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Unfinished Classic: Literature Editor Status of the Writings on Marx and Other Classical Social Science Writers

　　【作者简介】格拉尔德·胡布曼，国际马恩基金会、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MEGA工作站

　　【内容提要】 文章提出了今天应当如何理解经典(或经典作家)的问题，回溯了黑格尔、马克斯·韦伯、尼采、雅各布·布克哈特等人的著作编辑史，把恩格斯对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编辑置于这一背景之下来理解；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手稿为例，阐释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版本的特点，并论述了MEGA[2]第四部分即笔记和摘录卷的学术价值；最后论述了自己对什么是经典(或经典作家)这一问题的理解。

　　【关 键 词】经典作家/最初版本/历史考证版/编辑语文学/马克思

　　明克勒不久前在一篇介绍15年来由他领导并负责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2])的短文中，越出直接的论述对象，就他对经典作家(Klassiker)的概念和地位的理解作了极富启发性和非常值得注意的阐述。①该文指出，经典作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他们并不只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历史环境内，人们能够超越时代对他们发生兴趣，重新发现他们，对他们作出不同的解释。这一点对如何编辑出版他们的著作产生了影响：对于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著作家的接受来说，他们著作的第一个版本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同时，由于历史考证版的发掘工作，即阐述文本的形成过程、历史背景、思想文化环境和各种概念，经典作家仍然是值得探究的：“人们可以把下面这一点称作经典作家著作的历史考证版在编辑出版上的悖论：由于历史进程而产生的距离为历史上已经成为过去的文本开启了现实化的可能性，即同当下联系起来的可能性。”②这一论点对于理解现代的经典作家著作编辑出版史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是从这一论点出发进行阐述的。首先，对编辑出版重要著作家著作的动机和做法进行对比和回顾是非常必要的；其次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为例说明现代的历史考证方法的特点和潜能；最后对历史考证版对于理解经典作家概念[Klassikerbegriff，亦可作“经典概念”。——译者注]所产生的影响提出看法。

　　一

　　明克勒强调指出，经典著作同接受者之间的疏远断裂，既由于历史考证版而产生，也由于历史考证版而克服。而这种状况同传统看法差别极大：作为哲学阐释学意义上的经典作家，正如伽达默尔在他的著作《真理与方法》中阐述的，其著作必须拥有“不受时间限制的当代性”，因为它们在其“直接的言说力量”中无限流传下去。然而这一经典作家概念不应当非历史地去(错误)理解，因为经典著作就是一种“优秀的历史存在方式本身”，这是由于经典著作的真理性正是作为一个“历史的流传过程”体现出来的。③对于这种理解极为重要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同经典的“言说力量”的沟通尽管是通过阐释传达出来的，但是这种沟通根本说来无论是在感知上还是在认知上都是不间断的。显而易见，这种保守的模式有助于经典的形成。

　　因此，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不具原创性的古典主义就已经把下面的事情当作首要的任务：用纪念碑式的版本来向文学上的和哲学上的经典作家致意；在席勒和歌德那里，由于时代性质，常常还要编辑“国家版”(Nationalausgabe)④。这样，编者认为他们的任务不仅仅是把伟大作家的著作予以发表，而且要以完成的和完整的形式发表。撇开很容易就可以想见的编辑歌德、席勒等伟大作家著作版本时的文化政治和国家政治背景不说(海尔曼·格里姆在索菲版的前言里说，歌德的著作属于“德意志民族最珍贵的财富”之列，魏玛版应当被视为“精神根本改变的里程碑”⑤)，以下我们通过学术编辑史上的例子来说明当时版本的这个特点。

