化历程既具有中国自身的特殊性，又在非西方的后发展国家中具有某种典范性。中国美学的跨文化研究实践中，包含了中国美学对于世界美学的重要贡献。近些年来对中国美学西化的责难之声不断，否定中国近百年美学历史，试图为中国美学发展另绘蓝图，这是一种选择，但未必是好的选择。承认实践先于理论并优于理论，探索中国美学由混杂走向融通的西化历程的运作机制，努力建立相应的理论模型以推动新世纪中国美学的发展，在笔者看来，这是更为可取的选择。 

　　本土传统的重新激活 

　　如果说，在中国古代社会，印度文化在并不具备强势话语的背景下进入中国，中国美学领域出现了受因明逻辑影响的《文心雕龙》，受佛教影响的《沧浪诗话》，产生了“以禅喻诗”和“别才别趣”等美学观；那么，西方美学挟强势文化背景进入中国之后，中国美学西化无法避免，并因面临西化挑战而激活本土传统的某些方向和侧面，这是历史赋予的新的发展机遇。 

　　中国美学西化，首先是中国美学在中国本土范围内的西化，这是中国美学西化的主流。这种西化在三个层面进行，首先是学术体制的西化，这对中国现当代美学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中国古代有美学思想而没有美学学科，中国现代美学先行者赴西方学习，首先感受到的是西方学术体制对美学学科的支撑，从而援引西方学术体制，在中国建立了美学学科，并形成了美学理论、西方美学史、中国美学史等主干分支学科，中国美学工作者从此术业有专攻，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有了致力美学研究的栖身之地，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当代美学的发展，造就了中国美学研究的繁荣局面，并在世界美学格局中据有了一席之地。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及相关部门对于中国美学国际化的积极推动，中国美学工作者事实上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美学研究中的一支活跃力量，在各种重要的国际学术活动和学术机构中，都能见到中国学者的身影。这个层面的西化国内学界通常不持异议。 

　　中国美学西化的第二个层面，是学术话语尤其是概念范畴的西化。由于西方美学在美学学科的创建和发展中扮演了先行者的示范作用，中国学者仿效西方美学而建立中国美学学科，其核心的理论命题、概念范畴均来自西方美学，即使是中国传统的美学概念，也往往采用西方美学术语来加以阐释。当我们建立中国现当代美学理论的时候，因为西方美学话语并非个别孤立的概念，而是完整自足的一整套话语体系，中国古代美学的一系列概念范畴难以直接进入其理论体系之中，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概念范畴大多退出了历史舞台。尽管国内有的美学教科书强行将“意境”、“意象”等个别中国传统美学概念塞入其中，但因不是这个话语体系逻辑推演的结果，显得勉强而生硬。这给中国美学发展的历史连续性以极大的震荡。国内学界对这个层面的西化抨击最为激烈，一些学者据此认为中国古代美学与现当代美学之间发生了断裂，中国现当代美学已丧失其民族性格。 

　　真理是具体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现在除了中国美学史研究领域外，中国古代美学的许多概念范畴，在美学理论与艺术批评中已经很少或不再出现，这是事实。但是这里至少存在着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情况是，为了适应在西方美学话语支配下的中国现当代美学理论，一些中西美学相通或相近的核心命题，中国传统美学概念在提法上作了某些修改，但其基本内涵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美学历史发展连续性还是很清楚的。从孔子的“诗可以怨”，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到鲁迅认为文艺“是匕首和投枪”，再到毛泽东强调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第一”，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提法不同，内容有异，但是强调文艺的现实政治作用的内在思路还是一以贯之。在当今国内各种美学和艺术理论教科书关于文艺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美感作用的阐述中，我们很容易辨别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诗者，持也，持人情性”(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等传统美学思想的浓重投影。认为中国现当代美学已经全盘西化，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已经进入博物馆，这种看法贬低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生命力，也并不符合事实本身。 

