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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生活方式范畴的“一元本体观” ——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建构性诠解
2020年04月02日 23:26 来源:学习与探索 作者:王雅林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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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王雅林,1941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学会生活方式专业委员会名誉会长。

  摘要:《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撰写的具有标识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奠基之作。从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需要发掘该著作所建立的包融生产方式在内的“广义生活方式”概念并赋予其历史唯物主义“一元本体”的理论思想和重大意义。从广义生活方式概念出发,重新审视“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的理论命题,可以发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复杂、多重关系和互构作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初心”和核心要义是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联合体”即“生活共同体”,该核心要义构成社会主义现实运动的精神结构和至高点,并为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根本指导原则。

  关键词: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广义生活方式;共产主义核心要义;“一元本体观”

  来源: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1期(总第294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新成长阶段’生活方式的社会建构功能研究”(17ASH008)

  在马克思恩格斯浩繁的著作中,曾多向度、多层面、多领域地使用了生活方式这一分析概念, 为我们今天阐释生活方式这一极为复杂的概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渊源。其中最具框架性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内容,存在于1845至1846年他和恩格斯共同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历史唯物主义奠基之作中,在这部著作中,生活方式获得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地位,成为马克思、恩格思表述自己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观的重要概念。但这一极其重要的理论思想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大部分研究或把生活方式概念排除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之外,或仅仅将其作为阐释生产方式的辅助性概念,曲解了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关系论述的原意,从而对原著中马克思阐释的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了误读的理论导向,并使生活方式研究缺少宏观理论和社会历史视野。现在,我们有必要回到文本之中,正本清源,深入挖掘《德意志意识形态》所阐释的关于生活方式的理论思想,并从现实需要的理论问题意识出发,对相关的基本理论和概念进行新的阐释,从而把马克思所确立的生活方式观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彰显和揭示出来,并为建构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守正创新的理论资源。

  一、生活方式范畴“一元本体”理论地位的构建

  “一元本体”是笔者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阐释的生活方式范畴理论地位的表述。这部对于马克思主义形成史产生深刻影响的著作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才陆续出版的,但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各种解释纷繁多样,但总的趋势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逐渐摆脱苏联时期僵化教条的解释,由“物质本体论”转向“实践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和“生存本体论”等解释框架。但我们还可以把这种解释继续向前推进,即无论是人的实践活动、社会存在或是人的生存实态,其特有的生命存在和生存活动形式就是“生活”。复旦大学孙云龙博士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德文文本进行了缜密的考察,发现马克思在阐释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主要篇章“费尔巴哈”中使用的最核心关键词就是“生活”或相关词组,一切论述都围绕生活展开,其他关键词均为对生活概念的修饰语。马克思为了使他所使用的实践概念或生产概念与其他哲学立场相区分,经常使用以生活为词根的形容词来加以限定和强调,用于说明他所讲的实践或生产是完全有别于观念或其他类型的活动,而是严格限定的以现实生活为目的的实践活动。

  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关于物质和精神发展史的学说,而是以人的社会存在作为研究对象的学说,他一直把人类历史视为现实的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历史性的生活过程,也就是人如何生产自身生活的实践活动过程。因此,“实践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和“生存本体论”等等表述的实质就是“生活本体论”。

  如上所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如“现实生活”“生活生产”或“生命的生产”等等和生活相关的词就成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实证研究的核心概念,这些概念的使用一直贯穿到马克思以后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著作之中。恩格斯晚年在回答约瑟夫?布洛赫关于唯物历史观是否认为经济关系是唯一决定因素等问题时,则对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作了如下总结性表述:“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1]。在这段话中,不但提出了唯物史观的生产、生活两大核心概念,而且明确表述了两者的内在关系,即马克思反复强调人类历史就是“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2],而生产方式则是“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手段,正是生产和生活不可分割的两大活动共同构成人的整体生命活动。

  顺着这样的思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相应地从总体论上提出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两大核心概念,并分析了两者的内在联系,建立起自己的“生活方式观”。对此,马克思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3]24