　　首先要谈到的是黑格尔。黑格尔在生前只发表了五部著作和一些文章，但在逝世后马上就由他的朋友和学生编纂了多卷本的著作集，这个版本的很大部分至今还是各种版本的基础。⑥在这个版本中，很多今天看作黑格尔的原始文本的著作其实是由黑格尔的学生编制而成的。例如，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由以下材料组合编成一部完成的文本：(1)黑格尔自己撰写的文本，(2)不同时期的不同学生作的听课笔记的摘录，(3)黑格尔作为讲座基础的草稿、提纲。根据编者自己的说法，这一编制工作应当不为读者觉察到，“整个著作仿佛是从作者的精神产生出来的，就像一次浇铸成型的产品”⑦。与此类似的还有黑格尔的三卷本《美学》，该著作不仅由各种听课笔记和黑格尔的各种草稿编成，而且编者古斯塔夫·霍托还同时把自己的重要美学思想编了进去。

　　按照可能最熟悉黑格尔文献的瓦尔特·耶舍克的说法，朋友协会版本完全是在一种“明显是出于观念政治的选择”的驱动下编辑出版的，这种观念政治选择就是：“使逝者的声音在同时代人的争论当中获得有效地位。”⑧因此，编者努力的方向就从哲学兴趣转移到“黑格尔体系的思想内容的完成上”，“不容许有任何的内在缺陷，甚至不容许有任何内部的矛盾使该体系的完整性受到质疑”。这种“固定于最终有效的体系形式”的做法使得黑格尔早期和耶拿时期的全部手稿的编辑出版都成为牺牲品；而在黑格尔思想中具有中心地位的讲演录——它的第一次发表正是这个版本的贡献——，则以上述有缺陷的形式，即以对研究结果的完成了的阐述的形式出版。编者“执意”要在自己的版本中提供的，不是黑格尔哲学的光秃秃的纲要，而是黑格尔哲学的制定完成的体系；然而这样做恰恰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因为作为黑格尔著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过程思维，推动黑格尔不断改变他的观念的过程思维，被消灭了。⑨只有不是受利益驱动、而是根据纯粹专业的即编辑学标准编辑的新的历史考证版⑩(这种版本展示了黑格尔的真实文本，其中的不一致也体现出来)，才提供了通向黑格尔思维的康庄道路。

　　从20世纪也可以挑选出一个情况类似的例子：马克斯·韦伯及其主要著作《经济和社会》。这位现代社会学家的主要著作并不是他自己发表的，他只是在1910年以后撰写了一些草稿，但并没有形成定稿；这些文本是在他逝世后由他的妻子组合在一起，并起了这个众所周知的题目予以出版的。在玛丽安娜·韦伯之后，约翰内斯·温克尔曼也在他的版本中试图把《经济和社会》表现为一部完成的著作，他重新组织了章节，增加了标题和段落，把至少三个写作时期的材料综合到一起。因此，《经济和社会》的迄今仍然广为传播的、为韦伯的经典作家地位和其著作列入经典做出巨大贡献的版本，其实是不真实的蒙太奇剪辑版本。这一点现在通过《马克斯·韦伯全集》的文本考证工作已经充分展现出来：“本《全集》不可能提供任何完成的、为适合阅读而制造的主要著作，而玛丽安娜以及在更大程度上约翰内斯·温克尔曼曾经就是这样指望的。”(11)《马克斯·韦伯全集》放弃了完成的著作的观念，也放弃了重构完成的著作的尝试，它的做法是在第一部分第22卷的按主题编辑的各个分卷中收入韦伯留下来的各种文本(12)；此外还在第一部分第23卷收入韦伯尽管没有完成、但是经他审阅可以付印的文本：“经济和社会。社会学。1919—1920年，未完成的文本。”

　　黑格尔、马克斯·韦伯等等一系列著作家，他们的“经典”著作是通过后来的编者编成的，而现在则通过——人们也许可以这样表述——历史考证版的语文学上的解构主义(13)回归到它们的真实形态，这些著作家就这样继续流芳后世。也许特别应该回忆一下的是尼采以及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对尼采的文本所进行的伪造：她最终用《权力意志》这个标题出版了尼采的主要著作，这部著作产生了灾难性的传播史，然而尼采既没有想写这样的著作，也从未撰写这样的著作。在尼采这个案例里，实质是蓄意作伪，以致马志诺·蒙提纳里在初步检查了尼采的遗著后就断定：“对于尼采的遗著，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文本。”(14)只是现在正在出版的历史考证版才以真实的形式发表了尼采的以片断形式存在的文稿，而蒙提纳里和科利还曾试图从他们发现的文本里编出可读的文本。最后还可以举出雅各布·布克哈特的例子，他的主要著作《世界历史沉思录》是他的侄子雅各布·奥里从他“关于历史研究”的讲义中编成的，未经作者认可以这一标题发表。(15)

