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New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Labor Dialectics: The Origin and Transformation of 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r

　　作者简介：何云峰，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34；王绍梁，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

　　原发信息：《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196期

　　内容提要：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学说是一个完整、系统和成熟的理论体系，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劳动辩证法的现象学批判。异化劳动理论实质上是马克思对劳动辩证法这一内在否定性的现象学呈现，它描述了抽象劳动对人的支配和统治的四个方面，即我们熟知的“四个规定”。二是劳动辩证法的本质揭示。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揭示出资本—劳动的权力对抗关系及其交互运动，主要体现在微观的生产价值的劳动过程和剥削剩余价值的变戏法过程。三是通过图式直观和数学直观再现了劳动辩证法的这一内在矛盾运动过程。马克思给出了劳动辩证法否定之否定完成的可能性，即剩余价值与必要劳动的双重极限运动(趋近于0)的发生，这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提供的物质极大丰富，而且意义更为重大的是，它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自由时间和必要条件。这也是马克思劳动辩证法批判性、革命性和科学性的体现。

　　Marx's theory of labor dialectics is a complete,systematic and mature ideology,whichis mainly embodied in three aspects in the history of Marx's thoughts.The first aspect is the phenomenological criticism of labor dialectics.The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essentially the phenomenological representation of inherent negation of Marx's labor dialectics,describes the four areas of domination of abstract labor over human beings,the so-called “four regulations”.The second aspect is the essential revelation of labor dialectics.Marx reveals the power confront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r and their interaction movement in terms of the capitalist production process,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microcosmic labor process of producing value and the “jumping” process of exploiting surplus value.Thirdly,the intrinsic contradictory movement process of labor dialectics can be reproduced through schematic intuition and mathematical intuition.Marx gives the possibility of negation of negation in labor dialectics,which is the occurrence of a double extreme movement of surplus value and necessary labor(approaching zero).According to this theory,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provides not only material richness,but also,more significantly,free time and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the all 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which also reflects the critical,revolutionary and scientific nature of Marx's labor dialectics.

　　关键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劳动辩证法/异化劳动/现象学　　Manuscript of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in 1844/Capital/labor dialectics/alienated labor/phenomenology

　　标题注释：上海市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项目(310-AC9103-19-365007)，上海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6WZX014)。

　　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学说是一个完整、系统和成熟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不仅包括对劳动作为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存在论建构，而且体现在马克思对现代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的揭示。对此，我们已经撰文予以专门讨论[1](P55-59)。我们认为，马克思劳动辩证法的存在论基础就是劳动的存在论基础，这一存在论基础的建立有赖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后文简称《巴黎手稿》)中对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发起的存在论革命。这一存在论革命可以简要概括为“感性的对象性活动”的发现。从《巴黎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可以窥见，马克思始终在“感性活动”或“对象性活动”之间相互交叉着使用，而我们从现有研究来看，有的学者使用前者，有的学者倾向后者，或者认为二者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我们兼并两者的使用，命名为“感性的对象性活动”，而劳动就人的存在方式而言毋宁说其是感性的对象性活动的现代表达。我们之所以认为将两者耦合是必要的，是因为尽管两者都是马克思分别使用过的，但是：第一，对象性活动虽然区别了对马克思劳动、实践、生产等概念的主客二分理解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但却很容易忽视和遮蔽马克思学说的感性特征和本质；第二，同样感性活动尽管尤其突出了马克思学说的“感性”维度，但又在概念上很难将马克思的感性和费尔巴哈的感性区别开来。基于以上考虑，我们认为，“感性的对象性活动”最能完整表达马克思劳动辩证法学说的存在论内涵。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要揭示的正是劳动的这种存在论维度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及其遮蔽，并使这种内在矛盾和对抗关系达到了历史的辩证顶点。我们关于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存在论维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向度的这些观点还需要进一步补充和深化。这正是我们本文的目的。在进一步思考中我们发现，以往的研究对劳动概念的这两重维度及其关系存在很大的误解：一是停留在狭隘的“经济学”层面理解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和“劳动二重性”理论，没有看到劳动的存在论维度展现的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性力量，从而也就不能融贯地解释“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哲学内涵；二是从阿尔都塞的“总问题”出发，殊途同归地不是将马克思的自由劳动理解为青年不成熟时期的“人本学预设”，就是割裂地将劳动的异化现象作为理论工具对现实进行人道主义的批判。对马克思劳动辩证法学说的这两种解读都是错误和片面的，它不能科学解释马克思早年的异化劳动和晚年的劳动理论之间的内在统一性，更不能深入揭示这种内在统一性所暗含的重大理论意义，即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实质上是揭示了现代劳动的内在矛盾和对抗关系，并且作为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异化为主体反过来支配和统治现代人的具体的感性劳动。我们认为，要真正全面理解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学说，就必须从分析《巴黎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着手，从理论上审视马克思对劳动辩证法是如何进行现象学呈现的，然后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资本论》中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相互关系与内在演绎过程，从而厘清劳动辩证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只有这两个方面的考察相互结合，才能全面把握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思想。