　　另一种情况是，中国美学自身需要与时俱进。不能指望中国古代先贤创造的概念范畴数百年乃至千年之后，还足以一劳永逸地充分满足我们的需要。任何一种传统，如果它是有生命力的，就必然处于不断的创造性发展之中，中国美学也是如此。从中国古代诗文处于正宗，到中国现代小说戏剧占据主流，到当今中国影视文艺和消费主义风靡大众，“风骨”、“神韵”、“意境”等概念范畴已难居中国美学主流，我们需要建立与当今时代相适应的概念范畴系统。由于全球艺术与文化的互动性日趋增强，共同面临的问题日益增多，援引西方美学的既有概念范畴如“环境美学”、“身体美学”、“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来阐述中国当下的文艺生活与审美文化是必然的选择。事实上，来自西方的美学概念范畴，并非像某些论者所说的那样妨碍或是危害了中国美学的发展，相反，它们刺激着中国美学工作者探索新现象、解决新问题，努力建构与时俱进的概念范畴和话语体系。正是得益于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美学资源，李泽厚等人建立了实践派美学等属于中国当代而不是古代的美学流派，并逐渐为国际美学界所了解。 

　　中国美学西化的第三个层面，是话语方式的西化。这个层面的西化往往为我们所忽略。实际上，这个层面的西化更为根本和深刻，因为话语方式乃是我们赖以观察现象与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西方美学话语方式的一个显著特点，可以表述为“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逆向性的否定性继承比较突出。“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高足弟子。拿他和柏拉图来比较，他是既批判师说又继承师说的。其中批判的部分远比继承的部分重要”②，亚里士多德是欧洲美学思想奠基人，他的话语方式在西方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在康德和黑格尔之间，在杜威和比厄斯利之间，他们各自的美学理论个性差别是显著的。西方美学话语方式的另一个特点，是强调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对美学问题进行冷静客观的科学分析。西方艺术与科学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在西方艺术家看来，“没有科学，艺术什么也不是”③，“希腊罗马美学具有数学性”④，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是范例。亚里士多德写成了欧洲第一部逻辑学著作《论工具》，他的两部美学名著《诗学》和《修辞学》中，“用的都是很严谨的逻辑方法，把所研究的对象和其他相关对象区分出来，找出它们的同异，然后再就这种对象本身由类到种地逐步分类，逐步找规律、下定义……这就替文艺理论建立了科学分析的范例”⑤。西方美学的这种通过精密的逻辑推理以寻找艺术规律的方法传入中国之后，成为中国现当代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中国现当代美学体系具有比较显著的西化外观，对中国美学传统的顺向继承比较薄弱，但是我们在应对西方美学强势话语挑战时，西方美学话语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最终建立了属于当代中国的实践派美学。这个体系确实不是中国古代美学的自然衍生物，而是和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德国美学思想资源更为接近，这个西化框架本身需要辩证理解。它既包含了与我们传统美学思想差异甚至冲突的一面，又包含了美学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学科所具有的共同规范的一面。这个体系对于中国当代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近年来国内关于实践派美学的论争不断，但是迄今尚未出现学界公认的足以取而代之的新学派。 

　　中国古代美学的话语方式的特点，一方面是以顺向性的肯定性继承为主，叛逆和否定性的精神薄弱；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美学话语方式“不太注重语言抽象分析和逻辑思辨，缺少理论系统性”⑥，古代中国学者没有建立美学体系的自觉意识，往往以直观的鉴赏、意象式的抒情性品评为主，不注重逻辑思辨的展开和理论体系的建构，这在中国古代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批评样式如诗话、词话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西方美学冲击下，我们有了强烈而自觉的建立美学体系的意识。但是我们没有把理论的逻辑贯彻到底，在多样性和统一性之间，我们往往没有意识到，我们实际上采用了双重标准。当我们面对西方美学强势话语的时候，我们强调的是中国美学的独特面貌，主张世界美学应当具有文化多样性，而当我们面对中国美学自身的时候，一种大一统和标准化的模式则占据了支配地位。我们长于中西美学史研究而弱于建立独立的美学话语体系，国内学界往往归咎于西方美学文化殖民的结果，其实换一条思路，这恰恰是中国美学自身传统话语方式影响的结果。 

