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Hegel’s Philosophical Heritage

　　作者简介：吴晓明(1957-)，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原发信息：《学习与探索》第201910期

　　内容提要：我们今天之所以有必要重新标举并阐说黑格尔的哲学遗产，是因为切中现实的思想任务急需这笔遗产，而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和知识样式却一再试图遗忘之、抹杀之。对于当今时代的自我理解来说，黑格尔的哲学遗产特别地包括：(1)将一般所谓知识，即知性的知识，批判地把握为有限性的知识；通过对知性知识之运作机制(“外在反思”或“形式推理”)的哲学考察，揭明此种知识及其学术之根本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性质。(2)黑格尔并不拒斥知性的知识，而是要求在占有其成果的同时超越之(扬弃之)；此种超越的本体论要义是思想通达于事物自身，从而使知识或学术保有其真正的客观性(真理性)，使知性反思的抽象普遍性上升为思辨—具体的普遍性。(3)对知性形而上学的批判，不仅在哲学上史无前例地开启出历史性的思想维度，而且最具决定性地揭示出社会生活的广大区域，黑格尔籍此“开辟了一条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此一道路将社会—历史的实体性内容托付给哲学社会科学，使之成为其思想任务的主导定向。在这个意义上，清理和真正消化黑格尔哲学的遗产，将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建构，尤其是摆脱中国学术长久以来的对外学徒状态，进而切中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本身提供强大动力。

　　关键词：黑格尔/哲学遗产/知性知识/哲学社会科学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政治哲学发展趋势”(12&ZD106)

　　我们今天之所以要来重新谈论黑格尔的哲学遗产，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自我理解急需这笔遗产，是因为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和主导的知识样式长久地遗忘或弃置这笔遗产，尤其是因为当今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需要在清理和消化这笔遗产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以便获得其改弦更张的强大动力。因此，我们在这里对黑格尔哲学的探讨，既不关乎这位大哲的“纪念活动”或“流派争议”，也不涉及海德格尔所谓“哲学史意义上的博学游戏”。我们唯一关注的是：在黑格尔哲学中突出地被思考的东西，对于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来说，从而对于当今时代之思想理论上的自觉来说，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这种意义的把握将在何种程度上决定性地改变我们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知识样式和学术定向。由之而来的相关议题包括：(1)一般而言知性的知识(知性科学)是在怎样的范围内并依怎样的机制来活动的?(2)黑格尔如何指证这种知识的性质与限度，并要求超出知性的范围而通达“事物自身”?(3)此种通达事物自身的知识何以建基于“绝对知识”之上并诉诸实体性的内容?(4)这种实体性的内容如何被揭示为历史和社会的现实，而黑格尔又如何通过此种“现实”的立场来重建“科学”这一概念。不消说，本论文围绕这些议题而展开的论述将突出地包含对现行知识样式的反省式检讨；同样不消说，这一论述也将包括对黑格尔哲学之本体论(ontology，或译存在论)基础的批判性考察。

　　一般所谓知识，也就是知性的知识。自康德决定性地区分开“知性”和“理性”以来，就像前者意指有限对象的领域一样，后者则标识无限对象的领域[1]126。因此，我们一般所谓“科学知识”，便是在知性的范围内活动的；而且我们一般关于科学知识的观念，也即认为知识就是在这样的范围内活动，并且仅仅有权在这样的范围内活动——此种情形，在实证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尤为昭彰显著。如果说，这种科学—知识样式自近代以来通过各种途径而成为人们的普遍常识，那么，它在哲学上的基本形态则通过康德关于理论理性的批判而得到经典的阐述。知性的知识就像经验的对象一样，是被构成的；此种先验的构成一则需要感性杂多，一则需要知性范畴；而自我意识的纯粹活动(“本原的统觉”)便是一般所谓“联结”或“综合”，亦即将范畴加诸杂多以构成知性的知识。由于我们的知识——作为知性的知识——是如此这般地被构成的，所以它只能是关于“现象界”的知识，而不可能是关于“物自身”(自在之物)的知识。但是，如果说我们的知识根本不可能通达“物自身”，那么所谓真理，所谓科学知识的真理性，也就不再成为可能。黑格尔正是在这一根本之点上并且以真理的名义开展出对“批判哲学”(指康德—费希特哲学，尤其指这种哲学的末流)的尖锐抨击：“最后所谓批判哲学曾经把这种对永恒和神圣对象的无知当成了良知，因为它确信曾经证明了我们对永恒、神圣、真理什么也不知道。这种臆想的知识甚至也自诩为哲学。为知识肤浅、性格浮薄的人最受欢迎，最易接受的也莫过于这样的学说了。”[1]34对于黑格尔来说，真理乃是哲学之唯一的对象和目标，因而其哲学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对知性知识及其哲学论据的持续不断的——有时甚至是苛刻的——批判，这种批判一直延续到他的突然去世(1831年11月《逻辑学》的第二版序言)。

