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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理解《资本论》中的正义问题
2020年11月20日 10:24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李佃来 字号
2020年11月20日 10:24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李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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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资本论》所可以开显出的理论议题中,正义问题占有一个十分关键的位置。我们今天全面理解和阐发的《资本论》中的正义问题,对《资本论》之当代意义的生动展开,以及对马克思政治哲学之研究的纵深推进,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是否能够达到对《资本论》中的正义问题的全面理解和阐发,则有赖于对三个问题的解答:一是为何要从《资本论》的叙事结构来理解正义问题和马克思的正义思想?二是马克思为何在《资本论》中认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是一种“正义”关系?三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正义的解析究竟有没有推进和超越现代西方正义理论?对这三个问题的解答表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和正义理论既有一个与西方通行的规范性政治哲学相对话的维度,又与后者存在根本差异。阐释和评价马克思政治哲学和正义理论的有效范式,只能是唯物史观的范式。作为一个有关正义问题或包含正义问题的文本,《资本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从唯物史观的思维视野出发,将对正义的规范性阐释,建立在了对现实历史的把握之上,或者将一个“建构性”的规范问题,转换为了一个“批判性”的历史问题。

  关键词: 马克思;《资本论》;正义

  来 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103);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 人才自主项目(2018)

  作为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复合式”文本。作为一个“复合式”文本,《资本论》所蕴含的博大精深的思想要义,是可以从多种视角来加以挖掘和解读的,而政治哲学就是一个极其重要同时也是富有成效的视角。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来解读《资本论》,我们需要把握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作为当代政治哲学之基石的正义问题。可以说,在《资本论》所可以开显出的理论议题中,正义问题占有一个十分关键乃至具有轴枢意义的位置。在今天,全面理解和阐发《资本论》中的正义问题,无论对于《资本论》之当代意义的生动展开,还是对于马克思政治哲学之研究的纵深推进,都具有不可否认的重要意义。而要全面理解和阐发《资本论》中的正义问题,我们则需要在逻辑上依次回答三个深层次的问题:一是为何要从《资本论》的叙事结构来理解正义问题和马克思的正义思想?二是马克思为何在《资本论》中认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是一种“正义”关系?三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正义的解析究竟有没有推进和超越现代西方正义理论?

  一、为何要从《资本论》的叙事结构来理解正义问题和马克思的正义思想

  将《资本论》与正义关联起来,进而在这个文本中理解马克思的正义思想,直观地看,是与人们的直觉和习常见识相违背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人们的直觉和习常见识中,正义是一个伦理的、政治的问题,而《资本论》却是一个经济的文本。将一个伦理和政治的问题还原和安置到一个有关经济的文本中,不仅对于这个问题的考察来说收效甚微,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发生了最直接的冲突。借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拉萨尔主义时的话说就是:“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1] (P436)然而,我们要立即指出:这样的观点虽然看似是有理有据、无懈可击的,但它却只是一个停留在问题之表层的皮相之见。

  在《资本论》中理解和阐发正义问题,在学术史的意义上,是对“马克思与正义”这个在英美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争论了近半个世纪的“难题”的一种可能性解决。英美学术界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之所以提出并聚焦于“马克思与正义”问题,在相当大的意义上,是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之后所形成的巨大效应在马克思研究中的一个体现。这便意味着,英美学术界在马克思研究中所植入的“正义”,追根溯源,乃是一个在罗尔斯语境下凸显出来的政治哲学概念。众所周知,在罗尔斯的语境下,正义被先在地界定为一种制度德性。正义作为一种制度德性,实质上指的是对整个社会的分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伦理规范和法则,而非指代马克思所讲的社会生产关系。如果紧扣罗尔斯对正义的这个界定,我们自然没有理由在《资本论》的叙事中来理解正义问题以及马克思的正义思想。不过,一旦把罗尔斯所讲的正义在思想史的维度内追溯到其源头,我们就会发现事情是全然不同的。

  正义在罗尔斯的辩护体系中,不是一个独立自成的价值,而是一个“构成性”的二阶价值。作为二阶价值的正义所要最终辩护的,则是每一个人的权利。这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的篇首开宗明义地指出的:“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整个社会的福利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所以,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公民的各种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2] (P3)由此可见,权利不仅不是外在于正义的价值,而且在正义概念中占有一阶价值的位置,是正义概念的前提和基石。如果我们据此而将正义概念还原到权利概念,或者说从权利来赋予正义概念以实质性内涵,那么就很容易发现,正义问题并不是由罗尔斯所代言的当代政治哲学的专有问题,而是潜含在近代以来的规范性政治哲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虽然只是到了罗尔斯,“正义”作为一个政治哲学的术语和范畴,才被人们广泛地使用。概括地说,这个潜含在近代以来的规范性政治哲学中的正义问题,也就是一个关涉到如何为权利这种现代价值作辩护的问题,权利乃是这个问题的内核。

