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总问题阅读法

　　（一）总问题阅读法

　　总问题（problematic）是阿尔都塞哲学理论阅读的核心范式。这一法文概念（le problematique theorique）来源于德文中的problematik。中文有的译为“总问题”，也有译为“问题构架”、“问题设定”、“问题式”、或直接意译为“理论构架”。所谓总问题就是作为现代科学认识论研究中心的主导性“理论框架”或“问题框架”，是一种使“理论能够以特定的方式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潜在建构性结构”。[1]这一潜在的建构性结构“把它的各种基本概念置于彼此的关系之中，并通过它在这种关系中的地位和功能，决定着每个概念的本质，这样地给予每个概念以特殊意义。它不仅支配着它所能提供的解决办法，而且支配着它所能提出的问题以及它们必定要在其中被提出的方式”。[2]用阿尔都塞自己的话来说：“正是总问题的概念在思想的内部揭示了由该思想的各个论题组成的一个客观的内在联系体系，也就决定该思想对问题作何答复的问题体系。因此为了从一种思想的内部去理解它的答复的含义，必须首先向思想提出包括各种问题的总问题。”[3]简而言之，总问题就是制约着思想家写作的可能的理论结构，是一种产生新的可能性的思考和追问。

　　所以阿尔都塞强调说：“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为了提出一个由认识本身之外的其他什么东西预先规定的回答：这不是一个由回答预先封闭了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有担保（guarantee）的问题，相反，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它是它所开辟的领域本身 )。”[4]阿尔都塞在此实际把总问题视为方法：总问题不在于谋求终极正确的真理大全，它不封闭和阻止人们积极思想，因此，它不会以任何承诺和“担保”为前提。非结论式的“开放的问题”实际上是由一个开放的提问结构决定的，而提问的开放视域，取决于思考的“开放的结构”。总问题不是现成的知识传递，而是一种思想发生的可能性，一种向着新的思想领域的开放性。一句话，总问题是产生和形成思想的真正源泉，因而总问题的认识不是反映而是支配和建构。

　　由此可见，总问题一方面规约着具体问题的内容及提问方式，但它本身却不是对这些具体问题的答复。另一方面，总问题在思想家的整个问题体系或问题群落中，是居思想逻辑决定性地位的支配性构架，要完整地认识一种思想观念的发展，就必须真实地去了解这一思想产生和发展时所处的现实观念环境，必须“揭示出这一思想的内在整体，即思想的总问题”，并且，要把这一总问题与当时的真实的历史结构联系起来，才能发现起支配性作用的总问题。因而总问题不是一个纯思辨的问题，它的现实基础恰恰是真实的社会历史环境。

　　（二）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阅读法

　　依据总问题的阅读方法，阿尔都塞提出，对马克思著作的阅读同样需要挖掘出隐藏在马克思著作中的“总问题”，马克思是如何解读费尔巴哈？又是如何解读黑格尔的？他认为马克思的总问题是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先决条件。这个总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研究马克思，不但对于理解马克思，同时对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绝对的前提条件。”[5]那么怎样才能认识到马克思的总问题呢？阿尔都塞玩起了“循环”的游戏，他认为：“只有应用马克思的哲学才能对《资本论》进行哲学阅读，而马克思哲学又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本身。这个循环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马克思的哲学存在于马克思的著作之中。”[6]那么如何进行循环的阅读呢？阿尔都塞指出这是一种辩证的循环，即“从一个理论的总问题出发，向一个对象提出关于其本质的问题，而总问题在考验其对象的同时，自己也受到对象的考验”。[7]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以马克思的总问题作为认识的起点，生成马克思的具体问题，而对马克思的总问题的认识又必须以具体问题为转移。这就造成了对马克思著作的循环阅读，这种从起点再回到起点的阅读方法，能否称之为辩证的阅读方法，能否读出马克思哲学的真谛，是值得怀疑的。

　　但阿尔都塞声称：总问题这种阅读法并不完全是他的创造，在马克思 、恩格斯和列宁那里就已使用。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阅读、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解读、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哲学与科学”关系总问题阐释都是运用总问题的方法。阿尔都塞引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阅读方法，以证实自己总问题阅读的科学性。事实上，阿尔都塞的方法与前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哲学基础，“马克思是从社会历史生活的生产活动中最后确立了一定的生产方式，而阿尔都塞则是从思想的发问（生产）中提出了一定的提问方式（功能结构），这就是形成和统摄问题域的思想（理论）生产方式——问题式。”[8]这体现了阿尔都塞和马克思的根本区别，因而认识的对象、过程也是根本不同的。

　　二、征候阅读法

　　总问题阅读法是《保卫马克思》一书主要的方法论逻辑构件，由于总问题是一种隐性的理论构架，要把它从理论家的思想深处和文本中拖出，必须依靠征候阅读法，征候阅读法是阿尔都塞总问题阅读的必然发展，也是“阿尔都塞的文本解释学”，[9]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详细介绍了这一方法。

　　（一）无辜阅读和有罪阅读

　　要了解征候阅读法，首先要区分 “无辜阅读”（innocent reading）和“有罪阅读”(guilty reading)。“无辜阅读”即指“日常生活经验层面上那种理想化的直接阅读”，[10]在这种阅读中，读者将不受任何干扰、不负载任何历史和时代因素就可以完完全全了解作者的思想。“有罪阅读”与之相反，他认为任何人的阅读都是在一定的知识背景和生活阅历中进行的，恰如伽达默尔所言，是在一定的“视域融合”中进行的，不负载历史传统，不透射一定的意识形态的阅读是不存在的。