　　我们在大力强调中国当代美学要具有“中国作风”、“中国特色”的同时，理论研究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更具体地说，是理论形态应有的千姿百态和研究者所独具的学术个性，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我们往往以意识形态的国家属性取代了美学研究者的个体属性。对照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阿多诺等各具特色的美学理论，我们不难感受到这一点。“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共性只能包含于个性之中，美学研究是建立在学者具体的学术个性的基础上，还是置于抽象的国家本位的基础上，中国美学是整齐划一的固定模式，还是闪耀着五颜六色的光芒，我们对此还缺乏自觉的理性思考，这在客观上压抑了美学研究者的个体创造性，限制了中国美学的发展空间。随着世界美学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分析美学、环境美学、生活美学等理论流派的进展，以及对中国古代美学多样性和中国各民族多元美学传统的重视，在上个世纪中后期国内比较封闭的情况下我们建构起来的美学本质主义话语，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在多元化语境中重新建构复数的中国美学势在必行。 

　　中国美学的异域西化 

　　中国美学西化其实并不局限于中国本土。文化传播通常不是对等的，但也不是单向的，而是互动的。西方美学如滔滔巨流涌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美学的涓涓细流也汇入西方。如果说强势西方美学进入中国尚且不可避免地中国化，那么处于文化弱势地位的中国美学传到西方世界之后，也必然会随之改变自己的存在样态，以利于西方学界的理解和接受，这是中国美学在异域的西化。由于语言的隔阂、出国不便、学术资料搜集相对困难、中国美学在西方隐而不彰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这种西化还有待于我们加以梳理和研究。这对于中国美学走向国际美学界，更有效地参加国际美学话语建构，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20世纪前期，西方美学权威杂志是德国学者德索(Max Dessoir)创办的《美学与一般艺术学杂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学者门罗(Thomas Munro)创立《美学与艺术评论》杂志，取代前者而成为20世纪中后期西方美学权威杂志。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东方文化逐渐引起西方学界重视。1952年12月《美学与艺术评论》率先推出“东方艺术与美学”(Special Issue on Oriental Art and Aesthetics)专号，其中印度美学的分量远多于中国，兰开斯特(Clay Lancaster)的《理解印度与中国绘画的关键：亚梭哈拉的“六肢”与谢赫的“六法”》是仅有的一篇涉及中国美学的文章。 

　　1965年美国的《美学与艺术评论》秋季号再次推出“东方美学”(Oriental Aesthetics)专号，中国美学占据了更大比重，地位明显提升，该期杂志主旨是主张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西方美学基础上，建立共同美学理论。马克斯·勒尔(Max Loehr)撰写了《中国绘画史的基本问题》，爱德华兹(Richard Edwards)撰写了《沈周与文人传统》。门罗(Thomas Munro)在《美学的东方传统》中明确提出具有普遍性的艺术规律，应当建立在西方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东方的陆机、婆罗多(Bharata，古代印度梵语戏剧论著《戏剧论》的作者——引者注)等人的著作基础之上。阿奇·巴姆(Archie J. Bahm)则在《比较美学》一文中，明确提出要在印度、中国和西方三个主要的文明漫长、复杂而斑驳的历史中展开比较美学研究，认为尽管艺术形式、艺术史和美学理论具有多样性，但是“贯穿其中的共同性的东西是能够找到的”⑦。 