　　总之可以断定，社会科学领域的经典著作常常是通过旧式的版本造成的。编者旨在通过自己的编辑工作提高作者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这是造就经典的主要动机之所在。在当时显而易见的文化的和政治的世界图景的历史背景下，这样做也是可能的。当时的世界图景使编者认为，剔除掉不一致的内容，把没有完成著作——或者像在黑格尔那里是没有完成的体系——按照推测出的作者的意图编辑成完成的著作或体系，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是理所当然的。

　　众所周知，在编者恩格斯那里这一点也是理所当然的。恩格斯编辑了《资本论》第2卷，完成了第3卷，从而促使读者产生这一印象：这完全是马克思制定出来的最后的形式。(16)此外，恩格斯的同时代人韦尔纳·桑巴特还认为：恩格斯在他的编辑工作中过于严谨，要是他对马克思的手稿进行内容上的加工，把它作为《资本论》第3卷出版，从而减轻读者的阅读负担，那就更好了。(17)这种想法也是后来马克思著作编辑工作的立足点，其中可以举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例子：出于政治原因，把以片断形式存在的手稿编纂成“大作”，据说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部大作中已经“完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制定”。(18)

　　今天仍然广为传播的上面引证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德文版(MEW)(19)立足于一种对著作和编辑出版的幼稚理解，此外在马克思著作那里，这种理解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目标的支配。随着现代日耳曼语言文学编辑方法的发展及其在20世纪的确立，这种局面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新的编辑方法以对手稿的亲眼见证为基础，对文本的产生过程进行描述，从而真实地展现文本，并辅之以精确的日期考证、作者身份考辨以及对文献来源和历史背景的记录。这种新的编辑方法也进入对社会科学领域和哲学领域作者的编辑工作之中，并带来重要影响。因为这种编辑标准产生了独特的要求，发展出自身的逻辑，而这种要求和逻辑不知不觉化解了从外部指派给一部著作的(政治、学术政治)“功能”。(20)从黑格尔到尼采的新的历史考证版将对于上文提到的那些被编纂而成的版本具有极大的解构作用。这种语文学转变的研究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收获，首先可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为例来阐述，最后再论述它对一般意义上的“经典”概念产生的影响。

　　二

　　至迟从20世纪30年代第一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中断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编辑史体现出马克思主义阵营的为我所用、经文化、文本操控和文本压制的特点，这已经是众所周知，因此用不着重新详加描述。(21)应当加以阐释的是新的、重新修订过的、以严格的语文学原则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22)在该版新的语文学范式之下， MEGA[2]体现出解构的特点。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就不再像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编成完成的著作。在迄今为止的编辑工作中凭借编者的假设和解释编纂成《一 费尔巴哈》章并产生了各种不同版本的那些草稿、札记和誊清稿-片断，将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文本展示出来，而且是按照作者将它们遗留下的样子编辑出来。(23)与此相对，以前的各种版本大都打上了政治意图的烙印，即证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系统阐述。现在与此相反，凡是作者没有完成的东西，就不再加工或进一步组织。而在MEGA[2]第二部分发表全部流传下来的手稿、编辑稿和刊印稿之后，《资本论》也不再被看作完成的三卷本著作；语文学上的证据表明，可以说它是具有片断形式的草稿。研究工作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引证恩格斯编纂的刊印稿，现在研究者可以援引卷帙更为浩繁的(因而并非一目了然的)马克思的原始手稿群，这样就为重新接受马克思铺平了道路。(24)

