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的建设已经有了丰硕的成果，在美学领域，出现了认识(反映)论美学、实践(主体)论美学和生产论美学等有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模式，与之对应，在文艺学领域也出现了认识(反映)论文艺学、主体论文艺学、生产论文艺学等有影响、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式。综观这些美学和文艺学理论，尽管各自突出的因素不同、观点也有差异，但其哲学基础却基本上是相同的，那就是尽人皆知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基本生产构成的理论模式，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话说即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82

　　蔡仪先生的认识论美学自然不用说了，就是80年代以来在中国美学界颇有影响的李泽厚先生的实践论美学也是如此，这一点在他关于康德哲学的研究性著作《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就已经清楚地表现出来了，它构成了作者批判性清理康德哲学遗产的基本理论视角和立场。而这本书中表达的哲学视角和立场正是李泽厚先生实践论美学的理论基础。一直到最近出版的《历史本体论》中，李泽厚先生的基于产食活动的历史本原观还一以贯之，他依然认为人类基于衣食住行的需要而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历史的基础，在这种“生产——生活”活动即“实践——实用”活动中，人类掌握和认识的关于自身——工具——世界三者关系的“度”，乃是人类历史本体论的“第一范畴”[2]2～3。建立在这种以物质生产为内涵的实践哲学基础上的实践美学和主体论文艺学，自然也必定要在“物质(实践)——精神”的社会结构框架中解释和描述人类的审美、艺术和文学现象了。李泽厚先生“实践本体论”中的“实践”的核心内涵是物质劳动，其“历史”的核心内涵也是以物质生产劳动为基础和主体的历史，因此，其产生于这种历史中的“主体”在根本上也是一种建立在物质劳动基础之上的实践理性主体。

　　而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大量引进，“西马”的生产论美学和文艺学获得了国内学者的重视，开始有学者从社会生产角度来描述和解释审美与文学艺术现象。但中国学者对西方生产论美学和文艺学是有所择取和改造的，例如法国学者马歇雷的艺术生产理论主要致力于从社会意识形态生产角度解释文学艺术生产现象，并不强调“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即“经济——精神”的大框架，甚至他是在有意淡化和摆脱这个大框架，因为深受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影响的马歇雷，本来就对经济基础决定论不太感兴趣。但生产论文艺学在中国的基本框架却是不一样的，中国学者依然是在“经济——精神”二分的大框架中来描述文学艺术现象的。这个特点在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国内目前从生产论视角编写的文学理论教材中，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影响最大，使用者最多，覆盖面最广，因此也最有代表性。该书第二编“文学活动”是关于文学本质论的，在全书中具有统摄和基础的地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教材编写者的基本见解和思路是：根据众所周知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有关表述，将人类生活(生产)活动基本划分为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意识形态)生产活动两种，文学活动属于后者的一个部类，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活动，即一种显现在话语含蕴中的审美意识形态生产活动，这种生产活动归根到底基于物质生产活动并被后者制约和决定。而根据马克思关于经济生产的基本因素和环节的有关论述，以及艾布拉姆斯关于文学四要素的认定，《文学理论教程》作者将文艺生产活动的过程区分为四大环节：对象(世界)——产品的创造活动——产品(作品)的构成要素和特征——产品的消费和接受活动，由此构成一个文艺生产的流程，并以此为全书基本框架对文艺生产的各个环节分别进行描述和探讨。不难看出，《文学理论教程》的“活动论”就是“生产论”，而人类生产又基本只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种，后者产生于前者基础之上并受制于前者，这是全书的理论基础[3]。

　　因此，在当代中国，不管是反映(认识)论美学与文艺学、还是实践(主体)论美学与文艺学、抑或是生产论美学与文艺学，其理论基础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区别只在于切入和运用这种理论框架的角度不同，而对这个理论框架本身，则基本是没有异议的。但我认为，正是这个哲学基础的认定可以重新讨论。我在此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人类生活活动如果表述为生产活动的话，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全面描述社会生产的有关论述中，社会基本的生产活动有几种？二是除了经济生产外，其他生产活动对审美和文学艺术的影响如何？这两个问题对所有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础建构的美学和文艺学体系都是具有基础性的，对它们的不同回答必定会影响到对文学生产活动的整体描述和判断。

