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ormation and Change of Value Orientation in the Change and Evolu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作者简介：陈新夏，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发信息：《世界哲学》第20195期

　　内容提要：唯物史观在历史观上的变革既体现在科学认识上也体现在价值取向上，从使唯物史观成为完整严密的社会历史观的意义上说，价值取向方面的理论来源与科学认识方面的理论来源同等重要。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在东方和西方分别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唯物史观解读范式，一种是强调唯物史观科学认识的解读范式，另一种是强调唯物史观价值取向的解读范式。对唯物史观变革和演变中价值取向的分析启示我们，唯物史观理论的当代建构应当自觉吸收人类的优秀价值成果，应当遵循科学认识与价值取向双重建构的路径，应当注重两种维度的相互促进，以科学认识支撑价值取向，以价值取向引领科学认识。

　　关键词：唯物史观/价值取向/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当代建构

　　唯物史观变革和演变过程不仅是社会历史科学认识的变革和演变过程，也是社会历史价值取向的变革和演变过程。正因为批判继承了以近代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为代表的欧洲哲学中的优秀价值观念，唯物史观才成为完整严密的、既是科学的又是正确的社会历史观；正因为以人的发展为核心价值的唯物史观取向随着唯物史观的发展而丰富和深化，唯物史观才不仅站在社会历史认识的最高峰，而且站在社会道义的制高点。

　　一、唯物史观变革中价值取向的形成

　　唯物史观在历史观上的变革具有双重意蕴，既体现在科学认识上，也体现在价值取向上。在价值取向上，唯物史观实现了对近代欧洲哲学中以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为代表的优秀价值取向的超越和创造性发展。

　　以往在对唯物史观变革及其意义的阐释中，存在着强调其科学认识而忽视其价值取向的片面性，往往侧重于强调其科学地提出并解决了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发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使一般宇宙观和社会历史观第一次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得到统一等方面的变革和意义，认为唯物史观变革的关键在于从社会存在特别是社会的经济事实出发解释社会历史，提出了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对此，经典作家及其阐释者们曾有充分的论述，例如恩格斯就以“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2012：1002)一语高度概括创立唯物史观的伟大贡献并称之为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列宁亦认为唯物史观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这种对唯物史观在科学认识上革命性变革及其意义的理解无疑是抓住了问题的主要方面，但却并不全面，因为唯物史观在历史观上实现的革命性变革既是认识上的也是价值上的。

　　唯物史观在历史观上实现的革命性变革，是对以往历史观的批判继承，是继承基础上的变革和超越。那么，唯物史观究竟继承了以往社会历史观哪些方面的思想资源呢？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实则有待深究，因为一直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具有片面性，即只承认唯物史观科学认识方面的理论来源，却否定或者回避其价值取向方面的理论来源。这种片面理解的潜台词是，既然唯物史观实现了历史观上的根本变革，它在价值取向上就必须与旧历史观彻底决裂，如果承认它在价值取向方面继承了前人的思想而不与之划清界限，则似乎有贬低之嫌。因此，在对唯物史观理论来源的研究和叙述中，价值取向方面的内容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忽略，甚至讳莫如深。对于唯物史观价值取向方面的理论来源，迄今尚未有充分的肯定和阐述，这一缺陷显然有待弥补。

　　唯物史观既继承了以往社会历史理论科学认识方面的积极成果，也继承了其价值取向方面的积极成果。正因为继承了以往社会历史理论科学认识和价值取向两个方面的优秀的思想资源，唯物史观才成为正确且合理的、完整严密的社会历史观。从使唯物史观成为完整严密的社会历史观的意义上说，价值取向方面的理论来源与科学认识方面的理论来源同等重要。因此，在唯物史观理论来源的论述中，对价值取向方面理论来源的论述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只有确认并梳理和厘定唯物史观价值取向上的理论来源，才能确认唯物史观价值取向当代建构的历史渊源及依据，在唯物史观理论的当代建构中明确其价值取向建构的历史地位和逻辑起点。

　　唯物史观价值取向方面的理论来源是丰富多样的，包括欧洲哲学中的优秀价值理念，特别是近代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以及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其中最基础的部分，就是欧洲近代人道主义理论和启蒙思想。唯物史观在价值取向上的变革，集中体现在它批判继承了欧洲近代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肯定人的价值的优良传统，并赋予了这种理解以新的内涵。正如弗兰尼茨基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建立在欧洲和亚洲的野蛮行为的传统之上，而是建立在欧洲文艺复兴即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和欧洲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最优秀、最光辉的传统之上。”(弗兰尼茨基，1982：9)