　　但是语文学方法通向马克思著作的道路绝对不仅仅具有解构的特征，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具有重构的特征。在仅仅收载马克思恩格斯一年时间(1855年)的政论著作的一个MEGA[2]卷次中——将近200篇文章，其中多数是为《纽约论坛报》撰写的——，通过缜密的作者身份考辨确认了马克思或恩格斯的21篇新的文章。与此相反的是，在其他一些著作中重新翻印的政论著作被明确认定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写的。(25)这就是说：由于编辑语文学的成果，著作概念本身也获得了新的轮廓。

　　另外一个通向马克思思想的新的维度是由 MEGA[2]的第四部分开启的，该部分将发表马克思恩格斯的总计220册的摘录本和札记本。第四部分的规模同第一部分(著作卷)一样，都是32卷，但是出版的差不多都是迄今从未发表的材料。因为对马克思札记本、研究本和摘录本的分析利用肯定会提供新阐释的基础，所以该部分对于马克思思想的意义应该不亚于黑格尔的讲演录——将在全集中第一次用文本考证的方式进行展示——对于他的全部著作的意义。下面举几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对马克思摘录部分的研究阅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为改变有关马克思的观点提供动因。

　　首先要指出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导言》的著名的结尾部分。(26)马克思在这里碰到了唯物主义理论的一个问题，即“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问题。也就是说，艺术的“繁盛时期”同“社会的一般发展”即其物质基础“决不是……成比例的”。倒不如说上层建筑独立于基础而发展，有时候还正好相反地发展。此外还有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经典的艺术作品可以非历史地产生影响，正如马克思所写的，具有“永久的魅力”，为什么“人类童年时代”的作品成为每一个时代的“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27)

　　人们可以说，从马克思的反思里可以看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如果说没有驳倒，那至少也是达到了它的界限。这不仅仅是由于几十年来国家马克思主义的(staatsmarxistisch)阐释机构没有能够对这一段话提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这首先是由于这一原因：人们在多数情况下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在上面有关艺术的表述中也指出，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问题决不仅仅存在于艺术领域，而且普遍存在于“实际社会关系本身内部”!(28)辩证唯物主义观念的界限在这里——由马克思自己——清晰地表述出来了。就在这个地方，编辑语文学出场了。通过MEGA第四部分第10卷的编辑工作，克劳斯·佩措尔德指出，上述引证的马克思有关艺术和物质的不平衡发展和“人类童年时代”的观点，是从西斯蒙第和布特维克斯的著作摘引来的。马克思从西斯蒙第的文学史的结尾部分逐字逐句摘录了其概括性的结论，即古法语文学、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文学的繁荣时期同各自社会的衰落时期恰好一致。发掘这一文献来源的意义在于，它表明《大纲》《导言》结尾部分的那些思考，大概并不是马克思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反思，实际情况是马克思在这里立足于文学史研究的成果，并把这些成果收入自己的著作。然而这也说明，马克思能够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或者说界限，因为他不是局限于经济学领域，而是——用现代术语来说——跨学科地进行研究。在MEGA[2]第四部分首次提供的文献资料表明，马克思毕生对几乎全部学科所进行的百科全书式的研究，也对他产生了跨学科的有益影响。这使得他的研究具有巨大的丰富性和创造性，即便历史唯物主义在这里遇到了它的界限。

　　再举一个例子。在马克思那里，“拜物教”这个概念同样不仅仅只是比喻，它还是宗教史研究的结论，特别是德布罗瑟《论对拜物教神的礼拜》的结论，这一点在马克思的摘录笔记发表以后就为人所知了。(29)如果不追溯到这份摘录，哈特穆特·波麦对拜物教概念所作的启发性分析就是不可能的；而马可·伊奥里奥以为不知道这些摘录文本也能过得去，结果他的分析就离事实相去甚远。(30)因为马克思从这些文献(而不是像伊奥里奥所说的那样，从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那里)获得的宗教社会学认识，为他在《资本论》里开启了新的分析潜能。因此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我们“必须”(!)“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31)揭露商品的“神秘性质”，而这表明，来自宗教神话的比喻在这里为对商品进行经济学分析提供了指导性的认识。 MEGA[2]对文本发生过程的展示还能让人们注意到以前的阐释者大都忽视了的一个情况：马克思直到《资本论》第2版才增加《商品的拜物教性质》这一节(32)，并对这一中心论点大大作了深化。