　　一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些经典表述中，人类最主要的生产活动确实被表述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种活动，并且强调前者对后者的决定性作用。这些表述也构成了以后苏东和中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述中国当代各种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的理论基础就是以此为依据的。但对人类生产活动的这种二分式描述即使在当时看来也是极度简化了的，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了特定的理论任务而作出的，不能当成是对人类生产活动的全面描述。马克思、恩格斯在一些论文、谈话和通信中都对这种经济决定论的简单社会构成模式进行过更正和提醒，这是学者们已经多次指出的事实，因其众所周知，为节省篇幅，兹不一一征引，只引出下面三处特别重要的论述以作为本文重新讨论问题的依据。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就明确地说，除了物质生产外，“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形式，并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4]78。这里，“家庭”就是恩格斯晚年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的“种的繁衍”的形式之一，代指的是种群生产(即“种的繁衍”)，而“国家”则是社会的权力系统和权力形式之一，代指的是权力生产，社会的权力体制、结构和关系的产生和改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经常用“政治”或“国家机器”的概念来部分地(而不是全部地)表述的那个领域，说到底，也是一种社会生产活动及其产物。其余如宗教、法、道德、科学和艺术等等，则属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范畴，属于精神生产的领域。因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手稿》中表述的社会生产的基本领域，全面理解实际上有四个方面，也就是说，如果从社会生产角度来描述社会构成，基本可以将社会生产描述为物质生产、种群生产、权力生产和精神生产四大领域。

　　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中，则把人类社会基本活动描述为三个方面，即物质生产活动本身、已经满足的需要及其活动和工具引起的新的需要、人本身的生产活动及所导致的社会关系。并且指出，这三种活动并不存在先后关系，而是从最初的人类历史出现时就有的共时地存在着的社会的三种基本因素：“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三者就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4]34他们还特别指出，“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的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是三种活动中重要的一种，而且具有基础的意义[5]34。因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联系”[5]24～35。而人自身生命的出现，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物质生产，也不能归结为精神生产(尽管与它们尤其是物质生产有密切关系)，是它们不能替代的。在这里，除了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生命生产的内涵和外延比较明确外，“已经满足的需要及其活动和工具引起的新的需要”的外延和内涵不太明确，根据上下文和有关论述，大约可以理解为是包括了扩大再生产和建立在物质生活需要满足基础之上的其他社会活动，例如社会的权力生产和精神生产等。

　　在这以后，马克思恩格斯为了批判当时具有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本末倒置的历史观，也为了为社会革命提供理论依据等多方面的理论和现实需要，在上述四种生产中特别突出了对物质生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对人类社会的决定性作用，这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但必须指出，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特别强调社会经济生产活动重要性的时期，他们也不断地提醒人们，他们自己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者，不断提醒人们历史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结果。到恩格斯晚年，还受已经逝世的马克思之托，撰写了著名的论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这篇论文中，恩格斯明确指出，除经济生产外，“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笔者命称为“种群生产”)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产活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分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6]2这其实是回到《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有关表述中了。我们应该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关于两种生产的基本见解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经历了一生的理论探索后对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本原论的最后确认。当然，这种确认还不彻底，仍然有待深化，因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一生中最主要的时间里坚持的经济决定论历史观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仍然存在，这突出体现在恩格斯仍然从经济生产的角度来解释人自身生产的历史和变化的选择上，因此，关于两种生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视野仍然被纳入了经济决定论的旧框架，不过，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两位创始人思想中超出经济决定论的新因素。

　　这样，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全面考察人类社会生产构成时的有关论述，可以确认，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类社会生产的全面描述应该是物质、种群、权力、精神四种生产，而不是物质、精神两种生产。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确认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可以区分为这四种，一些人类学家在对人和人类生活构成进行描述时，也几乎有相同的见解。例如德国哲学家兰德曼在他的《哲学人类学》中，从人类的基本原欲角度描述人类生活的基本构成特征时，就明确指出，人类的基本原欲有三种，即物欲、性欲和权力欲，它们对人类生活的决定性作用分别由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尼采三个天才的哲学家深入地予以揭示[7]122～132。兰德曼这里说的三大原欲，正是导致社会物质生产、种群生产、权力生产的人类学基础，而精神生产则是在这三种基本的生产基础之上发生和进行的。