  在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史上,最早为权利进行辩护的哲学家,是霍布斯、洛克等契约论者。在契约论的框架下,权利被证立为一种先验的、可直接作为推理前提的自然法或自然权利。不过,自然法或自然权利只是以洛克为代表的契约论政治哲学家为权利作辩护的一种手法,这并不真正意味着权利是先于现代人的生存经验的东西。进而言之,权利之所以成为现代人所重视的价值,从而也成为洛克等政治哲学家所着力辩护的对象,是与现代人的生存经验的塑造分不开的。这个生存经验的最重要社会前提,就是现代商品社会或现代市民社会的形成与不断走向成熟。可以说,正是现代商品社会或现代市民社会的形成与不断走向成熟,才为权利的凸显奠定了最坚实的社会历史基础。如果在此意义上,我们将洛克等契约论政治哲学家所辩护的权利,认定为现代商品社会或现代市民社会的一种内在规范性诉求,那么最主要和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权利形式,就是财产权或所有权。这一点,直截了当地体现在洛克的《政府论》中。洛克在这部政治哲学的经典著作中的关键工作,就是为财产权或所有权的合法性提供强有力的辩护。而他的这一辩护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现代权利观念和现代权利概念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和逻辑起点。在 19 世纪的穆勒以及 20 世纪的罗尔斯和诺齐克的政治哲学体系中,权利的涵盖面虽然已远远超出了财产权或所有权的范围,但财产权或所有权却无疑是现代人理解权利的一个最重要支点。正是由于马克思深刻洞察到了这个情况,他才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私有财产这一人权是任意地(à son gré)、同他人无关地、不受社会影响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的权利;这一权利是自私自利的权利。”[3] (P41)

  上述表明,如果我们将近代以来为权利作辩护的政治哲学认定为一种未被正式命名的正义理论,那么这种正义理论的最重要旨趣,也就是为财产权或所有权的合法性提供辩护。由此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近代以来为财产权或所有权的合法性提供辩护的政治哲学即便没有被直接命定为一种正义理论,它也构成了一个以正义为实质性内容的理论传统。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现代语境下,凡是与财产权或所有权问题发生对接或直接包含了该问题的理论著作,都可能在一定意义上,与这个近代以来以正义为实质性内容的理论传统发生了对接,或者直接包含了一个实质性的正义问题。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就是一个直接的例子。众所周知,《法哲学原理》的开篇主题,就是作为抽象法的所有权,而到了第三篇即“伦理”篇中,黑格尔依然没有离开这个主题,相反在“市民社会”的问题域中推进了对这个主题的探讨。就此来说,《法哲学原理》从一开始就与近代以来以正义为实质性内容的理论传统发生了对接。甚至也可以说,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一项中心任务,就是以一种独属于他自己的方式——逻辑学的方式和历史的方式,来处理和解决洛克以来以所有权为理论支点的正义问题。

  一个稍显例外的情况是,休谟以及亚当·斯密都曾正式地使用过“正义”这个术语和概念。而在他们的语境下,正义没有与财产权或所有权发生最直接的关系,而是指涉道德规范和伦理规则。不过,正义作为道德规范和伦理规则所要调节的关系,又是人们的财产关系。具体说来,就是要为人们对所有物的占有提供一个基本的法度,从而达到为每一个人合法的财产权或所有权提供辩护这个不变的目标。这正如休谟自己在《人性论》中所强调的:“在人们缔结了戒取他人所有物的协议、并且每个人都获得了所有物的稳定以后,这里立刻就发生了正义和非义的观念,也发生了财产权、权利和义务的观念。不先理解前者,就无法理解后者。我们的财产只是被社会法律、也就是被正义的法则所确认为可以恒常占有的那些财物。”[4] (P531)由此可见,在现代商品社会或现代市民社会的历史界面上,正义问题的出场与在场,与财产权或所有权这一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权利形式的凸显总是分不开的。

  无论是在对财产权或所有权进行辩护的意义上,还是在对人们的财产关系加以调节的意义上,正义其实都是指示一种用于指导社会生活秩序和政治制度之构建的伦理规范和价值原则。而作为一种伦理规范和价值原则,正义既要反映在法的制定中,也要通过法来得到确证和落实,故而正义往往也被认定为一个法权概念。不过,只要梳理出正义与财产权或所有权之间的应有关系,并承认财产权或所有权是亚当·斯密以来的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议题,那么我们就应当清楚地看到,要在现代政治哲学的框架内达到对正义问题的透彻理解和把握,我们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伦理、政治和法的层面,而应有一个切实伸向政治经济学的视域。这也正如马克思在 1859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指出的:“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 18 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5] (P591)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作为一部政治经济学的伟大著作,《资本论》固然没有像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那样以所有权为逻辑起点来建立理论叙事,而是把商品作为其理论叙事的起点,但不容否认的是,这部著作不仅实质性地指涉到了所有权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将洛克以来人们对所有权的理解和阐释推向了最深的思维界面。在此意义上,《资本论》固然没有像罗尔斯的《正义论》那样直接聚焦于正义问题,但近代以来因为财产权或所有权问题的凸显而形成的正义问题,却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流向” 了这部著作。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资本论》与正义之间建立起逻辑和理论上的关联,原因主要在此。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英美学术界以及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围绕“马克思与正义”所形成的大讨论中,《资本论》实际上已经成为人们获得立论依据的主要文本,但毋庸讳言的是,这个文本与正义问题之间的关联,却往往没有在人们的思维框架中实质性地建立起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对正义问题的理解,尚未深入所有权和政治经济学的层面。人们对“马克思与正义”问题的阐释之所以长期以来陷入一种“无解”的僵局中,与这个情况是有一定关系的。但只要把握到现代正义问题和现代正义概念与财产权或所有权以及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同构关系,进而在我们的思维框架中建立起《资本论》与正义之间的逻辑和理论关联,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资本论》不但是我们破解“马克思与正义”这个难题,从而对马克思有没有支持正义、马克思有没有基于正义来批判资本主义作出最切实回答所不可回避的文本,甚至也是我们对贯穿在自洛克至罗尔斯这条主线上的正义问题作出最深刻解析所不可忽视的文本,虽然这个文本通常是难以进入政治哲学研究者的视野之内的。

作者简介

姓名:李佃来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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