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husser's Overdetermination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the Theory Construction of Post-Marxism

　　作者简介：冯燕芳，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原发信息：《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195期

　　内容提要：为了批判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和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倾向，阿尔都塞投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他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在比较视域下，批判了黑格尔“一元决定”的矛盾观和历史观；同时，从多维度深入阐发和论证了马克思“多元决定”的矛盾观和历史观。后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拉克劳和墨菲在继承阿尔都塞多元决定理论的基础上，解构了其中的本质主义因素，为其更好地分析新社会运动和建构接合理论奠定了基础。

　　In order to counter and criticize Marxist humanism and the inclination of Hegalization of Marxism,Althusser,the French structuralist Marxist theorist,criticized Hegel's view of contradiction and history through structuralist approach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and at the same time,expounded and demonstrated Marx's view of contradiction and history.Laclau and Mouffe,the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of post-Marxism,inherited the theory of Althusser's overdetermination but deconstructed its essentialist factors,to analysis the new social movement and the theory of articulation better.

　　关键词：多元决定/一元决定/矛盾观/历史观/后马克思主义　　overdetermination/unitary determination/the view of contradiction/the view of history/post-Marxism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拉克劳和墨菲的政治哲学研究”(18FZX023)的阶段性成果。

　　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1918-1990)在其著作《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中，运用结构主义方法，通过对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历程的考察，批判了黑格尔“一元决定”的矛盾观和历史观，同时，从多维度深入阐发和论证了马克思“多元决定”的矛盾观和历史观。在这一过程中，阿尔都塞表达了自己对多元决定的看法，实际上建构起了自己的多元决定理论①。20世纪60年代，查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来到巴黎，进入阿尔都塞的高级研修班。作为阿尔都塞的学生，墨菲深受阿尔都塞的影响。1985年，在墨菲与恩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合著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二人把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理论作为建构其后结构主义方法论基础的重要理论来源。也正因为这本著作的出版，拉克劳和墨菲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一位研究阿尔都塞的传记作家指出，“如果我们要理解……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那么阅读阿尔都塞的著作就是很重要的”，因为后马克思主义从多方面受惠于阿尔都塞[1]8-9。英国著名理论家斯图亚特·西姆(Stuart Sim)也指出，阿尔都塞“为后马克思主义规划开辟了一些非常有希望的探究路线。”[2]29因而，为了深入理解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基础，我们有必要回到源头，深入探讨以下问题：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理论是如何提出的？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理论是怎样的？包含哪些层面？阿尔都塞多元决定理论对于拉克劳和墨菲理论建构的意义到底表现在哪里？

　　一、多元决定理论提出的背景分析

　　任何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阿尔都塞多元决定理论也是一样，它的提出有其特殊的理论背景和现实背景。用阿尔都塞自己的话说，他的理论是“在确定形势中的明确干预：既是在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中，同时反对教条主义和对教条主义的右派批判的政治干预，也是在政治中反对经济主义及其人道主义‘附属物’的哲学干预。”[3]184正是不满于盛行的各种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正是不满于卢卡奇及法国思想界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倾向，阿尔都塞投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一)各种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盛行

　　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不仅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还包括苏联和东欧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法国思想界和共产党内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欧普遍处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之下。这一思潮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其理论机缘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1932年公开发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围绕人的异化以及异化的扬弃等问题而展开，这印证了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也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相关理论提供了依据。法兰克福学派的知识分子如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物化理论基础上，出版众多著作，如《启蒙辩证法》(1947年)、《否定辩证法》(1966年)、《爱欲与文明》(1955年)、《单向度的人》(1964年)等，从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大众文化、性格结构等方面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异化，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解读为人道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和观点在西方引发广泛关注。

　　1938年，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斯大林明确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封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当时，斯大林的这一体系被认为是完美无缺和永恒不变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工作者只有宣传和解释斯大林这一体系的义务，而没有超出这一体系、实事求是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利。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一次秘密会议上，批判斯大林个人专权、个人崇拜，一时间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此时，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们认为自己有了重新思考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机会。他们也像西欧知识分子一样，通过阅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人道主义。在《保卫马克思》英文版序言《致读者》中，阿尔都塞指出，“对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批判是被共产党人知识分子普遍当做一种‘解放’来经历的。这种‘解放’导致了一种‘解放’—‘伦理’倾向的意识形态反应。这种反应不自由地恢复了‘自由’、‘人类’、‘类自身’、‘异化’等旧有的哲学主题。这种意识形态倾向试图在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理论的根据，而青年马克思的著作确实包含着人、人的异化及解放的哲学的所有论争”[3]248-249。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和东欧理论界产生了一次反转——从科学主义转向人道主义。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法国，不仅法国思想界，而且法国共产党内部，都流行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转向马克思主义，提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并且用存在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空场”，从人道主义角度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共产党内部，加罗迪是宣扬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在《人的远景》一书中，加罗迪提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处于异化的生存状态，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就是将工人阶级从异化的生存状态中拯救出来，使其成为完整的人。因此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人道主义[4]13。