　　一、劳动辩证法的现象呈现：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

　　自1932年《巴黎手稿》全文公开问世以来，关于手稿及其异化劳动理论的研究可谓是浩如烟海。异化劳动不是被表达为“不成熟时期”的道德批判和控诉，就是将其悬置在“人本学”预设的框架中说明异化劳动及其向自由劳动的过渡，是为劳动的辩证法。这些理解并非全是毫无意义的呻吟，事实是，随着社会现实的逐步展开和马克思学说研究的逐步深入，仅仅停留在这样的讨论中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认为，需要重新设置阐释异化劳动学说的理论架构，这就是从感性的对象性活动的原则出发认识“劳动”，并重新理解异化劳动的存在论内涵，即抽象劳动对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的支配和统治的结果。以此原则为核心，马克思首先批判了国民经济学家对“劳动”理解的二律背反，将“人的感性劳动”排除在国民经济学视野之外；从而提出了自己的异化劳动理论，对劳动辩证法展开了最初的现象呈现；最后，马克思深入到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中寻求异化劳动的历史根源和扬弃路径。

　　马克思在《巴黎手稿》“序言”中说：“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2](P3)与“乌托邦”的那些评论家只是用抽象空洞的词句批判现实不同，马克思采用务实的作法，即从对经验和国民经济学的研究着手说明和批判社会现实，而不是直接阐述自己的异化劳动理论。他在“序言”中提出要展开“前提的批判”。这些前提不只是“私有财产”，因为从文本结构可知，“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是笔记本I的最后部分，马克思却在先前讨论了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等一些常见而基础的国民经济学范畴。

　　国民经济学也讨论劳动，但马克思批判地揭示出在其视域中看不到经济学之外的“人”，看不到的工人的真实生活状况。“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却把这种考察交给刑事司法、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管理人去做。”[2](P13)也就是说，现实中活生生的“人”在国民经济学中被工资、利润和地租等概念遮蔽了，对这一遮蔽的批判体现在马克思对这三个概念的重新阐释上。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工资、利润还是地租，都是现实中的人通过感性的敌对的斗争确定的。国民经济学家将“现实的劳动者”描述为“工资”，而实质上“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2](P6)，利润则是资本通过“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2](P19)而获得的，地租同样是“通过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斗争确定的”[2](P34)。

　　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中人与人之间的残酷斗争在国民经济学家那里都用“概念”(工资、利润和地租)一以略之，也就是说，现实的斗争被国民经济学家有意无意地遮蔽在“自治性”的范畴之中了。这样，“劳动”在国民经济学那里必定会发生原理内部的二律背反，即劳动的内在对抗和斗争在现象中的呈现和国民经济学家解释的“无能为力”。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支离破碎的现实不仅没有被这些概念所“推翻”，相反是证实了国民经济学家这些概念中显现出的支离破碎的原则[2](P72)。“劳动”的这种二律背反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按照国民经济学“劳动是财富的源泉”的原理，劳动的全部结果应当属于劳动者，但按照工资的本质，劳动者从劳动之中所能获得的实际只是满足自身再生产(生存和繁殖)的最低限度；二是因为国民经济学家承认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所以一切都是可以通过劳动购买，但在现实中，劳动不仅不能购买一切产品，而且还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三是国民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说明了劳动创造价值的主体地位，所以劳动者是这一主体地位的人格表现，但不劳而获者(封建时期的土地所有者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却可以支配和统治劳而不获的劳动者；四是劳动使得劳动产品获得唯一且稳定不变的价格，而劳动本身(劳动力)的价格却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使得其总是处在偶然性的波动之中；五是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他们认为个人的“特殊利益”与社会“普遍利益”之间的良善统一可以在现代劳动之中获得实现，而现实社会中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冲突却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2](P11-12)。

　　以上这些悖论都只不过是“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规律和工资规律的对立”[3](P239)，这些对立必然集中表现出以上悖论现象，一言以蔽之就是劳动的内在对抗与斗争，私有财产(死劳动或资本)支配、统治和预先设置具体的感性劳动，而人格化的劳动者也就必然遭到彻底的异化。因此，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家眼中的劳动实际上是异化劳动。马克思在“工资篇”提出了一个问题：“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2](P13)从后面的批判来看，这一意义就首先消极地体现在劳动的异化，异化劳动就是基于这样的经验观察和理论反思被提出来的。