　　无辜阅读不论是在听和说方面，还是在读、写领域都只是一种假象，因为从来都不存在独立的、不受任何影响的作者的写作，也不存在任何不受影响的主体的纯阅读，真实的思想都是在历史的过程中。所以阿尔都塞认为，不存在“无辜阅读”。任何人的阅读都是“有罪的阅读”，譬如我们曾经通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阅读《资本论》；我们也曾追随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卢森堡、托洛茨基、斯大林、葛兰西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目光，进入《资本论》的视域，“我们阅读了形势为我们‘选择’的《资本论》的片断和章节”。[11]阅读主体的不同，产生的总问题也不一样：经济学家读《资本论》，侧重的是经济分析和图式的内容和意义；历史学家的阅读仅对《资本论》做出历史的分析，并确定它与历史对象的关系；而逻辑学家侧重于《资本论》的论述方法和论证方法，对论述方法进行抽象的分析。所有这些分析主体都不对认识对象本身提出质疑，而哲学家的阅读“恰恰是要对一种特殊论述的特殊对象亦即这种论述同它的对象的特殊关系提出疑问”，[12]这一从哲学上提出疑问的总问题，对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逻辑学家的总问题起制约作用，它是一个“总的总问题”。

　　从哲学角度对《资本论》的阅读不同于无辜的阅读，它是一种“有罪的阅读”，但却是一种“有道理的罪过”，它通过撕掉阅读的无罪面纱，从而证明自己有罪阅读的合法性。这只有转向历史领域，在历史的真实中，才能消除 “读”的神话，消除无辜阅读的缺陷，“只有从被思维的历史，从历史的理论出发，才能够说明阅读的历史宗教：人们发现，在许多本书中包含的人的历史，并不是一本书中所写下的文字，而历史的真实也不可能从它的公开的语言中阅读出来，因为历史的文字并不是一种声音（le logos）在说话，而是诸结构中的某种结构的作用的听不出来、阅读不出来的自我表白”。[13]在阿尔都塞看来，第一个明确怀疑无辜阅读的当推马克思，“只是从马克思开始，至少是在理论上，才对读和写的含义产生怀疑”。[14]马克思在对黑格尔著作的阅读中，采取了与黑格尔把整体看作是“思辨的”总体、表现的总体的概念相决裂的形式，打碎了黑格尔所包含的绝对真理的神话，回到了历史的真实。“如果我们回到马克思，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不仅通过他说的话，而且通过他做的事，可以准确地把握他的最初的阅读观念和阅读实践向新的阅读实践亦即向本身会向我们提供一种新的阅读理论的历史理论的过渡。”[15]这种新的阅读理论就是征候阅读法。

　　（二）栅栏式阅读和征候阅读

　　要进入“征候阅读”的方法论视域，深刻理解征候阅读法，阿尔都塞认为还必须对栅栏式阅读和征候阅读的结构进行分析与比较。所谓栅栏式的阅读：它“不对其所阅读的对象提出问题，而是把所阅读的著作当作现成的东西”。“这种阅读就像是通过栅栏来阅读一样”。[16]这是一种经验式的线性阅读，因为作为栅栏式阅读的文本是显性的，问题是可见的，阅读者的“看”是一种“可见的读”，它读不出文本中隐性的问题。要克服这一局限，就必须运用征候阅读法（symptomatic，意指symptomatic reading）。“所谓征候读法就是在同一运动中，把所读的文章本身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且使之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而这另一篇文章作为不出现存在于前一篇文章中”。[17]与栅栏式的阅读相比，这种阅读不再是看视觉可以看到的、显性的、被疏忽的文本，而是读不可见的、隐匿的、背后的文本。这就需要建构一种总问题，有了这样的总问题理论框架，才能通过文本的空缺非视觉地把握文本中隐匿的东西。

　　那么如何创建新的总问题呢？阿尔都塞提出，必须突破旧问题以及同旧问题联系起来的旧视野。因为从旧视野出发，新问题是“看不见的”，他们不是旧理论的对象，在旧的总问题视域之外，是被旧理论拒绝了的东西。而新的总问题的产生则意味着全部领域的现实变化，这是新理论总问题的一个征候形式，它所需要的是生产性的阅读，这种阅读是“新的总问题中的视域的突现。”[18]这样，看就不再是“看”的能力，也不是在注意或者不注意的情况下运用这种能力的个别主体的行为，而是“看”的结构条件的行为，是总问题内在地对它的对象问题的反思，“看就不过是把对象和问题同它们的存在条件连结起来的内在必然性的反思，而对象和问题的存在条件又同它们的产生条件联系在一起”。[19]因而不是主体的眼睛 (理论的视域)去看理论总问题所决定的领域中存在的东西，而是这个领域本身在它所决定的对象或问题中自己看自己。

　　为了看到这种“看不见”的东西，为了在完整的文章中证明这些空缺或空白，阿尔都塞认为，所需要的不是敏锐和注意的目光，而是另一种有教养的新目光，即是马克思借以说明总问题转换的“场所变换”。在他看来，这种“场所变换”绝对不能归结为关于改变“看的角度”这种由精神决定的唯心主义的神话；“场所的变换”不是由主体的“看”所引起的，而是主体在它所处的场所进行反思的过程。主体只有置身于新的场所，才能使他将所谓“有教养目光”，转向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上去。在这里，阿尔都塞局限于他自己的理论视域，因而不能说明“场所变换”的实质，也未能点明造成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理论失明的真正原因，正是在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