　　也许我们今天知识界的情感会更加倾向于“现象界”的知识，而把黑格尔关于真理、关于“绝对知识”的思辨当作迂腐而过时的论调来加以嘲笑。但是，如果说黑格尔通过他的思辨曾确凿无疑地证明：知性知识作为有限的知识乃是纯全主观的，那我们会对此作何感想呢?也许我们会一口咬定知性的知识乃是客观的，并且对黑格尔表示极大的愤慨，但此种断言或愤慨在这里是完全无济于事的。黑格尔指证说，由于把认识的本质性全部导回到自我意识，所以康德在卓越地发挥“我思”之自发性的同时，也使我们的知识变成纯粹主观的东西了。如果我们争辩说，知性的知识具有普遍必然性，因而毫无疑问是客观的，那么还需追究的是：这种普遍必然性意义上的客观性由何而来?回答是：它由知性范畴而来。按康德的主张，思维的范畴以自我为其本源，而普遍必然性皆出于自我；就此而言，自我意识的统一就只是主观的，而不归属于知识以外的对象自身。因此，“思想虽说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范畴，但只是我们的思想，而与物自体间却有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隔开着。”[1]120这无非意味着：一方面是“我们的思想”，另一方面是“事物的自身(ansich)”；由于知性知识的本质性仅只归属于前者而全然隔绝于后者，所以这种知识不能不是纯粹主观的。在这样的意义上，知性知识的有限性正就是表示其封闭在主观性之中：它仅只是主观的知识。

　　知性知识的主观性质——更加确切地说是主观主义性质——通过其运作机制尤为突出地表现出来，这种运作机制或活动方式在哲学上叫做“外在反思”或“形式推理”。虽说关于“外在反思”( usseren Reflexion)，《逻辑学》有专门的一目，但我们还是采用较为通俗的表述：这种反思是作为一种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来活动的，它从不深入或逗留于事物的内容(实体性内容)之中，但它知道抽象的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先验地运用于任何内容之上[2]111。对于如此表述的“外在反思”，任何具有反省意识的人或许都会感到认同：我们的知识，或一般而言知性科学的知识，难道不正是这样活动的吗?是的，正是如此。我们的知识总需取得抽象的一般原则(无论它的来历如何)，然后再把一般原则运用到各个事物之上。由于知识在知性范围内的活动对于我们来说是异常的熟悉，所以不必再附加进一步的说明。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同样非常熟悉的是：外在反思的运作——特别典型的外在反思的运作——可以被称为“教条主义”(哲学上更多地称为“形式主义”)；因为教条主义恰恰就是从不深入于事物的内容之中，但却知道把抽象的原则运用到——先验地强加到——任何内容之上。这里不是谈论自然知识的地方，问题的关键特别地牵涉到社会—历史的知识。对于我们来说尤为熟悉的例证是：中国革命时期有一种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或俄国的经验当作抽象的原则，并将之先验地强加到中国革命的内容之上，其结果是一连串悲惨的失败。一个类似的、并为黑格尔反复提到的例证是：尽管拿破仑是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天才和军事天才，但当他想要把法国的自由制度先验地强加给西班牙人时，却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并且不可避免地失败了。如果我们在这些例证中识别出外在反思的运作，如果我们的知性知识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来活动的，那么这里正是辨明此种知识之主观主义性质的地方。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所谓“反思的知性”，是指进行抽象的、因而是进行分离活动的知性，并且它在其分离中僵化了(停滞为抽象的原则)；由于“反思的知性”占据了哲学，“真理的概念也就跟着丧失了，理性限于只去认识主观的真理，只去认识现象，只去认识某种与事情本性不符的东西；知识降低为意见。”[3]