　　从马克思劳动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出发，我们发现，异化劳动不仅不能被确认为向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返回，而且应该被理解为劳动辩证法的现象学呈现，即抽象劳动支配和统治具体劳动的一种现象学批判。简言之，异化劳动之四个规定实际上都是抽象劳动支配和规定劳动者的感性活动的四种表现或结果。正是在抽象劳动获得社会生产的统治和主体地位之后，无论是人的劳动对象(产品)、劳动本身还是人的类本质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它们所包含的对人的感性生命和本质力量展现的积极面皆为生产价值的“抽象劳动”所遮蔽。我们由此出发，开始重新理解这“四个规定”所包含的劳动辩证法思想。

　　首先，马克思是从“经济事实”出发追问了劳动产品之于人的本质关系是“感性力量的对象化”。这个经济事实就是：“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2](P47)马克思并没有设想一个与现实的人相对立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应然本质”，而是从国民经济学家也同样看到的充满悖论的“经验”背后指认了私有财产的“感性特征”。马克思的确深受费尔巴哈感性本体论的启示，看到了“私有财产”经济范畴背后的感性存在，它是人的感性力量的对象化结果，也领会了私有财产的私人性质同人的感性类本质的社会与自然之间统一的“矛盾”，这一感性范围内的矛盾就表现为“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相异化”。这就是第一个规定所体现的“抽象劳动对具体劳动的支配和统治”，即在劳动产品的感性存在上先行夺取占有权和支配权。“在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2](P47)从中可知，劳动的异化状态并不只是“经济事实”，而是劳动的“现象实情”。这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总是用一系列的理性的经济范畴遮蔽人的感性存在，如以工人遮蔽劳动者，以产品或商品遮蔽劳动的对象化，以社会财富(资本)遮蔽人和自然之间的原初关联。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产品表明了人与自然的感性联系，但在现实中，工人就在两方面越来越失去这种感性存在，一方面感性的外部世界愈来愈不属于劳动者自己的对象，另一方面感性的外部世界也愈来愈不给他提供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料[2](P49)。“劳动产品”的这些感性本质皆在雇佣劳动(抽象劳动)中异化了。

　　第一个规定虽然表现了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思想关联(感性、对象化)，但前者仅仅借用了后者的视域，因为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提示的，他并不是就“感性客体”理解人的劳动，而是从“感性活动”原则理解人的劳动及其异化。

　　马克思从劳动异化的第一个规定推出了第二个规定：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生产活动)相异化。“活动”原则，就劳动的存在论维度而言，一是与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相反，马克思是从感性活动出发理解劳动；二是这种感性活动区别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外化的自我意识的“纯粹活动”。只有感性、对象性和活动原则三者统一，才能告别黑格尔的“纯粹活动”，让历史性落归大地，更能让费尔巴哈的“人”从“动物世界”回到“属人的世界”。感性的对象性活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或“生产活动”。生产活动之所以是人的感性活动，是因为它不是精神的观念活动，而是与自然相关联的打开人的本质力量之书的感性生命的活动。马克思依然没有任何理性的先验设定，只是从劳动的对象化之感性存在的异化推论出劳动本身(具体的生产活动)的异化，“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2](P50)。所以马克思认为，生产本身是表现人的能动性的外化，“在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2](P50)。马克思在这里的确指认了感性的生产活动的本体论地位，只是并非通过理性先前设定这种本体，而是从劳动对象(产品)的感性存在说起，这又是区别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劳动辩证法之先验设定“自我意识”本体的重大差别。抽象劳动对感性劳动的支配和奴役非常鲜明地体现在其中，劳动者不是在自己的感性劳动中肯定自己，相反得到的是否定、折磨和摧残。劳动辩证法的这种“否定”性质使现代人对劳动的态度就是“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2](P50)。比国民经济学家深刻的地方在于，马克思道出了这种感性劳动被支配被奴役的结果是将原本作为展现人本质力量的“感性对象性活动”蜕化为与动物机能别无两样的非人性质。这是劳动对现代人依然具有的否定力量，这样的属人的生命活动就沦为了反生命的活动。

　　马克思从前两个感性的具体规定推向了第三个规定：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同样是至今为止为人非议和诟病的地方，甚至看作是向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唯心主义返回。首先，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在表述上的确沿用了费尔巴哈，但这不意味着在表述这一概念的思想内涵上是等同的。简单地说，费尔巴哈的类是意识的对象，由此说明人的社会存在；马克思则是从生产活动出发，所以类存在就是社会存在。但在认识人的社会存在时，费尔巴哈又只能诉诸于感性直观，而非站在马克思的高度从人的生产生活即感性对象性活动出发理解人的社会存在。马克思之所以有意区分出人与动物的关系，原因就在于此，是人的类生活即生产生活或感性劳动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如果退回到费尔巴哈，只能将人看作和动物并没有本质区别的单纯的肉体存在，人就像简单的吃喝和繁殖的单个的无声(不发生社会关系)的动物一样执行自然的规律。“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2](P53)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所要揭示的正是这种确认人之为人的类本质(生产劳动、感性活动)在抽象劳动的支配下将人打回到与动物并无本质区别的原形。劳动的否定性(异化)就“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2](P53)。也就是“抽象劳动”实际上正是人的有意识(理性)的表现之一，动物不会产生抽象劳动，也正是这种“理性”使得属人的自由活动颠倒为压抑人的感性的异化劳动。