  以往人们往往用单向度的“经济关系决定论”的观点解释“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段话,但这并不能准确表述马克思的思想原意。马克思从事社会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始终是秉持科学和价值相统一、生产和生活相关联的方法论。毫无疑问,贯穿《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是马克思对用抽象的意识和精神解释人类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但反过来,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解释又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即回到上文恩格斯在给布洛赫的信中所批判的荒诞无稽的“经济决定论”的观点上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物质生产是“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第一个历史活动”“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4],把生产方式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概念,但上面这段话他特别强调的角度是人们如何生产,即要从人的“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出发。强调从生活特性出发,体现了生活的归宿性,这就把生产纳入满足个人(individuals)作为类存在的普遍需要的有目的的活动之中了,生产也就成了“为了生活”的现实性标志,即纳入了生活体系之中。

  下面这段话是我们阐释的重点:“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个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3]24。在这段话中,马克思同时提出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两大基本范畴,那么两者是什么关系呢?生活方式在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和人类社会历史中具有怎样的地位呢?马克思首先确立了生产方式在“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上的功能,这是人类生理学意义上生命持续存在的前提,也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东西”[4]。这就提出了物质生活本身生产的基础性地位问题。我国的改革开放也是首先从消除贫穷、解决“生存”“温饱”这个基本问题入手的。

  但肉体存在的再生产也是人类同其他动物共有的生理学基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表述远不是到此为止,仅这一点也不能彰显马克思唯物史观同庸俗唯物主义的区别。因为生命离不开肉体存在,但肉体生产不是生活的全面展开,“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5]。马克思强调人的生命的独特形式不是“存活”,而是“生活”。生活活动的特点就是从事有意识、有目的的主体性活动;而生产活动就是实现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人本身的生产活动,即“生活的生产”活动,而且从深层学理上说,这些生产活动本身就构成人们的“生活的一定形式”。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也是一定的活动方式。这一表述不但提出了生活方式概念的命题,而且阐释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关系,并把生产方式纳入生活方式范畴体系。在此,马克思显然强调生活方式更加具有一元的本源、本体的属性,我们把这种包融了生产方式的生活方式概念称之为“广义生活方式”。而这种呈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整体关联复杂矛盾关系过程的“广义生活方式”,就是人的现实的社会存在活动形式。为了强化这一表述,马克思在原文中对生活方式一词特别用加重号标出。

  对广义生活方式概念的阐释,体现了马克思把人类历史视为“历史性的生活过程”“生活的生产”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我们把这一生活方式概念称之为“一元本体观”的历史唯物主义表述,以区别于在我国影响很大的普列汉诺夫建立的在经济关系上的“一元历史观”的表述,为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新认识、新角度。需要特别指出,如果以“广义生活方式”视角阐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那么就应把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纳入文化范畴,或称之为“广义文化”范畴。这里所说的“文化”,可以定义为“人如何生产自己”的全部实践活动体系,这个实践活动体系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精神文化等综合因素。

  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这一重要理论命题的提出,并不是出于哲学的思辨,而是基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分析,具有充分的实证和现实批判研究的基础。例如,在1847年发表的《哲学的贫困》中,当马克思在批判主张用王室法令来摆脱竞争的“毫无意义的事”时,就作了如下表述:“各民族在求助于这些法令之前,至少必须彻底改变他们在工业上和政治上的一切生存条件,也就是要彻底改变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6]这里使用的生活方式概念,显然就是广义生活方式的用法。

  马克思提出的“一元本体”的广义生活方式观,为认识我国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明确宣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一主要矛盾和奋斗目标的表述,就把“生活”作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了,生活具有本体论的地位,这完全符合马克思、恩格斯一再表述的“现实生活的生活与再生产”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思想,并成为这种思想的当代实践版和现实运动。而在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中,“美好生活需要”无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解决“需要”的社会供给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正涉及对“需要”的建构与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内在关系,即构建广义生活方式范畴问题。按着广义生活方式的理念,从根本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本质和评价标准,就是在广义生活方式框架下,创造能给人们带来幸福、健康、自由、和谐、优雅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条件问题,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作者简介

姓名:王雅林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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