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马克思对技术的态度基本上持一种有所保留的肯定，这种态度实际上是采取一种辩证的方法，通过生产—技术的内在超越来克服现代性的局限。也就是说，技术成为一种解放性的力量，其力量恰恰来源于自身的矛盾之中，这种技术观根植于马克思对生产—技术在人类活动中的定位。在马克思看来，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技术活动作为自由的活动的典范之一，在人类活动中始终具有优先性。

　　关键词 马克思 技术批判 现代性

　　马克思的时代已经是“机器和大工业”的时代，技术无疑成为一种触目的“现代性现象”，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必然存在着大量的对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因素的论述。即便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发展出一套系统的技术批判理论，但他始终以各种方式活跃在技术批判理论之中，他对生产—技术的追问，为尔后的技术批判理论家们留下了丰厚的思想资源。

　　一

　　生产—技术在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中处于何种地位？这源于生产—技术在人类活动中的定位，这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紧密关联。理解生产—技术的本质，必须将其安置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背景下。我们发现，生产—技术是作为实践活动的一种样态。在实践哲学传统的流变过程中，生产—技术的本质涵义也发生着变迁。大致上，人们对实践概念的理解经历过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行为范式、培根的技术—功利范式与马克思的生产—艺术范式[1]。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行为范式奠定了生产—技术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的地位。在《形而上学》第六卷第一章按照不同的“存在”，对理论学科进行的分类，更明确的是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对理性灵魂各种能力的分析。有鉴于科学（episteme）、努斯（nous）和理论智慧（sophia）同属理论活动（theoria），因此从总体上看，亚里士多德是将人类活动分为理论或思辨、实践和创制三种基本方式，而其德性则分别是理论智慧、实践智慧和技艺。理论的对象是“由于必然性而存在的”，即“永恒的”；而实践智慧和技艺的对象则都是“可变化的事物”。理论活动的目的是获得关于永恒事物的绝对确定的知识，“是对于普遍的、必然的事物的一种解答”；而实践智慧则是一种不那么确定的知识，“不是只同普遍的东西相关”，“也要考虑具体的事实”，“尤其是需要后一种知识”，甚至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不知晓普遍的人有时比知晓的人在实践上做得更好”。因此说，实践智慧是“一种同善恶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真的实践品质”[2]。亚里士多德还特意强调，实践并不是技艺，技艺也不是实践。实践是一种自身构成目的的活动，而技艺的目的则在活动之外。以此来论，理论与实践是同一类活动，而技艺则属于另外一类活动。理论与实践的目的在于自身之内，因而是一种自由的活动，而技艺的目的在于活动之外，所以不是自由的活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生产—技术对于人类生存是必要的，因为技术或者“丰富了生活必需品”，或者“增加了人类的娱乐”[3]。由于技艺活动相对于实践和理论活动的残缺性和不自由性，所以它明显地低于前两种活动，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将技艺定位于低于理论和实践但高于经验的知识和智慧[4]。与之相应，城邦里的工匠的地位明显低于从事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的自由人。当然，这种观念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根源，在古希腊生产劳动大都由奴隶承担，“财富并没有内在的价值，它们只带来‘私人享受’而已。当时人们也贱视劳动，视劳动与自由人的身份不相合。” [5]其实，这种观念早在柏拉图那里就开始了。例如，他把床区别为“自然之床”——理念或是相、“木工的产品”和“画家的产品”，分别有神、木匠和画家来“掌管”[6]。在亚里士多德伦理—行为范式中，生产—技术是低于实践的，是人类被迫从事的活动。

　　培根的技术—功利范式改变了生产—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在中世纪，基督教改变了人们对于生产劳动的看法，在修道院中，由于人们必须从事体力劳动，生产劳动甚至成为人们接近上帝的手段。近代以来，随着科学革命中技术作用的突显，生产—技术与实践的界限被打破。在培根那里，实践被理解为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而征服的手段就是生产—技术。在培根看来，知识就是力量，生产—技术使得人类拥有了控制自然的手段，成为了自然的主人。培根的技术—功利范式对生产—技术地位的褒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对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行为范式贬斥生产—技术活动的一种反拨，但他把生产—技术对自然的改造活动完全等同于实践，把实践的概念仅局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而且主要地是功利性的关系方面，这就造成实践概念的偏狭。在培根技术—功利范式下，生产—技术概念统摄了实践概念，实践活动被等同于生产—技术活动。

　　生产—技术在马克思生产—艺术范式中被赋予新的规定性。这源于德国古典哲学对劳动的重新定位，黑格尔曾对劳动的积极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小逻辑》中，他将利用工具的生产活动称为“理性的狡计”[7]；在《精神现象学》中，他又论述了劳动“对于事物的陶冶”[8]。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生产劳动视为“自由自觉的活动”，把劳动对象视为“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生产—技术成为实践的基本内容，并且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9]。对此，哈贝马斯指出，“青年马克思把劳动比作艺术家的创造性生产”的“审美性生产”[10]。生产和艺术都成了自由的活动的典范，成为实践的内容。在马克思的生产—艺术范式中，生产劳动与艺术活动的关系无论如何变化，但对生产—技术活动的优先地位的肯定从未发生过改变。生产活动作为人类的“第一活动”而优先于其他活动，而在这一活动中，技术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马克思那里，一方面，艺术始终是自由活动的典范，另一方面，生产劳动始终是其实践概念的首要内容，而且生产劳动始终与自由实现密切相关，技术始终构成实践活动的一种样式或样态。

　　马克思指出生产—技术在人类活动中的基础性，并将其理解为一种关乎人类本质的活动。在马克思看来，自然并不是精神外化的结果，也不是作为人们直观的对象存在，而是通过人的现实的对象性活动来展现的。马克思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指出生产—技术在人类活动中的基础性：“一定的生产方式或—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 [11]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大工业的本质视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深入探讨了生产与人的关系，技术成为现实的大工业发展的主要模式和推动力，而且马克思在这里谈论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是作为“第一活动”进入人类生活世界的。他说：“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2]。在马克思那里，生产与人的生存状况和本质属性直接相关，物质生产作为现代性的历史起点。他所涉及的有关技术的思考从未游离于生产这一主题之外，而是贯穿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