　　对“社会形态”(Gesellschartsformation)(33)这一概念来说也是类似的情况。青年马克思感到唯心主义的Gestalt或Gestaltung[均可作“形态”、“形式”解。——译者注]概念不能令人满意，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使用了“地球构造学”(Geognosie)这一概念，认为地球构造学是“说明地球的形成、生成是一个过程、一种自我产生的科学”。(34)地质学上的“层系构造”(Formation)概念毫无疑问推进了马克思“社会形态”(Gesellschafts-formation)术语的形成，要知道马克思曾对地质学进行过多年研究。(35)在1881年致维拉·查苏利奇的信中，马克思明确地断定地质学层系构造和社会形态层系构造之间具有相似性：“正像在地质的层系构造中一样，在历史的形态中，也有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等一系列的类型”。马克思在详细地阐述两者的相似性之前，首先在这里作了一个概括。(36)

　　这里以及其他更多的可以从摘录笔记部分，而且只能从摘录笔记部分援引的例子说明，事情并不是像人们常常说的那样，马克思用隐喻进行创作和论证，而是在马克思的隐喻的运用技巧之后，存在着一个对来自其他科学领域的概念进行认识和比较的过程，马克思把这些概念吸收过来并成效卓著地加以利用。“虚拟货币资本”(virtuelles Geldkapital)的概念也是如此，马克思从达朗贝尔的“虚速度”(virtuelle Geschwindigkeiten)引申出这一概念；同样，对机器构造和物理学的研究为他对社会机制的描述奠定了基础；在马克思那里是否真的存在从物的范式到力的范式的转变，也只有以他的摘录笔记为基础才能判定。(37)此外，面对马克思的自然科学研究人们可以提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马克思对化学(38)、生理学、地质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等等进行的长年研究是否表示马克思转向了新的方法论范式，即进行分析的实证科学的方法论范式。无论如何，马克思研究工作所具有的百科全书性和综合性，有助于使马克思的分析既惊人地简明，又惊人地丰富。尽管在这里常常很少做进一步的论述并具有片断性质，但是现在将以历史考证版的形式发表出来的涉及诸多学科的摘录材料和手稿材料，将为通向马克思的著作和思想开辟新的道路。

　　三

　　应当说现在已经明确，一种不提供真实文本的幼稚的编辑方法会产生误导作用。不仅仅对尼采来说是这样，他从未写过《权力意志论》。也许对于过去120年马克思著作的编辑和接受来说，更为适当的做法是：不是把《资本论》当作一部严密论证了资本主义世界崩溃的完成了的主要著作来表现和接受，而是把它当作一部光辉的、具有巨大的分析潜能的问题概论来表现和接受。其次要指出的是，在语文学优先权之下进行的马克思阅读，能够为理解马克思的著作开辟新的道路，为阐释马克思的著作提供新的视域。当然，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这样一种阅读并不是轻松的工作，——正如汉斯·乌尔里希·贡布莱希特所说的：“一种版本的语文学质量越高，受它影响的阅读(……)就越具有迷惑性、挑战性和复杂性。”(39)

　　最后，还要研究一下这种——来自语文学上的解构和重构的——迷惑性对本文开头援引的经典作家的“经典”概念所产生的影响。至少对于这里提到的社会哲学领域的经典作家来说，鉴于语文学上的证据，以后人们再也不必从他们的完成的著作或前后一贯的思想体系的超越历史的“直接的言说力量”出发了。因此本文在这里建议，人们应改变一下视角，在确定经典属性时，较少着眼于以最终的形态出现的最后的著作及其确定的论点，而应当与此相反，要着眼于文本所开启的问题“域”(Problem-“Horizont”)(这里再次根据伽达默尔的话来表述)。这似乎回到了本文开头援引的明克勒对作为作者的经典作家的界定，即他们的思想并不只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历史环境内。按照这一界定，马克思毫无疑问是第一流的经典作家。因为马克思开启了一个问题域，在这一问题域里，今天有如此不同的理论家如安东尼奥·内格里和迈克尔·哈特或者尼克拉斯·卢曼在进行研究，而不必认同马克思的答案(或者人们以前以为是他的答案的东西)。尽管卢曼在谈到马克思给出的回答时作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没有答案，我们现在也没有任何答案”；但是在谈到马克思的分析潜能时卢曼(40)是这样说的：“此外任何其他地方，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在自由主义那里，还是在复辟哲学那里，都没成功地对问题作过如此精确的剖析。”(41)