　　(二)法国思想界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

　　除了不满于各种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阿尔都塞还反对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倾向。詹姆逊指出，“阿尔都塞所反击的，不只是那些命中注定要走向社会民主主义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只是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结构主义本身。这场斗争同样而且尤其是要反对把马克思黑格尔化的倾向，是要反对那些五花八门的思想传统，它们都在坚持用很容易被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所同化的语言来描述马克思的辩证法。”[3]521

　　在法国，通过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1902-1968)，黑格尔和马克思传入法国思想界。从1933到1939年，科耶夫在巴黎高师讲授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他曾宣告，“历史的终结不是在未来，而是在过去”。法国重要的知识分子如巴塔耶、拉康、梅洛-庞蒂、阿隆、萨特和加缪等人都受其影响。伴随着科耶夫的讲座和讲稿的传播，黑格尔的声望和影响力在法国不断增强。但是，在阿尔都塞看来，科耶夫及其法国门徒们对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哲学毫无理解，他们都“沉溺在主人和奴隶的斗争里，沉溺在‘自然辩证法’彻头彻尾的荒谬性里”[5]188。因而，在法国，对于黑格尔哲学，对于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都有待重新理解和解释。

　　在此背景下，阿尔都塞试图“保卫”马克思及其学说。从1960年开始，阿尔都塞陆续发表《论青年马克思》、《矛盾与多元决定》、《关于唯物辩证法》等论文。1965年，阿尔都塞将这些论文结集，以《保卫马克思》之名公开出版。几个月后，阿尔都塞又出版了《读〈资本论〉》。在这两本著作中，阿尔都塞运用结构主义方法，通过对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的考察，批判黑格尔“一元决定”的矛盾观和历史观，阐发马克思“多元决定”的矛盾观和历史观，表达自己对多元决定的看法，建构自己的多元决定理论。

　　为了深入阐述马克思的多元决定理论，阿尔堵塞认为必须“以黑格尔为参照，并通过划清与黑格尔的界限，才能确定自己的立场”[3]182。所以，只有在比较视域下，以黑格尔“一元决定”的矛盾观和历史观为参照，阐发和论证马克思“多元决定”的矛盾观和历史观。

　　二、“一元决定”与“多元决定”的矛盾观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曾写道，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6]22在阿尔都塞看来，如果停留于对这句话的表面理解，必然造成对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关系的误解，必然得出“马克思辩证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简单‘颠倒’”的结论。但如果运用症候阅读法，读出文本隐藏的深层结构，从本质上去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关系，那么得出的结论便是：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改造”。阿尔都塞指出，倘若马克思不是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根本“改造”而直接搬过来运用，必然产生许多隐含的不良后果——“继续滋生黑格尔式的、神秘化的后果”[3]198。阿尔都塞进一步澄清，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改造”不是他的杜撰和想象，“而是在马克思和列宁的文本里、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实践里可以明明白白找出来的东西”[3]198。为了能将这种根本“改造”呈现出来，阿尔都塞将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区别定位于矛盾观，认为黑格尔的矛盾观本质上是“一元决定”的，而马克思的矛盾观是“多元决定”的。