　　黑格尔正好相反，是从自我意识出发理解人的劳动，所以他无法从他的劳动辩证法中推论出异化劳动，而只能看到劳动使奴隶获得自我意识从而确证人的本质(自由)的积极的一面。所以，黑格尔除了能够直观主人—奴隶的对立与斗争，也无法从其中推论出马克思的第四个规定：人同人相异化。

　　人同人的异化，在马克思的语境中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工人同非工人即资本家关系的对立和异化；二是人同其他一切人之间的对立和异化。劳动辩证法同时也是由人的劳动而生产出的社会关系的辩证法，劳动的内在对抗和斗争同样表明了人的社会关系的感性对抗与斗争。马克思在前面指出了这一对抗用“劳动”来说明：一是资本家利用资本(积累的劳动)形成的对劳动者的支配权力；二是资本同样支配着资本家本身，即资本家对剩余价值或利润生产的追求所不可避免的竞争关系。这在异化劳动章节马克思已经做了很多类似的分析。马克思指出：“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特性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2](P19)因此，说到底人与人相异化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对抗与斗争，也就是一部分人支配和统治另一部分人的关系。这一关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抽象劳动支配和统治具体劳动”，包括资本家自己的活动也同样受这一规律的支配。这是马克思劳动辩证法思想极为深刻的地方，因为他不仅看到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而且同样看到了抽象劳动的这种否定性在现代社会已经变成了形而上学的怪诞在地球上支配和规定着人类的一切活动。

　　那么，马克思如何能够从前三个规定推论出社会关系层面的异化呢？关于马克思的逻辑推论，部分学者承认前三个规定之间的逻辑递进关系，但质疑说，马克思从第三个规定无法推论出第四个规定，真的如此吗？这就需要理解两点。一是马克思从第一个规定到第二个规定是从“经验事实”向“现象实情”的过渡，可以说是从现象到本质的推进；第三个规定到第四个规定又恰好构成了相反的运动，也就是从人的类本质的规定推论出国民经济学家也能看到的经验事实，即“社会关系”的普遍对立。这一点首先说明了马克思是完全遵照科学的认识方法即从感性的经验事实出发，返回感性的社会现实。二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与人的异化关系指的不是抽象的对立，从手稿内容的设置可知，指的是“私有财产的关系”。人与人的异化主要表现为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异化。这是马克思劳动辩证法的“客体本质”的维度展现，而主体本质则是作为人的类本质的“感性的自由劳动”，这一返回直接回答了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私有财产虽然不是本文讨论的主题，但二者关系的厘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关乎对马克思劳动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或异化劳动的自我扬弃的准确理解。

　　马克思虽然承认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相互作用关系，但尤其强调，“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2](P57)。第一，马克思要说明的是异化劳动作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才是后者的根据和原因，因此，私有财产并不是形而上学地被认作永恒不变的，它是人类历史活动的结果；第二，但由于人的劳动在生产过程中仍然受制于私有财产的规定和支配，所以异化劳动的扬弃活动也必须通过扬弃私有财产的运动才能完成，所以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扬弃运动就是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P77-78)

　　因此，这些矛盾和斗争的真正解决实质就是异化劳动的扬弃，即劳动辩证法的运动过程。至此我们就能够理解，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实质上是劳动辩证法学说的一种现象学表述和呈现，它将私有财产的运动①和共产主义运动即扬弃异化劳动与实现自由劳动之内在统一的一般运动模式完整地揭示出来。第一个规定表达的是积累起来的抽象劳动对具体劳动的外化或对象化的否定；第二个规定是抽象劳动支配和异化感性劳动本身；第三个规定则说出了劳动辩证法所走向的精神异化，在《资本论》中被揭露为“商品拜物教”；第四个规定描述的是资本主义带来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社会关系。异化劳动作为现象实情或结果，资本—劳动的关系才是本质，即对这种结果的来历的揭示。同样，这种现象学呈现虽然表明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的不同，即已经有意识地、模糊地指认了劳动的内在矛盾运动过程，但仍然没有深入这一现实矛盾运动之中。“如果说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特别地深入于并且表现在‘私有财产’的本质中”“那么，从根本上去理解和分析私有财产便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首要任务”[3](P257)。这一工作显然是由《资本论》完成的，即马克思揭示了“资本—劳动”权力关系的起源与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