　　2011年为庆祝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主席赫尔弗里德·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教授60周岁，德国柏林的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纪念文集《观念政治：历史局面和当下冲突》(Ideenpolitik. Geschichtliche Konstellation und gegenwrtige Konflikte)。国际马恩基金会秘书长、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MEGA工作站负责人格拉尔德·胡布曼(Gerald Hubmann)博士在文集中发表了题为《未完成的经典：马克思和其他社会科学经典作家的编辑语文学现状》的文章。

　　注释：

　　①[德]明克勒：《从柱顶圣人到经典作家》，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5期。

　　②同上。

　　③Hans-Georg 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 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 4. Aufl. Tübingen 1975,271-274.伽达默尔的这一界定并不仅仅涉及学术地位很高的德国唯心主义，本文后面的论述表明，在马克思那里也能找到非常类似的观念。

　　④Siehebeispielsweise Friedrich Schiller, Werke. Nationalausgabe. Im Auftrag des Goethe-und Schiller-Archives, des Schiller-Nationalmuseum und der DeutschenAdademie, hrsg. v. Julius Petersen u. Gerhard Fricke, Weimar 1943ff;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Werke, hrsg. i A. d. Groherzogin Sophie von Sachsen, Weimar1887-1919.

　　⑤Goethe, Werke, Bd. 1. , XV, XVI.

　　⑥Georg Wilhelm Freidrich Hegel, Werke, Vollstndige Ausgabe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18 Bde. , hrsg. v. Philipp Marheineke et al. , Berlin 1840ff.

　　⑦Zit. n. Dietmar Khler, “Hegels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Anmerkungen zur Editionsproblematik”, in Hegel-Studien, Bd. 33, Hamburg 1998, 58.

　　⑧Walter Jaeschke, “Die Kunst der Hegel-Edition”, in HegelJahrbuch 2000: Hegels sthetik. Die Kunst und die Politik-die Politik und die Kunst, Berlin 2000,302.

　　⑨Walter Jaeschke, “Die Kunst der Hegel-Edition”, in HegelJahrbuch 2000: Hegels sthetik. Die Kunst und die Politik-die Politik und die Kunst, Berlin 2000, 303。

　　⑩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Gesammelte Werke, hrsg. v. d. Nordrhein-Westfl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Hamburg1968ff.

　　(11)“Die Edition von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in Max Weber Gesamtausgabe, Bd. I/24,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Entstehungsgeschichte und Dokumente, hrsg. v. Wolfgang Schluchter, Tübingen2009. v. a. 110f.

　　(12)见《马克斯·韦伯全集》第22卷第1—5分卷，编者加的标题是《经济和社会。经济和社会秩序和各种力量》，迄今已有如下分卷：第一分卷，共同体，Wolfgang J. Mommsen编, 2001年；第二分卷，宗教共同体，Hans G. Kippernberg编，2001年；第三分卷，法，Werner Gephart编，2010年；第四分卷，统治，Edith Hanke编,2005年；第五分卷，城市，Wilfried Nippel编。

　　(13)这个概念在这里不是在德里达的解构的意义上，而是在编辑出版的意义上作为“编纂”(Kompilation)的反概念来使用的。因为编辑出版上的解构不可能放弃作者以及对作者行为的理解(重构异文、编页码等等)，而只是在如下意义上消解文本：消除不可靠的编纂。对于编辑出版来说，单个的、真实的手稿和刊印稿应该具有超验的地位。然而在注释方面——考虑到潜在的不会停止的评注——却可以表现出亲合性(Hans Ulrich Gumbrecht, Die Macht der Philologie. über einen verborgenen Impuls im wissenschaftlichen Umgang mit Texte, Frankfurt a. M. 2003，82ff)。还可参看德里达有关“从哲学—语文学上回归马克思”的思考，in Marx’Gespenster, Der Staat der Schuld, die Trauerarbeit und die neue Internationale, Frankfurt a.M.2004, 52f.