　　(一)批判黑格尔“一元决定”的矛盾观

　　阿尔都塞指出，黑格尔的矛盾只具有表面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在其本质上是“一元决定”的。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黑格尔具体阐述了意识的产生及其发展的辩证法。随着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意识发展为自我意识，从自我意识发展到理性，从理性发展到精神，从精神发展到绝对精神，意识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意识逐渐容纳从古至今的人类发展史、思想史、文化史，逐渐容纳哲学、心理学、文学、宗教、经济等众多学科。阿尔都塞指出，这种发展和丰富虽具有“多元决定”的外表，但不是真正的“多元决定”，其本质仍是“一元决定”的。这是由黑格尔的哲学观决定的。在黑格尔那里，“意识”在不同发展阶段不过是“绝对精神”这一“一元内在本原”的外化和表现。正如阿尔都塞指出的，“意识的这些过去形态……只是作为过去在现在中的回音(回忆、历史的幽灵)，即作为预期或暗示，而同现在的意识发生关系的。这是因为过去无非是它所包括的未来的内在本质，意识的过去存在也就是意识自身的存在，而不是在意识之外的一种真正的决定因素。就像圆圈中套圆圈一样，意识只有一个圆心，这个圆心决定着意识。”[7]90意识的发展史似乎是一条直线，一直都在单调地重复过去，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没有区别和变化，毫无辩证可言。因而，黑格尔的矛盾是无差异的、单一的、无结构性的、“一元决定”的。

　　阿尔都塞认为，黑格尔“一元决定”的矛盾观对应于线性因果观和表现性因果观[8]205。线性因果观认为一个因素对另一个因素的决定作用是一一对应的，即一个原因产生一个结果。线性因果观只能在一种既定存在的序列中得到理解。表现性因果观预先假设整体可以还原为一个内在的本原，而整体各部分、各因素不过是这一内在本原的现象或外在表现。

　　(二)阐发马克思“多元决定”的矛盾观

　　阿尔都塞认为，不同于黑格尔“一元决定”的矛盾观，马克思的矛盾观是“多元决定”的，其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矛盾是有结构的，矛盾是复杂的，矛盾发展是不平衡的[7]205。

　　首先，矛盾是有结构的。矛盾不具有“单一”的含义，任何矛盾都是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存在着的。处于结构中的矛盾，“不可能是由于人们把不同的矛盾集合成为一个对象而造成的一种偶然布局”[7]196，而是一个必然的事实。各种矛盾“是同整个社会机体的结构不可分割的，是同该结构的存在条件和制约领域不可分割的；‘矛盾’在其内部受到各种不同矛盾的影响”[7]89。矛盾的结构是“多环节主导的”，包括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

　　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个复杂整体中，各种矛盾可以“汇合”成一个统一体，为同一个目的起作用。在特定形势下，“有许许多多的矛盾在起作用，而且为同一个目的在起作用，尽管这些矛盾产生的原因、意义、活动场合和范围不尽相同，有些矛盾甚至根本不同，但它们却‘汇合’成为一个促使革命爆发的统一体”[7]88。即便在一个统一体内部，也不意味着各种矛盾各自的特殊性消失了，它们依然有各自特定的本质和效能、现状和活动方式。

　　其次，矛盾是复杂的。任何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着多种矛盾，任何矛盾内部都包含多个矛盾方面。既没有只包含一对矛盾的简单过程，也没有只分为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简单矛盾统一体。简单过程和简单矛盾统一体在什么情况下存在呢？阿尔都塞指出，“简单过程只存在于复杂的结构之中，简单范畴的普遍存在从不是原始存在，它只是在一个历史长过程的结尾，作为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的产物而出现。因此，我们在现实中永远遇不到单纯的简单性(不论是简单的本质或简单的范畴)，而只是遇到复杂的、有结构的过程，只遇到存在和‘具体’”[7]191。

　　阿尔都塞还提出了“节点”(也即“关节点”)的概念。阿尔都塞指出，“发展的节点(特殊阶段)，每个阶段的结构的特殊节点，都是复杂过程的存在和现实”[7]207。关节点事关矛盾的“融合”点、“压缩”点、革命的转折点。在事件发展某个关节点上，各种矛盾之间的决定作用会发生变化，事物的发展态势必将超越一般性的规律。

　　最后，矛盾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任何复杂过程中必定有一个主要矛盾，在任何矛盾中必定有一个主要矛盾方面。但是次要矛盾并非主要矛盾的“现象”或“附属”，而是主要矛盾的存在条件。阿尔都塞指出，“所谓主要矛盾是本质，次要矛盾是现象，这实际上并不等于主要矛盾可以没有次要矛盾或缺少某个次要矛盾而存在，不等于主要矛盾可以先于或后于次要矛盾而存在。”[7]200恰恰相反，“次要矛盾对于主要矛盾的存在十分重要，它确实构成了主要矛盾的存在条件，正如主要矛盾是次要矛盾的存在条件一样。”[7]200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位置是可以变换的。“主要矛盾变为次要矛盾，一种次要矛盾上升到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变为次要方面，一种次要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矛盾的主要方面变为次要方面，一个次要方面又变为主要方面。”[7]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