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作为千百万人为之奋斗的伟大理想,长期以来一直附着在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的层面上,被设定为未来某一天可以跃上的平台。对共产主义的这种单一的实体性的理解,曾吸引人们去进行各种超前的实验,其中包括前苏联的“向共产主义过渡”和中国1958年的大跃进。类似实验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均以失败而告终。究其缘由不难看出,其直接原因是不理解共产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天堂,患了急性病和幼稚病,究其深层原因则是不了解共产主义思想、特别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哲学意蕴,对共产主义作了片面的肤浅的理解。

　　一

　　法兰西是共产主义思潮的发源地。1842年马克思主编《莱茵报》期间曾同《奥格斯堡总汇报》发生了有关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问题的争论。马克思在争论中表现了应有的低调和审慎,他“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1]]。从这时起,马克思逐步转向对共产主义的思索和研究。如果说此前的共产主义思潮体现了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影响,那么马克思逐渐形成和确立起来的共产主义思想也是用哲学理念表达的,这尤其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三本重要著作中。马克思当时从不同的视角,把当年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的“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2]],发展为系统的共产主义思想,极富创意地表述了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和评价。综汇马克思在这三本书中的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主要体现为以下两大方面:第一,共产主义思想源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是先进的社会政治伦理要求的逻辑延伸和哲学表达。近代以来,哲学作为科学的科学是万能的思想库,任何有见地、有价值的思想都离不开哲学的滋养。而唯物主义作为正确的世界观向来与进步的阶级相携手,为他们提供先进的思想指引和行动坐标。18世纪的唯物主义首先在思想中铸造了一个资本主义世界,孕育并指导了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同时它又具有极强的历史穿透力,还为未来推翻这个世界打下伏笔。因为依据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和实践准则,不仅封建制度应该被推翻,就是取而代之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会永远合乎理性和正义,它“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3]]一个更完善的美好世界等待人们去争取,这就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供了“逻辑基础”和思想前提。

　　马克思把唯物主义视为共产主义的思想根源,这就为共产主义奠定了深厚的哲学基础。一般来说,只要遵从唯物主义原则,理性地面对生活,就有可能在人性、环境、教育等问题上得出切近实际的结论。正是这些结论的延伸和追寻才把唯物主义与共产主义联结起来,并成为共产主义理想和要求的诞生地。这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第一层含义,即共产主义思潮是从哲学唯物主义中产生的。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多次讲到:“傅立叶是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说出发的”;“成熟的共产主义也是直接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的”;“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德萨米、盖伊等人,像欧文一样,也把唯物主义学说当作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学说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4]]第二,马克思从哲学的形上境界对共产主义作了高远的理解和界说。19世纪以来的共产主义学说,存在着两大缺点:一是平均主义倾向,马克思批评说,这“不过是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和完成”[[5]]。一是不了解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为此,马克思申明:“共产主义决不是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的即人的采取对象形式的本质力量的消逝、抽象和丧失,决不是返回到违反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去的贫困。”[[6]]这种状态意味着人创造对象世界的本质力量的孱弱、沦丧和人的本质的异化,相反地,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是人的本质对人来说的真正的实现”[[7]]。这样,马克思在对当时共产主义思潮的批评中,由私有财产的普遍化而上升到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由对贫困落后状态的扬弃而上升到人的本质和本质力量向人自身的回归,从而一步一步地把视野移向哲学、移向人和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移向对象化过程中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等各种矛盾的解决,最后把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提到了一个超越现实经验生活的高远的哲学境界。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自己业已形成的共产主义思想作了经典式的表述。他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8]]马克思的这段至理名言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他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并非只是一种实体性的平台,而且还是哲学视域中的意义、价值、情境。其核心是人作为实践主体在对象化活动中所面对的各种矛盾的“真正解决”,从而消除异化,实现人的本质向人自身的回归。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仍坚持对共产主义的哲学理解。他认为,未来理想社会的“自由领域,只是在由必然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开始;按事物的性质来说,也就是只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9]]十分明显,马克思的思想已经完全超越以前各种共产主义思想的局限,是我们日常的经验思维所难以企及的。在逻辑中我们可以设想,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完成”和人的对象性活动所面对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存在与本质、自然与必然、个体与类这诸多矛盾与斗争能够“真正解决”,但在现实生活中何时能够“完成”和“真正解决”?如果这些矛盾都“真正解决”了,人类将处于什么状态,社会还能不能前进,历史会不会中止?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说,人类如果达到这一天,那么“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10]]所以我们决不能用标准、条件等实体性尺度去衡量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这段话告诉人们,虽然对象化的各种矛盾难以在某一天“真正解决”,但是共产主义应该坚持解决这些矛盾的大方向,要具有这种意义、价值和功能,这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真实涵义。

　　长期以来,我们只是囿于日常生活经验来理解共产主义,看到了其标准、条件、社会制度等实体性平台的一面,而对于马克思从哲学和意义的应然视角对共产主义的界定不甚了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为我们全面理解共产主义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是我们应该在对共产主义平台式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刻领会和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