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7月8日前后，恩格斯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在莱比锡出版。正如恩格斯在出版序言的开篇中所说：“这部著作决不是什么‘内心冲动’的结果。恰恰相反。”[1]它的创作是恩格斯和马克思经过再三考虑、认真筹备和不懈斗争的过程。面对刚刚合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揭示庸俗化社会主义的实质和危害，维护马克思理论在党内的形象和地位，统一德国工人阶级的思想和行动，是恩格斯“下决心放下其他工作”着手写作的主要动因。从1876年8月到1878年7月，整整两年的时间里，这部第一次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著作，从报刊连载到“汇集成书”，其过程并不一帆风顺，其间经历了多重阻碍，正像恩格斯自己所形容的，“这是一只一上口就不得不把它啃完的果子；它不仅很酸，而且很大。”[2]还在恩格斯撰写《反杜林论》期间，俄国革命家就十分关注这部著作的进程，当单行本出版后，俄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不仅广泛宣传其主要内容，而且突破沙皇书报检查制度，秘密或半公开出版俄译本，这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斗争的理论武器。 

　　一、《反杜林论》的创作起因 

　　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鱼龙混杂的各种“伪科学”充斥在思想界、学术界乃至工人运动中间，挑逗着广大工人、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神经，“并把一切淹没在它的高超的胡说的喧嚷声中。”[3]在这些“伪科学”中，欧根·杜林的思想成为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位曾在柏林大学任兼课讲师的“理论家”，由于投靠俾斯麦政府未能如愿，便开始“拥护”社会主义。1871-1875年，他连续出版了《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1年初版，1874年二版)、《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1873年)和《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最后一册在1875年2月问世)等著作，在书中他以“社会主义改革家”的身份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改造社会的详尽计划，创造了一套“完备的”社会主义体系：在哲学观点上，他宣扬以庸俗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折中主义；在经济学上，他宣扬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歪曲剩余价值学说，把暴力当作一切经济现象的终极原因；在社会主义理论上，他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主张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实行“劳动平等”和“分配平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聊透顶的杜林”并不感兴趣，哪怕是在1867年12月，杜林在《现代知识补充材料》杂志第3卷第3期上发表了题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评论文章，批判《资本论》中的价值理论和辩证法思想。但是，当杜林提出了包罗万象的以“新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核心的“新哲学体系”的时候，他不仅被誉为“民主斗士”，而且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间的影响颇大，逐步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面理论“旗帜”，党内的主要领导人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也出现了杜林化倾向。1847年3月，倍倍尔阅读了伯恩施坦推荐的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后，立即在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①上以《一个新的“共产党人”》为标题匿名发表了两篇关于杜林的文章，认为杜林的“基本观点是出色的，我们完全赞同。因此，我们毫不犹豫地宣布：继马克思的《资本论》之后，杜林的最新著作属于经济学领域最近出现的优秀著作之列。”[4]伯恩施坦几次登门拜访，成为杜林的热烈拥护者，他曾回忆说：“杜林在他论述社会主义的著作中对于马克思与拉萨尔的辛辣的批评，并没有削弱我们对他的信仰。一位果断的科学家挺身而出做社会主义的见证人，而且力求用比马克思的著作易懂得多的语言与形式来叙述社会主义，——和这件事实比起来，我们认为，他同《资本论》作者之间的理论分歧是不重要的。”[5] 

　　从伯恩施坦的回忆中，我们可以察觉出杜林拥趸众多的端倪：杜林“用比马克思的著作易懂得多的语言与形式来叙述社会主义”，这一点不仅被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理论家所赞扬，更不要说被那些认知水平比较低的工人阶级所接受了。何况在一个连“最不起眼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动辄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6]的时代，杜林以系统化的方式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在当时已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很难找到。伯恩施坦说，杜林“用来说教的那种实用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形式很中我的意，尤其是因为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社会主义在德国还没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思想和目的提出任何概括性的表述。《宣言》本身仅仅包含一些概括性的论断，这些论断……已不能满足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编者注)目前所达到的水平的要求了。”[7] 

