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alytical Marx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Normative Theory

　　作者简介：李旸，女，哲学博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 100871；罗德尼·佩弗，Rodney G.Peffer，男，美国圣地亚哥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国 圣地亚哥 92110

　　原发信息：《齐鲁学刊 》第20194期

　　内容提要：罗德尼?佩弗是英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是当代道德和政治哲学领域里有影响力的学者。作为其著作《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中文版的译者，北京大学的李旸博士于2018年5月对佩弗教授进行了访谈。在此次访谈中，佩弗教授阐释了英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特质及其规范研究的路径选择，指明了当今建构马克思主义规范理论面临的挑战与可能，并从元伦理学的角度对“马克思与正义”的争论及马克思主义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回应。

　　Rodney Peffer is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analytical Marxism in Anglo-American area,also an leading scholar in contemporary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ical field.Li Yang is the translator of Professor Peffer’s book Marxism,morality and social justice.She interviewed with Prof.Peffer in May of 2018.In this interview,Prof.Peffer explained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analytical Marxism and its normative research,pointed out the challenges and possibilities fa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normative theory,and provided his own answers to the debate over “Marx and justice” and the issue of relation of Marxism and morality.

　　关键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规范理论/正义/道德/Analytical Marxism/normative theory/justice/morality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研究”(17ZDA022)，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公平正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14ZXC016)。

　　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英美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遇

　　李旸：佩弗教授您好，很高兴有此次访谈机会。虽然我们相识很久，但这种正式的访谈还是第一次。您的著作《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①中文第二版出版在即，祝贺您的研究及思想将在中国学界产生更广泛的影响，此次想就马克思主义与规范理论的一些问题向您请教。从学术研究的背景来看，您经历过英美新左派运动的兴盛，也经历过冷战时期和苏东剧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起起落落甚至遭遇危机之际，您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从未改变，我想知道的是，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成为您坚定的政治信念和首要研究方向的?

　　佩弗：我也很高兴能与您——我的好友同时也是我著作的译者——谈一谈我们共同感兴趣的学术问题。其实，我出生于美国中西部一个保守的、支持共和党的家庭。但是十岁那年，我们举家搬到洛杉矶，在那里，青年时期的我参与了美国的反战运动。有一天，我在一个二手书店里读到了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的两本著作，我完全地被吸引了。这两本书并不是他著名的《爱的艺术》(1956)和《马克思论人》(1961)，而是《健全的社会》(1955)和《人性会占优势吗?》(1961)②。前者论述的是西方世界在二战后所面临的诸如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消费主义、种族和阶级不平等、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危机之最后喘息的法西斯主义威胁等重大问题；后者则探讨了冷战中核武器和“相互保证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政策的疯狂性。弗洛姆指出，这些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所固有的，并且只有到了人道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解决。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并不仅仅只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而且还反对资本主义，并深深赞同人道的社会主义。

　　其后，我开始阅读马克思以及考茨基、列宁、卢森堡、托洛斯基、葛兰西、马尔库塞、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随着理解的深入，我越来越确信马克思主义经验性理论的主要内容是正确无疑的，特别是它对资本主义内在危机的批判和阶级斗争理论。因此，我日益成为一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在我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那就是，苏联的共产主义并非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描述的那种典型共产主义社会，虽然它消灭了资本主义，但是并不像经典作家所说的那样具有生产潜力和符合人性，它甚至都不符合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历史也证明，这一社会并没有像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预测的那样变得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为民主，相反却走向了威权主义和官僚特权。因此，苏东剧变并没有影响我的政治信仰，但同时我也意识到，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既应当支持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受资本主义的破坏和颠覆，又应当促进后资本主义社会走向民主、自由和法治。

