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New Form of Cultural Marx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作者简介：马援，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

　　原发信息：《哲学动态》第20199期

　　内容提要：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研究的理论频谱中，文化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本文力图从构建“结构主义-文化主义”两种语言范式的连续性、以现实历史文化语境寻绎语言的具体实体和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语言生成理论，彰显文化马克思主义富有特质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理论，以便为当代马克思语言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新研究维度。

　　关键词：文化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结构主义/文化主义

　　从一定的角度看，当代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呈现出三种基本研究模式：结构主义、文化主义、结构主义-文化主义相融合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形成于20世纪50至60年代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对语言哲学的研究，更加符合当代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第三种研究模式。文化马克思主义主张突破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的二元对立模式，平衡社会结构和文化影响的互动关系。文化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追求当代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发展的新形式，一方面，纯粹结构的语言哲学将人类的语言行为全然禁锢在人为的语言牢笼中，使语言抽象化，脱离现实生活；另一方面，有浓厚经验色彩的文化主义语言哲学虽打破了先天语言学的神话，但缺乏对语言系统化、体系化的论证，两种研究模式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为此，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地对待两种模式并将其有效融合，推动语言哲学的科学性与实践性的有机嫁接。

　　一、构建“结构主义-文化主义”两种语言范式的连续性

　　根据语言哲学区别意义最小单位的音位，经词法、转化生成语法到最终形成话语转化的语言体系，文化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包括了上述的内容，但不同的是，它对此进行了当代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革新，产生了语言变体、语言语码、语言生成理论和话语实践的新思想体系。文化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与传统语言哲学具有本质性区别，后者是解构式的理论，把语言肢解成音位、词素、句法结构等各自独立的理论，而前者将意义的最小单元，通过组合的方式而最终形成话语实践这样具有内在连续性的语言体系，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追求。

　　第一，将文化作为接连“语言”与“言语”的桥梁。传统语言学把语言学的对象肢解成语言与言语两个层面。索绪尔曾指出：“语言科学不仅可以没有言语活动的其他要素，而且正要没有这些要素掺杂在里面，才能够建立起来”①。一般语言科学在研究语言时，将语言作为音响形象的堆栈，认为“语言中只有音响形象，我们可以把它们译成固定的视觉形象。因为把言语中实现音响形象的许许多多动作撇开不谈，那么，我们将可以看到，每个音响形象也不过是若干为数有限的要素或者音位的总和，我们还可以在文字中用相应数量的符号把它们唤起”②。在他们看来，语言是可研究的，而言语则难以认识和描绘，由此形成了语言与言语的二元划分。文化马克思主义并不把语言与言语割裂对待，而是用文化概念中不可分割的两个层面将两者接合。霍加特强调语言本真的意义和价值，认为“语言在思想上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人类本性的共同感受，如同没有语言，我们的世界将会变成荒原而深陷混乱”③。威廉斯和汤普森在文化作为意识形态范畴分析的基础上，强调历史进程中文化具有人类创造性本质作用的意义。霍尔指出了“结构整体的必然复杂性”④，提出了结构主义文化观，即经验作为结构效果，将结构切人具体现实的复杂性之中。文化马克思主义主张，文化是一系列符号形式、习俗、先验图式和意识形态的结构和系统，同时，又孕育着共享的意义、认同、价值和目标等具体的内容和行为。这就意味着，这里的文化既是语言与言语、结构与内容的有机复合体，也是在社会结构制度脉络中形成的具体而动态性的社会实践过程。

　　第二，“结构式”理解与“主体式”理解的联合被看作互为补充的解释因素。文化马克思主义强调，嵌入社会结构脉络的文化具有历史性特征，关键点在于其阐释与特定历史语境相关联，形成了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行动者的主体意义。传统结构主义在对社会历史结构进行分析时，通常采用统一的和线性关系的处理方式，其关注点是社会变迁的宏观结构模式，主张社会结构存在着先天和大体一致的运行轨迹。文化马克思主义反对纯粹结构化的社会单向度叙述，主张“结构式”理解与“主体式”理解互为补充的解释因素。他们认为，传统结构主义过于偏重“客观”“中立”地对待社会语料，结果导致对具体历史的行动者的忽视，从而单向度偏向于历史事实的一般性语言描述。汤普森将工人阶级代理人作为理解工人阶级社会存在的集中体现，使传统结构主义的实证性与阶级文化的经验性得以有机聚合，显示出在一般社会结构的意义中，具体历史行动者如何应对历史社会结构，并积极开展主体性的活动。威廉斯认为：“‘文化模式’和‘社会性格’一样，是对经验的有选择的回应，是在特定的社会中习得的感觉系统和行为系统”⑤。威廉斯批判了抽象“个人”的结构主义观点，认为这不是对普遍人类状况的正确解读。因此，他辩证地分析了“个人”与“社会”关系，并揭示了主体与结构之间的相互缠绕关系，强调了不能将两者绝对割裂开来。安德森也谈到了“结构”与“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指出：“这种在历史上有限定和在区域上有区别的理论，只有辩证地尊重其相互依存关系，才能得到发展”⑥。文化马克思主义将“结构式”理解与“主体式”理解的联合，揭示了存在于历史运动中，以往被人们认为至关重要并且起决定作用的社会结构之外的那些具体历史行动者的意义和价值。这两种理解方式的结合，有助于考察不同时期意义的演进以及被社会接受和转变的情况，并总体性和动态性地理解和认识人类社会的现实状况。

　　第三，“共时性”与“历时性”的交互影响。结构主义过分关注共时性系统，而忽视历时性作用，历时性作为“不连续的序列结构”⑦，沦为一种没有价值的简单重复。文化马克思主义强调语言共时性与历时性的交互关系，认为语言发展的实际状况是历时性横坐标与共时性纵坐标双向运动合力的结果，在时间与空间的二维构成中，才能获得语言的真实再现。文化马克思主义强调演化语言学，由内向外的离心运动。威廉斯认为，“在实践中，语言看起来也确乎是作为一种社会的组织形式发挥着效能。它所代表的与其说是一个库存，不如说是一种活动”⑧。安德森指出，“左派常常以不同历史制度下人类的社会变易性和使其得到解放而不是压抑他们的条件下人类的完善性为根据，去反对永恒的、没有感应能力的人性观念”⑨。两者同样都意图说明，只有在“共时”与“历时”相互作用的合力下，才能构成共享的关于社会的真实图式。

　　文化马克思主义构建了两种语言范式的连续性，这一思想将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实践观纳入其中，建构了结构主义-文化主义的连续性。其连续性是指：把共时与历时、语义与语用、本义与涵义、语言理论与言语事实等二元对立归入虚假的对立，将“格式塔”的结构主义与“实体论”的文化主义进行嫁接，变革从共时横断面上对音素、语义、转换生成语法和话语转化的割裂分析，使这些概念置入历史的总体中，形成相应的语言变体、语言符码、语言生成理论和话语实践的连续性，并关注语言连续性的渐变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