　　门罗1965年出版了《东方美学》(Oriental Aesthetics)，这是第一部系统论述东方美学的专著，侧重于远东美学。作者讨论了西方学界对东方美学和艺术的兴趣日益增长，论述了印度、日本和中国的美学与艺术理论，并与西方美学进行了比较研究。书中设有“对中西音乐、小说、戏剧的比较”、“中国传统绘画理论”、“中国文学理论”“中国、日本、印度美学理论比较研究”等章节，并专设了“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的本土与外国传统(Native and foreign tradi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aesthetics)”一章，对蔡元培、朱光潜、蔡仪等人的美学研究，中国五六十年代对美学民族传统的否定和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曲解，以及当时中国一些极左文艺政策等，均作了扼要评述。这些论述尽管极为粗略，但是在西方学界较为系统地研究中国美学的论著中，是有见地的，也是有开拓性的。 

　　门罗的出发点是要建立超越地域局限的普遍主义美学。根据西方经验提升的西方美学，作为美学的普遍原理而运用于世界，门罗是不满意的。他认为应当在综合东西方美学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建立普遍的美学理论。门罗认为，“美学作为一门世界范围的学科应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之上，美学观念应当来自世界各地的主要艺术生产区域。东西方美学之间的分歧应得到有效弥合”⑧。这实际上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即要用包括中国、日本、印度等东方美学来改造和拓展西方美学，有效扩大西方美学理论的适用范围，这将导致两个方面，西方美学将趋向东方，并在某种程度上东方化，与此同时包括中国美学在内的东方美学，在被西方观点阐释和接受的过程中，也将不可避免地西方化。后来的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美学时，大多延续了门罗的普遍主义立场。 

　　如果说，门罗等早期研究者更多地是依据中国美学著作的英文译本进行研究，那么，后来的中国美学研究者更多地是直接依据中文进行研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中国文论读本》(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初版于1992年，是他在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讲授中国文学理论期间亲自动手编选的。该书选有《诗大序》、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严羽《沧浪诗话》、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叶燮《原诗》等，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由于中国古代美学强大的文学中心主义，以及缺乏西方严格意义上的哲学美学传统，所以中国古代文论名篇实际上就是美学经典。宇文所安本人对这些经典名篇的翻译和评论，在该著中占据了很大篇幅。宇文所安采用的形式是：一段原文(中文)，一段译文(英文)，然后是逐字逐句地解说和对涉及问题的评述，仅以时间为线索将貌似互不关联的文本连贯起来。乐黛云对此予以充分肯定，认为是有效沟通中西，通过中西美学“双向阐发”而“产生新思想、新建构的门径”⑨。 

　　刘若愚(James J. Y. Liu)在1975年出版的《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中，借鉴了艾伯拉姆斯(M. H. Abrams)在《镜与灯》(The Mirror and the Lamp)中关于艺术作品四要素即作品、艺术家、宇宙和观众的理论框架，改造为作家、作品、读者和宇宙，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分成六种文学理论，分别称为形上论、决定论、技巧论、审美论以及实用论”⑩。刘若愚因此在中国大陆学界屡受批评，被认为是按照西方模式肢解了中国材料。其实这些批评过于苛刻而不切实际，刘若愚指出，“这些类目并非由演绎建立，而是归纳发现的”。在刘若愚1962年出版的《中国诗艺》(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中，就有关于诗歌的道德建构与社会评论、诗歌作为自我表达、诗歌作为文学练习、诗歌作为沉思等观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刘若愚归纳发现的发展过程，并非对西方理论的简单照搬。只是《中国诗艺》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中国古典诗歌鉴赏读本，而《中国文学理论》更富美学意味。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比宇文所安《中国文学读本》更富哲学意味。任何认识都是从已知延伸到未知的过程，刘若愚将分散的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经过这种方式进行体系化建构并和西方主流范式对接之后，更易于为西方学界接受。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李泽厚的《美的历程》(The Path of Beauty: A Study of Chinese Aesthe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华夏美学》(The Chinese Aesthetic Tradition, trans. by Maija Bell Samei,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0)和《美学四讲》(Four Essays on Aesthetics: Toward a Global Perspective,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6)等著述，陆续被译为英文等数种语言在国外出版。李泽厚的美学思想，是西方美学影响下的中国美学的创造性发展，又传入西方学界。这些美学著作的特点在于，既包含了研究中国古代美学的专门性著作，又有自己独立建构的理论体系，李泽厚本人则是中国当代美学的领军人物。李著在西方旅行包含了太多令人深思的东西。 