　　近代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家提倡关怀人、爱护人、尊重人，提倡人的尊严、道德平等和思想自由，认定人在世间万物中具有价值优先性，从根本上确立了人之为人最基本的权利，这种主张后来又在康德的目的论哲学中得到了更为透彻的哲学的认定，即“人就是创造的最后目的”(康德，1964：100)。近代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家所创立的优秀价值，虽然其直接目的是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和专制制度以及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因而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这些价值的意义却不仅仅适用于资产阶级或者仅仅适用于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特定历史时期，而是体现了社会进步和人生存发展的普遍要求，具有一般的、长久的意义。例如人道主义就是如此。人道主义作为一种以人性论为基础，以关怀人、尊重人和人的尊严、追求自由、民主和人权等为价值旨归的社会思潮，在反对封建禁欲主义并为资本主义做论证的同时，也加深了人对自身生存意义的理解，确立了对人的价值优先性的认可这一最基本的人道理念和规则，从人性论和人道原则的根基上肯定了人。

　　近代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家们提出的一系列优秀价值取向，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这些优秀价值取向从两个路径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产生了影响：一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二是通过空想社会主义间接地渗透于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后一个路径，即马克思主义在批判继承空想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过程中也从中间接地批判继承了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的人道主义等价值观念。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是由批判继承并超越人道主义演进而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过程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人道主义历史观转向唯物史观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宾克莱认为马克思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虽然是一个现实主义的而又严肃认真的人道主义者”(宾克莱，1983：79)，以及认为马克思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乌托邦主义和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的传统”(宾克莱，1983：3)的观点是不无道理的。

　　批判继承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的优秀价值理念，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唯物史观价值取向的一个重要环节。

　　马克思恩格斯继承并发挥了近代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家肯定人的价值优先性的思想。人道主义在肯定人性的基础上提倡追求人的现世生活的幸福，提倡尊重人的价值和个性，确立了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平等权、财产权在内的基本人权。在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的基础上，德国哲学家康德又从哲学层面对人的价值优先性做出了新的认定，提出了“人是目的”并且“人是最后目的”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家以及康德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历史观的层面上确立了人的发展价值取向。借用马克思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历史研究自始至终都紧紧地抓住了“人”这一根本，他们的理论研究以及实践活动始终关注人的解放，关注通过人的解放实现人的发展。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是他们理论与实践的起点和归宿。在他们看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使人们生活得更加幸福、更加美好和更有意义，是人的一切活动的旨归，当然也就是社会进步的根本目标。在人的发展问题上，他们强调人的发展是自由全面的发展，是人的能力的充分实现与发展，是人的个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展示与发展，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合理化及全面发展，并强调人的发展是每一个个人的发展。他们对人的发展的理解，进一步肯定了人道主义主张的人的价值优先性和人是目的的理念，并使这些主张和理念具有了彻底性。

　　马克思恩格斯继承并发挥了近代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家追求自由的思想。在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家所确立的诸种优秀价值中，马克思恩格斯特别看重自由的价值。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强调“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因此就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自由的现实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95：167)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人的发展时，尤其强调自由发展，总是将自由发展理解为人的发展的核心内涵，把人的自由发展和自由个性的确立视为未来理想社会人的发展的根本特征之一，并将未来理想社会理解为“自由人联合体”，认为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他们还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称为“自由王国”，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称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认为只有在这个自由王国里，人的活动才能真正成为自由自主的活动，人才终于成为自由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继承和发挥了近代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家肯定人性的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共产主义是向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的观点。在《神圣家族》中，他和恩格斯主张，既然是环境造就人，那就必须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去造就环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强调，“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2003：928—929)。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合乎人性的人”“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合乎人性的环境”“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等不同时期的关于人性的提法，自始至终地体现着对人性的肯定，这种肯定与他们确立的人的解放和发展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实现人的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真正合乎人性”，换言之，他们正是基于复归及合乎人性的诉求以及基于资本主义否定人性的现实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并且提出了人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及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继承和发挥了近代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家追求社会公平的思想。近代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家虽然提出了公平和平等观念，但他们追求的公平和平等存在着显著的局限性，只是政治法律领域的公平和平等，而不是经济社会权利的真正的平等。他们主张的公平和平等实质上只是强调人们起点、机会和规则的平等，而并非最终的、结果意义上的平等，其实际结果只能是人们之间经济社会差距的扩大，从而导致两极分化，使得一部分人高居于另一部分人之上。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资产阶级思想家主张公平和平等要求的合理性，同时又揭露、批判并且超越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公平和平等要求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所说的话，指出：平等应当不仅仅是表面的，不仅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2012：484)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同样强调公平和平等，但对公平和平等做出了新的理解，赋予了新的内涵。他们不仅肯定人们在社会生活和活动中起点、机会和规则的平等，更强调人们在社会生活和活动中结果的平等，特别是强调实现经济领域中的公平和平等，认为只有实现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社会公平即实现人的彻底解放，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公平和平等。与之相关，他们既强调人的彻底解放，又强调每一个个人的发展。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在价值取向方面的工作和贡献，一些学者已有比较清晰的认识，麦克莱伦认为，“马克思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价值两方面都是思想巨人”(麦克莱伦，2006：487—488)。保罗·斯威齐在题为《马克思逝世后一百年的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运动》的社评中也指出，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一门社会的和历史的科学，另一方面它是一个改变世界的纲领”(顾海良，201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