　　后来，我又读了一些关于西班牙蒙德拉贡合作制度(Mondragon system of cooperatives)和南斯拉夫市场社会主义及工人自治的文献，还读了布兰科?霍尔瓦特(Branko Horvat)、雅罗斯拉夫?凡涅克(Jaroslav Vanek)、约翰?罗默(John Roemer)、大卫?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等支持市场社会主义和工人自治的经济学家，以及南斯拉夫哲学家米哈罗?马尔科维奇(Mihailo )和斯韦托扎尔?斯托扬洛维奇(Svetozar )的著作。这些研究使我成为市场社会主义而非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支持者。我认为，如果马克思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到我们今天关于经济、社会的这些历史信息，他们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李旸：据我所知，20世纪60年代以前，由于冷战等外部环境和分析哲学自身的“形式化”及对现实的日益远离，英美分析哲学传统几乎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交集。那么您在这一传统中与马克思主义结缘的契机是什么?

　　佩弗：您概括得很准确，这两种思想传统似乎长久地相互漠视。牛津和剑桥学派向来将黑格尔主义、阿尔都塞主义视为异端，认为它们太过晦涩而不配称之为哲学，反过来亦如此，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至今仍认为分析哲学是保守且狭隘的。但实际上并非全然如此。特别是20世纪的新社会运动之后，英美分析哲学家越来越多地介入现实问题，尤其是社会、历史和道德等问题，由此马克思主义也进入了他们的研究视野。在我求学的年代，我对这两种思想传统的吸纳和接受几乎是同时进行的。1970年至1975年这段时间，我在爱荷华州立大学读书。其间，我接触过不同的左翼政治思想，特别是在反越战运动期间，我的大学里全是各种独立激进分子、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左翼无政府主义者等。我在那时有幸结识了哲学系的一些教授，其中包括大卫?亚历山大(David Alexander)和爱莉丝?马里恩?杨(Iris Marion Young)，后来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我和他们一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主要从哲学、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亚历山大在系里教授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充满兴趣。杨讲授女权主义和批判理论，她后来成为这两个领域里的知名学者。杨对马克思主义和分析哲学非常感兴趣，虽然她常常被视为植根于批判理论传统中，但她实际上也受到分析哲学的强烈影响。与这些人的交流在我形成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政治哲学的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爱荷华州立大学哲学系读书期间，我广泛地学习了所有主要的哲学流派和不同的哲学路径，并逐渐意识到自己最认同的哲学流派都具有以下特点：一、尽可能清晰地表达观点；二、采用现代的、科学的思维方法；三、在哲学思想谱系上更偏向自然主义这一边而非宗教的或先验的那一边；四、与人道主义、平等主义的社会正义思想具有相容性。我当时认为最符合这些标准的哲学有：美国的实用主义、新康德主义、批判的现实主义，还有自20世纪早期兴起于摩尔和罗素的分析哲学。

　　我从来都怀疑和拒斥那些不能为普通读者所理解的理论和学说。在我看来，任何使用极其晦涩的、脱离日常和科学的话语的哲学，如果其研究者不能将理论和论证转译为更为清晰易懂的语言，都是令人怀疑的。我坚决反对那种意在仅仅被内行或某种哲学派别理解的哲学路径。此外，在真理、意义或道德等问题上持极端相对主义立场的理论我也很不认同，这样的理论并不真正对追求真理和正义或使世界变得更好感兴趣。也许你会好奇我为什么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列为我感兴趣的哲学之一，因为在当时的我看来，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抽象哲学的领域，而是在社会科学和政治理论领域以及对人的本质和社会正义的实现上。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方面的理论极其重要，这些理论既包括马克思在《资本论》和《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所做的分析，亦包括诸如大卫?施韦卡特、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等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对当今世界中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现象的分析。

　　李旸：您所描述的求学期间对于哲学理论的明晰性和严谨性的重视非常符合分析哲学的标准，这是否意味着您当时已经选择了分析哲学作为基本的研究路径?

