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iscourse Germination and Ideological Origin of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Debate on The Act of Forest Theft

　　作者简介：李双套，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发信息：《世界哲学》第20201期

　　内容提要：《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的主导话语是哲学话语，在该文中，马克思也开始使用政治经济学话语，在以哲学批判为主导分析框架的前提下构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辅助分析框架。马克思在坚持从哲学层面分析“物质利益难事”的同时，使用了“劳动”“价值”和“额外价值”这些政治经济学核心话语。这些话语蕴含着马克思思想中的无产阶级立场、客观价值论和资本批判的方法。当然，这时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还不成熟，立场、观点和方法都处于话语萌发和思想发端阶段。

　　关键词：《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话语/话语萌发/思想发端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实践哲学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4CKS007)的阶段性成果。

　　学界一般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始于巴黎手稿时期，因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从“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两个方面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呈现出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双重视角。在此之前，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只是哲学批判，他缺乏经济学知识，更无从谈起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对《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以下简称《辩论》)一文的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萌发要早于巴黎手稿时期。在《辩论》中已经展现出思想的双重性，呈现出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学术框架。李淑梅教授就认为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问题的研究是“他后来研究政治生活的经济基础、揭露商品拜物教秘密的最初动因”①；曹典顺教授也持同样观点，认为“莱茵报时期是马克思从现实生活世界出发反思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开端。马克思于1842年4月受邀为《莱茵报》撰写文章，10月担任《莱茵报》编辑，1842年撰写《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开启了通过政治经济学问题来反思社会问题的研究”②。为什么说关于林木盗窃问题的研究是研究经济基础的最初动因，开启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呢？这从马克思在《辩论》时所使用的话语即可看出。

　　一、哲学批判主导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辩论》是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发表的一篇重要政论文章，也是研究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重要文本。对这一文本的研究，不管是从什么视角展开，都离不开对“物质利益难事”缘由的研究，学界主要从哲学、法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等视角对《辩论》展开研究，而忽视从经济学视角去研究这一问题。因为学界普遍认为这时的马克思缺乏经济学知识，阿尔都塞就说此时的马克思“所接触的经济学，只是由政治辩论而涉及的一些经济问题。总之，他并没有直接触及政治经济学，而只是接触到某种经济政策的某些经济后果或导致社会冲突的某些经济条件”③。我们甚至可以从马克思自己的叙述中找到“缺乏经济学知识”的佐证，1859年，马克思曾说过：“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④。那么此时的马克思真的缺乏经济学知识吗？或者说，当时哲学批判是唯一批判逻辑吗？

　　《辩论》的主导话语是哲学话语，这是学界的共识，也符合马克思的实际。按照黑格尔哲学的观点，国家和法体现普遍的理性和自由，这种普遍理性和自由表现为国家能够克服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而维护普遍利益。所以，立法者应该站在理性和自由，也就是普遍利益的立场上，而不应该站在私人利益的立场上。马克思发现，在现实生活中，普鲁士国家的现状与黑格尔哲学的设定并不一致，普鲁士国家和行政机构变成了维护私人利益的工具，因此，他以黑格尔哲学为分析工具去批判普鲁士国家的现状。可见，马克思这时的主导话语是黑格尔哲学话语，哲学是马克思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立足点。那么哲学分析框架是不是此时马克思思想中的唯一分析框架呢？《辩论》的主导话语是哲学话语，这不可否认，但是如果认为《辩论》中的哲学分析框架是唯一分析框架，哲学话语是唯一话语，也不符合马克思思想的实际。

　　在《辩论》中，除了主导性的哲学话语外，马克思也使用了一定数量的政治经济学话语，如“财产”“价值”“劳动”“土地”“利息”和“资本”。此外，还出现了一些表述上述意思的相近词汇，如用“加工”表述“劳动”，也出现了一些政治经济学成熟话语的“雏形”，如用“额外价值”表述“剩余价值”。这些话语的存在表明“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可见，此时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知识并非一无所知，只是说对政治经济学知识、话语的运用还不是出于理论自觉，还没有将政治经济学作为主导分析框架去认识社会问题。

　　实际上，从政治经济学话语的使用，特别是“劳动”“价值”和“额外价值”等政治经济学核心话语的使用，可看出这一时期马克思思想的理论特质，这就是在主导性分析框架(哲学批判)下蕴含着辅助分析框架(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双重并进，这种内在理论张力，并不只表现在政治经济学话语的使用上，更表现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话语下蕴藏着的思想转变。一方面，《辩论》中已经出现一定数量的政治经济学话语，另一方面，马克思开始尝试使用这些政治经济学话语分析现实问题，而伴随着新话语的新观点也体现着思想变革的正确方向，“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⑤。因此，有必要分析该文本中政治经济学话语的使用情况，以从哲学批判中把政治经济学批判抽离出来，进而探究马克思思想的演进轨迹，追寻马克思思想中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起源。当然，如果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观点反过来审视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思想，可以发现，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还有很多局限，还不成熟，仅仅处在话语萌发和思想发端阶段。

　　二、“劳动”话语与无产阶级立场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路径和规律的学说，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在《辩论》中，马克思使用政治经济学的“劳动”话语，自觉为贫民发声，凸显了他的无产阶级立场。