　　如果说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性质是众所周知的，那么，黑格尔对主观主义(主观思想，主观意识之观点)的批判就特别地展开为对“反思哲学”(Reflexionsphilosophie)亦即对“外在反思”之基本建制的批判。就像知性知识的构造是将范畴加诸感性杂多一样，外在反思将抽象原则(作为知性规律)先验地强加到任何内容之上。外在反思的运作在多大程度上与康德哲学具有特定的关联，可以从黑格尔将康德哲学归入“知性哲学”[4]306这一名目去领会，尤其可以从海德格尔的下述说法中清晰地识别出来：康德意义上的逻辑学，是关于一般思维的“单纯形式的科学”，它是“先验逻辑学(反思哲学)”[5]273-274。按伽达默尔的说法，先验唯心主义乃是“形式的唯心主义”，它只是诉诸“单纯形式的原则”[6]75。而黑格尔思辨哲学最有特色之处是他对“反思哲学”的批判。“黑格尔认为这种外部反思的过程是诡辩论的现代形式，因为它任意地把给定的事物纳入一般原则之下。……他要求思想应该使自己完全进入事物的客观内容并抛弃自己的所有幻想。”[2]111如果说知性的知识就是以这种反思的方式来运作的，亦即把抽象的范畴或规律强加到任何内容之上，或者任意地把给定的事物纳入一般原则之下，那么，它的主观主义性质便是一目了然的。比拟地说来，这种主观主义即便不采取萨特所嘲讽的那种极端形式(如果布达佩斯的地下层不适合建造地铁，那么这地下层就是反革命的)，它也会采取较为温和的“应当”的形式——根据抽象的一般原则(空疏的理念或知性的规律等等)，给定的事物“应当”如此这般；如果这事物实际上不是如此，那么它还是“应当”如此。只不过在这种单纯的“应当”中，抽象理智或知性反思的主观主义运作更加暴露无疑罢了。“惯于运用理智的人特别喜欢把理念与现实分离开，他们把理智的抽象作用所产生的梦想当成真实可靠，以命令式的‘应当’自夸，并且尤其喜欢在政治领域中去规定这个‘应当’。这个世界好像是在静候他们的睿智，以便向他们学习什么是应当的，但又是这个世界所未曾达到的。”[1]44-45

　　由此可见，知性的知识一般来说通过外在反思的方式来活动。由于它把知识的本质性仅仅归结为主观思想，所以它是主观主义的；由于其运作只是把抽象的思维形式加诸任何内容之上，所以它又是形式主义的。真正说来，知性的知识没有内容、排除内容，并且唯因其排除内容才建立自身为抽象形式的知性知识。当它把抽象的思维形式加诸任何内容时，这里的“内容”不过是单纯的“杂多”(纯粹受动的“质料”)，而不是作为内容的内容，即黑格尔所谓“内在的内容”[1]17或“实体性的内容”[1]32；实体性的内容是自我活动的，是事物自身。既然单纯的杂多不可能自我活动，既然事物自身是不可通达的，那么知性的知识也就整个地滞留于抽象思维的单纯形式中了。所以黑格尔把知性判断称为“形式推理”(raisonnement)。形式推理乃是知性之通常判断的结构，大体说来即是外在反思或知性反思的活动。“因而规定在这里是外在于内容的……所有这样的规定于是就被非本质地聚积在一起，并且以纯粹外在的关系彼此并列杂陈。”①由于形式推理无关乎实体性的内容，所以在这种推理中被遗忘或被匆匆越过的东西正是事情自身[7]2-3。恩格斯曾批评说，唯物史观似乎有不少朋友，他们是把原理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当他们把原理当作现成的公式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8]688-691时，也就是说，当他们用抽象的原则或原理来进行“形式推理”时，这种推理——它一个筋斗就跳过了事情自身——是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还要容易的，而唯物史观也因此而立即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8]695-696。同样，对于黑格尔来说，在绕开事情自身的形式推理中，“一个所谓哲学原理或原则，即使是真的，只要它仅仅是个原理或原则，它就已经也是假的了；要反驳它因此也就很容易”[7]14。

　　如果我们的知识仅滞留于知性的范围内，如果我们的思维仅在这样的范围内依知性反思(外在反思)的方式来进行形式推理，那么，由此而开展出来的整个学术——就其实质而言——就不能不是形式主义的。我们不必惊讶于说当今学术大体而言即是形式主义的学术，只要它仅仅在知性的范围内活动，只要它自认封闭在“现象界”并断言“事情自身”是不可通达的。对于黑格尔来说，全部问题的焦点正在于“事情自身”：我们的知识是“认真致力于事情自身”，还是成为“躲避事情自身的一种巧计”[7]2?如果说黑格尔力图在哲学上为前者奠基，那么后者就必然只能是形式主义学术的渊薮。正像我们在前面已经指证的那样，知性的知识满足于抽象的原理或原则，知性的反思只是将之外在地——先验地——加诸各种“杂多”之上，那么在“事情自身”隐遁之际，正是形式主义学术盛行之时。这种学术归根到底只不过是同一个抽象理念之千篇一律地重复出现，“只因为它外在地被应用于不同的材料，就获得了一种无聊的外表上的差别性。如果理念的发展只是同一公式的如此重复而已，则这种理念虽然本身是真实的，事实上却永远仅只是个开始。如果认知主体只把唯一的静止的形式引用到现成存在物上来，而材料只是从外面投入于这个静止的要素里，那么......这样做出来的不是从自身发生出来的丰富内容，也不是各个形态给自身规定出来的差别，而勿宁是一种单调的形式主义。”[7]9整部《精神现象学》，特别是它的序言，几乎可以被看成是对知性形而上学以及立足其上的整个形式主义学术的总批判。若以是否通达“事情自身”作为根本的衡准，则康德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观点不唯其本身是形式主义的[1]142-143，而且事实上也构成现代形式主义学术之最经典的哲学根据。在黑格尔同康德的争辩中，这一点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是就这一点而论，我们确实看不到在康德式的知识或道德的哲学构造方案中，有真正的实体性内容(本质重要的社会—历史内容)在起作用或要求起作用，而这种实体性内容的阙如和消除正就是形式主义学术的基本特征。我们必须承认，黑格尔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正确的；虽说他的哲学后来遭遇到哲学本体论基础上的清算，但他对整个形式主义学术及其哲学根据的批判却是作为伟大的遗产而被保留下来。即便是同黑格尔哲学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争辩——例如马克思或海德格尔同黑格尔的争辩，也绝不意味着废止这一遗产(从而为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大开方便之门)；恰好相反，倒是意味着使之在全然不同的本体论基础上得到复活与重建。