　　(14)引自Rüdiger Schmidt，“被背叛的思想。尼采最初是如何被伪造的，后来又是如何被重构的”，in Süddeutsche Zeitung，24./25.November 2001，16。还可参看Henning Ritter，“世上再无危险的尼采。他的著作的出版者走的一着妙棋”，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9 Mrz 2002，L26.

　　(15)Siehe Jacob Burkhardt,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Bd. 10: Aesthetik der bildenden Kunst. ber das Studium der Geschichte. Mit dem Text der“Weltgeschichtlichen Betrachtungen” in der Fassung von 1905, a. d. Nachlass hrsg. v. Peter Ganz, Basel 2000;在该卷中，不仅布克哈特遗著中的讲稿以其真实的形式记录下来，而且本身具有自己的影响史的《世界历史沉思录》也重新刊印出来。

　　(16)现在，不仅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手稿，而且恩格斯编辑的刊印稿，都发表在MEGA[2]第二部分了，因此现在就有可能对马克思《资本论》研究所达到的高度以及恩格斯为读者所进行的编辑过程作出评判了。

　　(17)Siehe dazu“Einführung”, in MEGA Bd.II/14, 413, 428 passim.

　　(18)《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者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MEW)第三卷的《前言》就是这样说的，见该卷柏林1958年版第VI—VII页。

　　(19)Marx-Engels-Werke(MEW)习惯译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为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相区别，本文按其字面含义译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德文版。——本文译者注

　　(20)Jaeschke, Die Kunst der Hegel-Edition, FN9, 305。可以第二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1975年以后)为例来说明这种现代日耳曼语言文学编辑方法的自身动力。该版注释尽管打上了东柏林和莫斯科的马克思主义的党的研究院的编者的意识形态的烙印，但是就语文学领域而言，在文本展示方面却具有质量，因而1990年以后还可以继续推进。

　　(21)见于尔根·罗扬的内容丰富的阐述: “Edition im Spannungsfeld von Politik und Wissenschaft (Marx/Engels)”, in Hans-Gert Roloff (Hrsg.), Die Funktion von Editionen in Wisse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Ringvorlesung des Studiengebiets Editionswissenschaft an der Freien Universitt Berlin, Berlin 1998; Gerald Hubmann,“Von der Politik zur Philologie: Di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n Annette Sell (Hrsg.), Editionen-Wandel und Wirkung, Tübingen 2007.

　　(22)Siehe hierzu Gerald Hubmann/Herfried Münkler/Manfred Neuhaus, “‘... es kmmt drauf an, sie zu verndern’. Zur Wiederaufnahme der MEGA”, in Deutsche Zeitschrifi für Philosophie, 49,2. 2001.

　　(23)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年鉴》2003年卷，该卷专门收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片断：Karl Marx et. al. , “Die Deutsche Ideologie. Artikel, Druckvorlagen, Entwürfe, Reinschriftenfragmente und Notizen zu I. Feuerbach und II. Sankt Bruno. Bearbeitet von Inge Taubert, Hans Pelger. Unter Mitwirkung von Margret Diezen, Gerald Hubmann und Claudia Reichel”, in Marx-Engels-Jahrbuch2003, Berlin 2004.