　　那么，这四种生产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如果根据上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有关表述，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行的，属于同一个层级的，因为它们是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的。如果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经典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概要表述，则这是一个线形累进的层级结构，物质生产是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产生了社会的权力结构，最上面，则是社会精神生产各部类。在这个层级结构中，没有考虑种群生产(即“种的繁衍”)，如果根据他们关于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体的存在这样的判断，似乎可以认为，比物质生产更具有基础性地位的是人类的种群生产活动，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则认为物质生产和种群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生产活动，似乎是并列的。可以这样理解种群生产在社会生产结构中的地位：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活动，因此，与其他社会生产的关系也非常特殊。其特殊性在于它的二重性。第一重关系是，从人类与其他物种的一般关系和规律来看，所有物种的一切活动归根结底都是种群为了自身的保存、繁衍和发展而展开的，都可以认为是种群生产活动。因此，人类这里包括物质生产、权力生产和精神生产在内的所有生产活动，归根到底都统属在种群生产活动之中，都是人类为了自身的保存、繁衍和发展而进行的活动，其他三种生产活动与种群生产活动的关系是属种关系。第二重关系是，从一个共时角度看，人类自身的各种活动构成中，种群生产活动只是四种基本的生产活动之一，它并不能包容或替代其他社会生产活动。在这重关系中，种群生产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表述的，是与人类的物质生产并列的具有基础意义的一种生产活动。社会的权力生产和精神生产活动都是建立在这两种生产活动基础之上的。

　　不管是属种关系、层级关系，还是并列的关系，可以认定，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这两种生产在人类生产活动中具有基础地位。而实际上，兰德曼将权力欲望也纳入与物欲和性欲并列的三大原欲，从人类发展历史来看，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尽管马克思主义明确地将社会的权力结构和设施纳入上层建筑的部类，认为它们是受基础决定和制约的，具有继发性特征，不具有原发性意义，但考察动物社会和人类社会，我们将会发现，实际上，在所有群居性动物中，权力结构和关系都是必不可少的，包括人类在内的群居性动物只能在某种特定的权力结构和关系中才能有序地生存，不然这个群体将会崩溃，任何活动都无法正常地展开和进行。这一事实意味着，权力关系和结构的生产，绝不是在人类社会这里才开始和具有的，人类在动物时代早就已经在进行这种生产活动，因此，它对人类社会不是继发性现象而具有原发性意义，从人类行程开始之时到人类行程终结之日，权力生产活动将一直存在，人类任何时候都只能在特定的权力结构中生存，社会只能在特定权力结构中运行，不能设想没有权力结构和关系的人类社会。我们可以说，权力生产在人类这里(其实在动物那里也一样)具有核心的地位，它对其他生产领域具有强大的渗透力和制约力，其他所有生产活动都只能、也一定必须在某种权力结构中进行和展开，并受它影响和制约。因此，如何生产、谁来生产、生产怎样的社会的权力关系和结构，就成了人类社会生活最重要的问题和内容之一。

　　尽管物质生产、种群生产、权力生产之间的关系是层级性的还是并列性的，可能存在不同看法，但这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三大类生产活动大约是不难确认的，这三种生产活动构成了人类最基本的生活内容，第四种生产活动即审美和文艺所属的精神生产活动是在它们的基础之上产生的，因此，也必定与它们在内容和形式上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文学艺术的基本方面只有在与它们的联系中才能得到全面而合适的解释与描述。而且，如果接受文学活动面对的是整体性的人类社会生活这样的观点，那么，从文学面对的对象这个角度考察，这三种生产究竟是层级性的还是并列性的，那并不太重要，关键是由这三种生产所构成的人类生活是审美和文学生产活动的共同基础，具有重要的地位。正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当代各种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我感到，它们的理论基础都存在重要甚至是根本的缺陷。确认社会的生产是四种而不是两种，这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