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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与特权 ——马克思和《论犹太人问题》
2016年04月12日 10:35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11期 作者:大卫·英格拉姆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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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美]大卫·英格拉姆 著;李旸 林进平 译   

  摘要: 鲍威尔基于特权的视角批判了德国犹太人及其宗教,认为德国犹太人如不放弃其作为犹太人的特权,就没有资格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获得政治解放。而马克思不同意鲍威尔的这种观点,他认为,政治权利本身就是一种特权,鲍威尔不作批判的政治权利本身就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它存在于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二分之中,且立基并受制于以私有财产和需要为主要特性的市民社会。当然,早期的马克思在批判权利时存在着过激之嫌,但在成熟期的作品中,例如在《哥达纲领批判》这样的文本中,马克思对权利的分析更为中肯和客观。但是,无论是前期还是成熟期,马克思对政治权利的批判都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

  关键词: 德国;犹太人问题;特权;权利;鲍威尔;马克思

  19世纪初,被同化的犹太人仍然处于分裂、异化的境况中。如果我们牢记这一点,就不会为作为一名犹太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的马克思对自己的宗教传统有着十分矛盾的情感这事实感到惊讶。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马克思认为,在当时落后的德国,社会解放必须通过批判宗教意识来推进,同时他还认识到,宗教意识是对异化和苦难的世俗形式的表达和抗议。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宗教批判领域的最后作品中特别谈到了犹太人问题。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些作品中对犹太人的批判通常被理解为表达了一种反犹主义的情感。本文将把马克思对犹太人问题的论述置于19世纪德国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中予以考察,并尝试反驳上述指控,从而为马克思辩护。具体来说,我认为,激起犹太人问题(即把平等权利拓展至有过特权的人士和因政治、宗教而被排挤的无权人士)的根本矛盾是马克思已充分认识到的潜在的社会动因。我还认为,马克思对自然权利所固有的特权的深层质疑,以及他拒斥用一般的道德说教去解决政治社会中的平等冲突的做法,与他对前共产主义社会中公民自由的辩护之间并不矛盾。

  一、德国的犹太人问题

  犹太人问题最初是随着I9世纪初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而成为一个问题的。自中世纪起,犹太人就依靠世俗权威和教会权威的善良意志来获得保护以免遭大众伤害。当权者也从这种关系中获利,因为通常只有犹太人有意愿、也有能力承担政府的财政支出。到18世纪时,富裕的宫延犹太人与贵族阶级之间已建立起深厚的关系。除去这些纯粹功利的联系,使犹太富人与贵族联合起来的,还有对商业贸易的共同敌视和排挤,以及对家族的相同忠诚(这种对家族的忠诚常常优先于与国家的关系)。宫廷犹太人(在普鲁士被称为“具有一般特权的犹太人”)被赋予的特殊权利和头衔,与其余犹太大众所处的无权地位形成了鲜明对比。

  继拿破仑改革之后出现的现代民族国家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犹太富人与当权者之间的关系,但却暴露了这种关系的矛盾性质。现代国家宣称,将确保人人拥有平等的权利,并且没有人拥有特权。中产阶级和犹太大众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改革的直接受益者。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公民平等的确立并没有超出确保经济权利的范围,法律仍然歧视犹太人,不允许他们担任公职或成为政治代表,在当时的德国尤为如此。作为封建特权的受益者,多数犹太富人当然是反对这些改革的。他们脱离了犹太社区和犹太知识界,而与政治国家联系得更为紧密,国家则在财政支持和外交上继续依赖犹太富人。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个家族垄断了当时法国、奥地利和英国的政府贷款,并在全欧洲有着强大的国际关系网,这充分体现了犹太富人在这两方面的影响力。国家与犹太人之间广泛的依赖关系对于未来的反犹主义倾向也有着深远影响。犹太人被夹在反动势力与改革势力争夺战的中间。贵族阶级的反犹主义是基于狭义的政治解放和犹太人解放而言的,而中产阶级的反犹主义则只针对犹太富人的特权(这些犹太富人强大的财力造成了犹太人一统政府的幻象)。于是,在犹太人问题上就出现了根本矛盾:犹太人只有通过特权才会被给予平等。犹太人被剥夺了象征国家公民身份的政治权利,他们的命运更加与统合民族国家的动荡的权力平衡机制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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