　　面对杜林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地位的挑战，威廉·李卜克内西在1875年2月1日致信恩格斯，希望他能批判杜林，消除不良的影响，“你是否愿意写篇文章(严厉地)清算杜林?他在他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史第2版中重复了他对马克思充满忌妒的全部愚蠢谰言。我在圣诞节前曾听了此人的一次讲课：狂妄自大，咬牙切齿地忌妒马克思，无非是这类货色。他在我们许多人当中(特别是在柏林)影响很深，必须彻底收拾他。”②同年11月，李卜克内西接连4次致信恩格斯请求他尽快彻底地对杜林思想进行批判。此时，恩格斯正抓紧时间写作《自然辩证法》，一旦开始批判杜林，这项工作就会被打断。但是，由于“德国社会党正在很快成为一股力量。要使它成为一股力量，首先必须使这个刚刚赢得的统一不受危害。可是，杜林博士却公然准备在他周围建立一个宗派，作为未来的单独的政党的核心。因此，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必须应战，把斗争进行到底。”[8]1876年5月底恩格斯决心暂时停下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着手来啃这一个酸果。”[9] 

　　1876年5月24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表示要彻底批判杜林和杜林主义。5月25日，马克思立即回信，坚决支持这个想法，“我的意见是这样的：‘我们对待这些先生的态度’只能通过对杜林的彻底批判表现出来。……多年来，我们把这看作是次要的工作，没有接受下来。……只是在他多次寄来各种无知之徒的信件，使我们注意到那些平庸思想在党内传播的危险性的时候，我们才感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10]5月28日，恩格斯再次致信马克思，决定了他批判的计划：从杜林的《哲学教程》一书入手，因为“这本书暴露出的庸俗性比他的经济著作更直截了当”；写作“开始时我将纯客观地、似乎很认真地对待这些胡说，随着对他的荒谬和庸俗的揭露越来越深入，批判就变得越来越尖锐，最后给他一顿密如冰雹的打击。”[11] 

　　从这时起，恩格斯集中精力作批判杜林的准备工作：他订购杜林的书籍，搜集杜林的文章，阅读了许多相关著作和资料，认真研究、摘录和分析，写出了大量批判杜林的准备材料③。三个月后，1876年8月25日，恩格斯从兰兹格特海边写信给马克思说：“从今天算起，过一个星期，我们将返回伦敦，那时我立即着手批判这个家伙。”[12]此后直到1878年7月初，恩格斯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写作《反杜林论》，并陆续发表。 

　　二、《反杜林论》的发表经过 

　　1877年初，恩格斯完成了《反杜林论》包括引论在内的第一编《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从1月3日起，该编以一组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在《前进报》上，立即得到党内外的高度评价。其中既有赞扬之声，也有反对者的阻挠。例如，1月9日，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就写信给恩格斯赞扬道：“我刚刚在《前进报》上读到了您去年写的杰出的作品《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的开始部分，我必须说，这个新年不可能有比这更好和更切实的东西来开始了。”[13]反对者主要是杜林的追随者，他们力图阻止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在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让《前进报》编辑部把这篇文章安排在次要的版页上，并且每次只登载很短的一段；在发表时间上，原定恩格斯的批判文章每周三次连续发表，后来在德国国会选举期间，为了能让《前进报》有较多的篇幅刊登选举活动的宣传材料，改成每周发表两次。事实上，迫于杜林追随者的压力，即使是这样的协议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文章的发表时辍时续，从1877年4月29日到5月11日，甚至中断了恩格斯文章的登载。恩格斯虽然提出了抗议，但收效甚微。从5月13日起，再次停载。在1877年5月29日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达代表大会上，杜林追随者约·莫斯特提出提案：“代表大会声明，恩格斯最近几个月以来所发表的反对杜林的批判文章，丝毫不能引起《前进报》大多数读者的兴趣，甚至还引起了极大的愤慨，这类文章今后不应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14]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但这项提案得到了很多人的附和。李卜克内西则坚决支持恩格斯，他作为《前进报》的编辑发表声明，继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之后，这些反对杜林的论文是来自党内的意义最重大的著作。从党的利益来看，这一著作是必需的。事情关系到保卫我党的科学原理。恩格斯做到了这一点，为此我们应当感谢他。[15]倍倍尔不得不以恩格斯批判杜林的文章篇幅过长为由，提出一个折中的提案，“停止在《前进报》正刊上刊登恩格斯反对杜林的论文，而以小册子形式加以发表。”[16]最后，代表大会通过了经李卜克内西修改的倍倍尔的提案：在《前进报》学术附刊或在科学《评论》(《未来》杂志，即《Zukunft》)上或者以小册子形式发表这样的文章。[17]这项决议直到7月27日才正式被执行。 