　　佩弗：是的，总的说来，我最终将分析哲学视作最正确的哲学道路，它所要求的表述清楚、概念明晰和逻辑严密是我非常看重的。人们常常误以为分析哲学与左翼政治立场是不相容的，认为它本质上是保守的。这完全是一种迷思。分析哲学与范围广泛的各种政治立场都是相容的，不论是保守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或女权主义。即便我们只谈论分析的政治哲学传统，诸如霍布斯主义、古典自由主义、进步自由主义等理论仍然在基本的原则方面能够与左翼思想相容。当我进入研究生阶段时，基本已确立了这种观点，即做哲学和政治学的最好路径就是使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必要时对其进行重构。在我看来，许多重要的社会科学理论，譬如马克斯?韦伯的多元社会分层理论需要补充马克思主义的经验社会科学框架才能变得更加充分。

　　此外，在我感兴趣的社会正义理论研究中，我认为罗尔斯的理论最具有说服力。或者用他的话说，最能与我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和经验信念达到反思平衡。有一种常见的误解，认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与社会主义不相容。这是彻底错误的。罗尔斯明确说过，他自己的理论与人道的社会主义形式完全相容。于是，我的理论和研究重心逐渐成为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最重要的经验社会科学理论与社会正义理论结合起来，从而为社会主义提供兼具规范性和经验性的论证。在我的第一本著作《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1990)中，我做的就是这项工作。此后，我的理论研究就是在这一方向上更加拓展和深入。当然，我的工作还有另一方面，就是与世界上持相同立场的哲学家们进行交流。过去几十年里，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在古巴、越南和中国，与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哲学家和民众交流思想观点。并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还参与了具体的政治实践，比如支持美国地域内的古巴团结运动。

　　李旸：您所说的“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来阐释和重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上就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研究路径，您也将自己视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成员之一，但是我一直有个困惑，中国学界一般认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指由G.A.科恩(G.A.Cohen)、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等人于20世纪70年代末所创立的思想派别，其外延仅包含当时定期在伦敦组织活动的“九月小组”(September group)成员以及一些后来加入的新成员。而您并不在这个小组之内，所以，您所理解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外延上是不是更为宽泛?定义这一学派的关键依据是什么?

　　佩弗：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像一些人们所理解的那样，仅限于“九月小组”的范围。人们这样认为，也许是因为很多著名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科恩、埃尔斯特、约翰?罗默(John Roemer)和亚当?普泽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等都是“九月小组”的成员。从本质上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将分析哲学的一般方法运用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政治学和道德理论的学派，应当包括所有认可用分析方法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想家。就这一意义而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甚至在“九月小组”之前就产生了，在那之前就有一些既是分析哲学家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学者存在，比如凯?尼尔森(Kai Neilsen)、弗兰克?坎宁汉(Frank Cunningham)等。当然，是“九月小组”及其学术活动使得这一学派获得最终的统一性和命名，但在它范围之外的很多思想家都可以被视作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思想家都植根于分析—语言哲学传统，是研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并且认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或至少对其抱有同情。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具体使用的“分析方法”可能有很大差异，比如有分析哲学中的方法，也有博弈论、理性选择理论、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理论等专业理论，但他们都共享特定的核心经验信念和核心道德价值观念，例如，资本主义是一种内在地具有致命缺陷的社会制度、人道的社会主义形式比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在道德上都要优越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传统做了很多有价值的贡献，特别是在尝试改进马克思主义经验性社会科学理论这方面，例如科恩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构、埃尔斯特用博弈论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冲突理论的阐释等。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经验性理论进行阐释和重构以外，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规范性理论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在当代围绕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重大政治哲学争论中发出了有影响力的声音。比如科恩和尼尔森提出了自己的激进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原则，而我则在马克思主义经验性理论的基础上借用罗尔斯的社会正义理论来论证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规范性观点。

　　总的来说，20世纪晚期在道德和政治哲学领域所发生的两个重大理论事件，即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提出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兴起，对我个人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从1978年发表的《为福祉权辩护》③起，我开始尝试提出一种充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或道德与社会理论。在著作《马克思主义、道德和社会正义》中，我延续了这一工作，后来也发表了很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