　　黑格尔对知性知识之根本性质的批判，绝不意味着把知性的地位和意义一笔勾销，而是试图超越并扬弃知性；也就是说，试图通过指证知性本身的限度并从而超出之。此种超出，按康德对知性和理性的区分，便意味着超出“有限的”知识而抵达“无限的”知识，而这种无限的知识又无非意味着通达事物自身并把握其实体性内容。因此，在特定的范围内，黑格尔对知性以及知性的知识是给予高度肯定的。在他看来，知性一般说来就是思维(即纯粹的自我)，它的力量和工作特别地作为“分解活动”(表象之分析)而成就为一切势力中最惊人和最伟大的势力；由于知性的东西是科学与非科学的意识共有的，所以“科学的知性形式”便向一切人提供了通往科学的道路，因而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知性(或理智思维)的权利和优点[7]8，[1]173。然而重要的事情在于：科学意识的正当要求乃是通过知性以求达到理性的知识，亦即通过现象以求达到物自身，从而使我们的知识赢取其真正的客观性(真理性)。就此而言，黑格尔批判的锋芒所向，并不是知性本身，而是停顿于知性并且满足于知性的有限性；因为这样一来，知性便成为通达物自身、通达事物之实体性内容的障碍。如果这样的障碍成为不可逾越的，则我们的知识和学术便必然全体淹留于形式主义—主观主义的束缚之中。在这里出现的是为无聊戏法一再重复的“抽象普遍性”，是由这种抽象普遍性来构成的“无生命的图式”，而与“图表式的知性”相吻合的正是无关乎真正内容的“目录式知识”。②如果我们的学者听到这样的判词感到无比的惊讶和极大的无辜，那么在这里尤须深思的正是我们各种学术—知识之哲学的前提或预设。“形式的知性并不深入于事物的内在内容，而永远站立在它所谈论的个别实际存在之上综观全体，这就是说，它根本看不见个别的实际存在。……而[此种]对全体的综观只是知识脱离了内容而退回到自己的一种反思而已。”[7]36这里所谓“对全体的综观”，由于出自“形式的知性”，所以无非是抽象的普遍性。就其永远飘浮于个别的实际存在“之上”而言，它只能进行形式主义的运作；就其作为脱离内容而退回自身的反思而言，它的运作先行即是主观主义的。

　　知性知识或知性科学是特别地自近代发展起来并成为“绝对势力”的，因而它是以近代哲学(“我思哲学”或“主体性哲学”)为前提并作为近代世界的伟大成果而呈现出来的。立足于“我思”或主体性之上既是这种知识的优越之处，同时又是它相较于古代知识而言的薄弱之处——如果它仅仅封闭于主体性(主观思想)内部的话。这就是伽达默尔所称之现代人的“主观主义困境”，由之而来的“古今之争”(g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是在黑格尔哲学中获得了“划时代的解决”[6]5。在黑格尔看来，古代人给自己创造了一种渗透于事物之中的普遍性；“但现代人则不同，他能找到现成的抽象形式；他掌握和吸取这种形式，可以说只是不假中介地将内在的东西外化出来并隔离地将普遍的东西(共相)制造出来，而不是从具体事物中和现实存在的形形色色之中把内在和普遍的东西产生出来。”[7]22这就是说，在现代知识中起主导作用的乃是“现成的抽象形式”，亦即隔绝于具体事物和现实存在的抽象的普遍性；而这种抽象的普遍性在知性的思维中停顿下来并且僵硬起来，由之开展出来的只能是其外在反思的运用。因此，在这里全部问题的关键处就在于：超出抽象的普遍性而成为能够掌握具体个别的普遍性，超出固定僵硬的思维规定而使普遍的东西成为“现实的有生气的东西”。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这就是“扬弃”有限的知性知识而使之成为无限的理性知识；而在这一扬弃过程中，作为现代之突出成果的知性知识在被“克服”的同时又被积极地“占有”，于是思维之把握真理便展开为一个过程，并揭示自身为具体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