　　大致在1877年6-12月，恩格斯完成了《反杜林论》的第二编《欧根·杜林先生在政治经济学中实行的变革》。事实上，该编的第一章的第一部分写于1877年3月初以前；第二部分写于8月初以前。1877年7-12月，第二编的系列文章陆续发表在《前进报》学术附刊和附刊上。第三编《欧根·杜林先生在社会主义中实行的变革》大体写于1878年半年，发表于1878年5-7月的《前进报》附刊。 

　　值得说明的是，在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期间，马克思给予他极大支持和诚恳帮助。从恩格斯下决心批判杜林，设计批判计划时起，马克思始终和他紧密合作。在具体写作过程中，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异常紧张的情况下，还抽出一些时间阅读、分析杜林的著作，及时同恩格斯交换意见。他提醒恩格斯注意和熟悉杜林在著作中所使用的方法，还为恩格斯搜集、推荐和寄送相关书籍材料，甚至亲自参加写作。马克思对杜林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史》一书第2版的前三章作了详尽的批判，恩格斯认为这已经非常充分了，“只是由于外部的原因”，“不得不很遗憾地把它稍加缩短”，[18]以“《批判史》论述”为题作为第二编的第十章。最后，在《反杜林论》付印前，恩格斯按照和马克思多年合作的习惯，把全部原稿念给马克思听，得到了马克思的赞同。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的第二版序言中指出：“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完成，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19] 

　　1877年7月，恩格斯的这部著作的第一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哲学》为题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1878年7月，第二、三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为题也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同年7月8日前后，全书在莱比锡出版了第1版，由恩格斯署名并撰写了序言，标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这个标题是恩格斯讽刺地套用了杜林于1865年在慕尼黑出版的《凯里在国民经济学说和社会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的书名。杜林在该书中吹捧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导师、庸俗经济学家凯里。此后出版的《反杜林论》第2版和第3版，该书均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为标题，未加副标题目《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恩格斯在1879年11月14日给奥·倍倍尔的信中把这部书称作《反杜林论》。1895年，列宁在他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中，沿用了《反杜林论》书名。④后来《反杜林论》就成为这部著作的正标题，而原书名则作为副标题载入史册。 

　　1886年，在《反杜林论》第2版在苏黎世出版。恩格斯没有对这个版本做重大的改动，主要是因为恩格斯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2、3卷的工作上，恩格斯只是对第三编的第二章“理论”做了一些改动，这一章不包含和杜林的论战。恩格斯在专门为这一版写的序言中，根据他为《自然辩证法》收集的材料，重新批判性地审查了他在《反杜林论》第1版中对一系列自然科学的理论问题的提法。[20] 

　　1894年，《反杜林论》第3版由狄茨出版社在斯图加特出版。这一版基本上是翻印以前的1886年苏黎世版本，只是在第二编第十章马克思写的关于政治经济学史的部分做了些修改，恢复当时被压缩的部分，省略了和杜林有关的一些地方，使《反杜林论》中的正面叙述马克思主义的部分特别突出。[21] 

　　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以及反对杜林主义的斗争，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仅使德国社会民主党摆脱了杜林主义的影响，确立了正确的思想理论基础，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国际工人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国的迅速传播和发展。值得提及的是，《反杜林论》第1版出版后不久，1878年10月，就在俾斯麦政府实施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下被禁止出版发行。这一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被置于非法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和报刊均遭到查禁。恩格斯在第2版序言中曾写道：“在反社会党人法颁布之后，这部著作和几乎所有当时正在流行的我的其他著作一样，立即在德意志帝国遭到查禁。”[22]可是，这项法律实行的后果却适得其反。1880年，恩格斯应法国共产主义者拉法格的要求，将《反杜林论》中的三章——概论的第一章和第三编的第一、二章——合成一册独立的著作，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书名在巴黎出版，即人们现在所熟知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马克思曾把这本小册子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这本小册子的德文版在1883年一年内就印行了3版，共10000册。更出乎恩格斯意料的是，还是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的1886年，《反杜林论》出版了第2版，印数达2300册。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一定会明白这种措施带来的效果：被禁的书籍两倍、三倍地畅销，这暴露了柏林的大人先生们的无能，他们颁布了禁令，却不能执行。事实上，由于帝国政府的帮忙，我的若干短篇著作发行了比我自身努力所能达到的更多的新版”。[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