　　2010年出版的美国权威文艺理论选集《诺顿理论与批评文选》第二版(Vincent B. Leitch 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2010)，收录了李泽厚《美学四讲》中的《形式层与原始积淀》(The Stratification of Form and Primitive Sedimentation)。这套文集选取自古希腊的柏拉图直至当代的诸家，李泽厚是入选的第一位中国学人。这传达出西方主流学界的另一种价值取向，即不同于当今国内学界流行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流俗，而是认为中国当代美学的独创性成果，有着不同于乃至胜于中国古代传统的特殊重要意义。 

　　西方学界把李泽厚作为“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直是中国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八十年中国‘文化热’中的重要领军人物……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治康德的杰出学者”(11)加以介绍，并赞扬他采用中西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美学。李泽厚的“积淀”(sedimentation)、“自然的人化”(humanization of nature)和“人化的自然”(naturalization of humans)、“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的双重人化”(the humanization of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nature)等重要概念，逐渐为西方学界所了解。当国内一些学者对中国现当代美学采取虚无主义态度的时候，西方主流学界以其异域眼光，将李泽厚为代表的中国当代美学新传统纳入其中，这对于我们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参照。 

　　刘若愚的《中国诗学》(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于1962年出版，被誉为“西方语言世界中关于这个主题的第一本著作”(12)。据宇文所安自述，当他在1980年开始动手编辑《中国文论读本》之际，该领域的西语著作尚不多见，而当他1992年出版该著时，相关西语著作已是数不胜数了(13)。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学界逐渐意识到该领域研究的重要性。1988年江苏教育出版社推出了王晓平、周发祥、李逸津《国外中国古典文论研究》，该著是“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书系之一，梳理了中国古典文论在日本、朝鲜、越南、苏俄、西方等国家和地区的传播与影响，这是国内关于该领域较早的论著，其中日本等东方国家占据了较大篇幅，西方部分其实内容不多。 

　　1997年上海学林出版社推出了黄鸣奋《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该著首次使用因特网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进行外文检索，以中国古典文学为研究对象，但研究范围限于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作者分门别类地评述了英语世界中中国古典散文、古典诗歌、古典小说、古典戏剧等的传播情况，也将古代文论作为其中附属组成部分加以评述。2000年成都巴蜀书社出版了王晓路《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该著在前两部专著的基础上，进一步缩小范围并拓展深度，将选题集中于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的流变，该著的主要价值在于“首次全面梳理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就以北美为中心的西方汉学界对中国文论的理解、阐释以及方法作出介绍”(14)，尽管书中某些问题存有争议，但是该著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英文学术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有明显推进。 

　　当今全球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学术文化的全球整合已是大势所趋，中国美学在西方学界的传播与西化，已经成为我们研究中国美学的重要参照，进而影响到国内美学研究的发展。中国美学在中国本土和在西方的两种西化，呈现出同源异质的特点并日渐走向合流。“美学的主要对象一直是侧重文艺理论”(15)，这里说的文艺理论应包括文学理论和艺术理论。国内为数不多的研究论著主要集中于中国文学理论在西方学界的传播，对于绘画、音乐等相关领域的中国美学思想在西方的流变涉及不多。即使对于中国文学理论在西方的流变，我们也主要以资料的梳理见长，而对西方美学产生了何种影响，以及中国美学在本土和在异域西化的异同比较，进而提升出比较美学的普遍结论，甚至是研究资料的进一步搜集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拓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