　　马克思对贫民问题的关注，最早始于《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在该文中，他已经意识到经济学家在贫民问题上的责任，他认为记者在报道人民呼声时，不需要详尽论述这一呼声的细节、原因和根源，但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则需要做这些工作，“历史学家则可以谈论这种状况产生的历史，沉着冷静的人可以谈论贫困状况本身，经济学家则可以谈论消除贫困的办法”⑥。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了经济学家在关注人民呼声这一问题上应该坚持的立场。当然，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只是意识到了要树立人民立场，对于怎样坚持人民立场，他还没有头绪，而对人民立场的思考是从《辩论》开始萌芽的。在《辩论》中，马克思使用“劳动”话语，作为区分“捡”和“盗窃”的标准。19世纪40年代，在普鲁士，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同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小农、短工和城市居民由于贫困和破产而不断去捡拾枯枝，维持生存。特权者从习惯法出发，认为这种行为是盗窃。为了论证捡拾枯枝不是盗窃，马克思批判特权者的习惯法，他主张“贫民的习惯法”，认为捡拾枯枝是贫民早已享有的习惯权利，不属于盗窃。同时，他使用“劳动”话语论证了劳动是私有财产的基础，进一步指明捡拾枯枝行为不是盗窃。因为“砍伐的树木就是它的所有者的产品……已经是加过工的树木……谁偷窃砍伐的树木，谁就是偷窃财产”⑦，砍伐树木就是“用暴力截断它的有机联系”⑧，这是侵犯树木所有者的利益，是侵犯他人私有财产的行为，当然是盗窃。而捡拾枯枝不一样，枯枝已经不属于树木，“林木所有者所占有的只是树木本身，而树木已经不再占有从它身上落下的树枝了”⑨，枯树和活树不一样，所以，捡拾枯枝不是盗窃。马克思将自然物是否被“加工过”，也就是是否有劳动的加入作为判断该自然物是否是私有财产的标准。这就将劳动视为财产的基础(不是源泉)，而劳动主要是贫民的劳动，这就奠定了马克思的贫民立场。当然，此时马克思对劳动话语的使用只是基于经验层面和日常生活层面，还谈不上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自觉。他虽然把枯枝捡拾者的劳动作为财产的基础，但他还未指认出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区别，还没有揭示出捡拾枯枝的行为不仅没有给捡拾者带来收益，没有改善捡拾者的贫困，反而被定性为盗窃的原因；也未说明林木所有者为什么能将本属于枯枝捡拾者的劳动据为己有。也就是说马克思已经从现象层面看到枯枝捡拾行为的异化，但还没有从理论层面剖析出劳动异化的原因。不过，从现象层面观察到劳动的异化，就蕴含着劳动者视角和立场。这样的认识和立场贯穿于马克思思想的始终，顺着这样的思路，在后续研究中，马克思将这一思想进一步精细化、科学化和系统化。

　　到了1844年7月，马克思认识到，英国是个赤贫国家，连赤贫这个词都来自英文，而最明确地表述英国对赤贫现象看法的，就是英国的国民经济学，“最明确地表述英国对赤贫的看法——我们一直指的是英国资产阶级和政府的看法——，那是英国的国民经济学，即英国国民经济状况在科学上的反映”⑩，他认识到要从国民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赤贫现象。正是有了这一前提性认识，在《手稿》中，马克思首先摘录了国民经济学家们关于“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的有关论述，目的在于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采用国民经济学的话语和规律去分析无产阶级贫困问题。同样的前提、话语和规律，国民经济学也看到了作为个体的工人命运的悲惨，工人降低为最贱的商品，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集中和社会日益分化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这些事实，但是国民经济学家们并不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去看这些事实，他们没有说明这些事实。理应关注贫民的国民经济学家们，不但不关注贫民，还认为劳动和资本是统一的，也就是立场是一致的，“把劳动和资本的原初的统一假定为资本家和工人的统一”(11)。这样，国民经济学就成了关注资产阶级的学问，成了资产阶级发家致富的学问，甚至庸俗到成为论证工人阶级贫困、资本家富裕合理性的学问，究其原因就在于其立场，“它把资本家的利益当做最终原因；就是说，它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做前提”，马克思借用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学术话语和研究规律，“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土地的互相分离，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的互相分离以及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等当做前提”(12)，但是他始终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得出无论社会经济衰落还是增长，“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3)的结论。马克思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工人的毁灭和贫困化是他的劳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就是说，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14)。进而，马克思借用哲学话语“异化”对“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作了回答，“我们通过分析，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15)，以异化劳动为分析框架思考工人贫困的根源，这就更为深刻地体现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立场。当然，这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局限性也很明显。马克思尚处在“道德评价”时期，远未达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去分析“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的高度。这一时期，马克思坚持的是人道主义的价值取向，并基于这种价值取向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道德评判。

　　在分析古典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时，熊彼特指出了魁奈的地位，他说“马克思从他那里得到整个经济过程的根本概念”(16)。很显然，熊彼特只看到了马克思对魁奈学术概念和话语的继承，而忽略了马克思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立场的不同，马克思坚持以无产阶级为中心的立场。同样的概念和话语背后的阶级立场和价值观完全不同，如果没有以无产阶级为中心的批判立场，马克思不可能完成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更不可能创立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理论。也正是对马克思无产阶级立场的继承和发展，才有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民立场。这也启示我们，把握思想要把握表征思想的话语背后的立场。否则，即使使用了社会主义话语，表述的也不一定是人民立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了“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批判这些社会思潮，不是批判其话语，而是批判其立场的反动性、虚假性和空想性。这些思潮也使用社会主义话语，如“资产阶级的剥削”“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生产过剩”“危机”“阶级的对立”等。但是，他们是在“装模作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17)，他们虽然使用了诸多社会主义话语，但是立场却是反社会主义的，是希望在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制度范围内解决资本主义问题，“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