　　(24)Siehe Riccardo Bellofiore/Roberto Fineschi (Hrsg.) Re-reading Marx. New Perspectives after the Critical Edition, London 2009. 目前正在进行的将《资本论》手稿译成英文的工作在出版后可能会推进英美世界的接受。

　　(25)Siehe Karl Marx/Friederich Engels, Ruβlands Drang nach Westen. Der Krimkrieg und die europische Geheimdiplomatie im 19. Jahrhundert. Mit einem Nachwort von Lothat Rühl,Zürich 1991; 该书翻印的一些著作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Siehe MEGA， Bd.I/14,899。

　　(26)In MEGA, Bd. II/1.1；下面的引文出自第44—45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3—36页]

　　(27)这里马克思碰到了本文开头阐述的伽达默尔对经典作家的理解。

　　(28)MEGA, Bd. II/1. 1, 44; siehe auch Horst Bredekamp, “Die kunsthistorische Metaphorik der politischen konomie”, in Volker Gerhardt (hrsg.), Marxismus. Versuch einer Bilanz, Magdeburg 2001, insb. 270ff.

　　(29)见MEGA IV/1。

　　(30)Hartmut Bhme, “Das Fetisch-Konzept von Marx und sein Kontext”, in Volker Gerhardt (Hrsg.) Marxismus. Versuch einer Bilanz, Magdeburg 2001; Marco Iorio, “Fetisch und Geheimnis. Zur Kritik der Kapitalismuskritik von Karl Marx”,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58, 2, 2010, insb. 248f.

　　(31)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konomie. Erster Band. Hamburg 1872”, in MEGA, Bd. II-6,10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0页]

　　(32)请比较MEGA第二部分第5卷(《资本论》1867年第1版)第44页以下和MEGA第二部分第6卷(《资本论》1872年第2版)102页以下，以及“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补充和修改”一览表(MEGA II/6第731页以下)。以第四版为基础的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MEW)的使用者就不知道这些修改——除了马克思自己的提示(18)。

　　(33)在马克思著作以前的中译文里，“konimische Gesellschftsfomation”译为“社会经济形态”，这是受了从俄文转译的影响。现在的中译文已经改为“经济的社会形态”(参看卢晓萍《浅谈马克思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概念》，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94年第17期)。但是据马克思经济学著作的主要译者之一张钟朴先生讲，改译“经济的社会形态”虽然恢复了德文原文的词序，但是仍然不能说现在的中文完全表达了德文原词的含义，因为构成“Gesellschaftsformation”即“社会形态”这一中心词的主干部分的“Formation”，在这里是在地质学意义上使用的，其含义是指地质学上的层系构造、岩层、地层。因此按照本文译者的理解，“经济的社会形态”在这里是指社会的发展进程在经济关系方面表现出来的层次结构。——本文译者注

　　(34)In MEGA, Bd. I/2,273. Siehe auch: Hans-Peter Jaeck, “Bemerkungen zum Ursprung des Marxschen Terminus Gesellschaftsformation”, in Ernst Engelberg/Wolfgang Künttler (Hrsg.), Proleme geschichtswissenschaftlicher Erkenntnis, Berlin 1977, insb. 207ff.[《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5页]

　　(35)马克思研究地质学的内容丰富的手稿将在MEGA第四部分第26卷中发表[2011年已经出版。——译者注]。

　　(36)Karl Marx, “Brief an V.I.Sassulitsch”, in Marx-EngelsWerke, Bd. 19, 38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81页。此处在“历史的形态”一词之后还有一个编者注：“‘地质的层系构造’和‘历史的形态’中的‘层系构造’和‘形态’，原文为'formation'。”——本文译者注]

　　(37)这是Anson Rabinbach的这本基础性著作的主题：Moter Mensch. Kraft, Ermüdung and die Ursprünge der Moderne, Wien 2001，92ff。Rabinbach所强调的对亥姆霍兹的这种形式的援引，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能够得到证明。

　　(38)Siehe MEGA Bd. IV/31.

　　(39)Gumbrecht, Die Macht der Philologie, 135.

　　(40)此外 Luhmann 还在彻底研究马克思所摘录的对象。Siehe Fred E. Schrader, “An den Quellen: Niklas Luhmann trifft Karl Marx und bleibt ratlos”, in Ursula Balyer et al. (Hrsg.), Kein Nachruf! Beitrge übet und für Gtz Langkau, Amsterdam 2003.

　　(41)Niklas Luhmann, Die Wirtschaft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 M.1988,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