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Immaterial Labor" and the Logic of Capital: Italian Autonomous Marxism Return on the Criticism of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s

　　【作者简介】户晓坤，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广东　广州　510275

　　【内容提要】 与20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体上的文化批判路向不同，意大利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秉承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传统，对《资本论》及手稿重新进行了政治学解读，以劳动与资本二元主体的对抗关系为枢轴，揭示了资本主义劳动组织方式所发生的结构性转变，即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劳动主体、形式和内容越来越具有“非物质劳动”的倾向，资本逻辑的深入剥削形式表现为对劳动者主体性的重新建构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奈格里、哈特等学者将“非物质劳动”置入马克思社会关系及再生产理论中，从福柯的“生命政治”框架中探寻建构革命主体的可能性，并对自主的、反抗的革命主体进行重新界定，坚持了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向政治革命斗争实践转换的根本立场，在新时代语境下拓展了阶级斗争的主体向度和革命潜能。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Marxist cultural criticism as a whole since the twentieth Century, Italian Autonomous Marxism inherited the tradition of criticism from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The Italian scholars reinterpreted Capital and its manuscripts from a political perspective. Their theory stems from the opposition of the duality of capital and labor and reveals the structural change of capitalist labor organization, which is the increasing trend of "immaterial labor" within the subject, trend and contents of labor from "Fordism" to "post Fordism". A further exploitation of the logic of capital is expressed as the reconstruction of labor subjectivity and the complete control of social activities.　Scholars such as Negri and Hart categorized immaterial labor into the theory of Marx's social relations and reproduction, searched for the possibility of constructing the revolution subject from Foucault's "life politics" framework and redefined the independent and rebellious revolution subject. Their work reinforce Marx's basic standpoint of transforming from criticism of political economics to the practice of political revolution, thereby broadening the horizon of subjectivity and revolutionary potentials of class wars.

　　【日 期】2013-09-23

　　【关 键 词】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非物质劳动/资本逻辑/主体Marxism of Autonomy/immaterial labor/logic of capital/subject

　　[中图分类号]B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4)02-0084-07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调整，实现了由福特—凯恩斯主义向灵活积累体制转变。“传统的工业制造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消费主义的‘后工业时代’——文化、通讯、信息技术和服务业。小规模的、分散的、多功能的和摈弃了等级结构企业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流。”[1](p8)虽然以“生产性劳动”所规定的资本积累体制仍然在世界范围作为支配性力量发挥作用，但是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抗形式、生产劳动过程及其组织方式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建构了工人的政治主体身份、存在空间以及伦理观念。在这一背景下，莫里茨奥·拉扎拉托指出，传统关于“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的二元区分已经无法在根本上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性劳动的特点。他将上述转化描述为：“体力劳动越来越加入了被称为‘智力’的工作程序，而新的沟通技术越来越要求富于知识的主体性。这一转变，不单纯是智力劳动逐渐受制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则过程。已经发生的事情乃是一种新的‘大众智能’逐渐化身成型的历史转变过程。”[2](P139-140)“普遍智力”、“非物质劳动”成为意大利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本质的核心概念，这在奈格里的《帝国》中得到了更加彻底的发挥。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文化批判路向不同，意大利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秉承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传统，将后工业时代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研究作为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切入点，将政治革命实践作为旨归。“非物质劳动”的提出正是来自于对马克思《资本论》及《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节的重新解读。“如果一方面资本是主体，那么在另一方面，劳动一定能够也是主体”。[3](P161)劳动与资本的二元主体对抗构成了驱动资本主义发展和解体的内在逻辑，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钥匙”。[4](P353)

　　在以资本原则定向的现代世界，“生产性”规定了劳动的全部内容和组织形式，劳动是作为资本的力量而存在的，劳动生产的不是商品，而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智力劳动(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等)都被整合到了资本的体制中，资本对于劳动的支配权力成为贯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逻辑。意大利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过程和组织方式历史性转变的研究，对生命政治主体的建构为我们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传统开拓了新路径。

　　一、“劳动”与“资本”：二元主体对抗的内在张力及历史的辩证

　　“劳动”在马克思的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中具有本质的重要意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批判性分析以及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从根本上说，是以澄清“劳动”这一范畴的哲学基础和原则为前提的。“经济基础”、“生产力”、“生产关系”、“实践”、“资本”、“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等等，无不最本质地与劳动相关联，并且可以直接追溯到“劳动”。当代资本主义突破自身界限所进行的一系列调整使新的劳动形式出现了，在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劳动与资本的对抗形式。

　　“劳动和教养在十九世纪成为市民社会生活的实体……。劳动成为雇用工人的生存形式，而教养的‘占有’则成为‘有教养者’的特权。劳动处于一种它并不把人教育成人的状态中”，[5](P335)从而使劳动获得了社会意义。按照西方传统的基督教观点，劳动在本质上是人对上帝的原罪与所受到的惩罚，是下等人必须承受的强制性活动，是苦难与劳累，而远非值得赞扬的成就。新教改革的成果之一就是确立起了人们对劳动的尊重，它使物质生产活动获得了神圣性的光芒，劳动成为富有积极创造意义的生命活动。一方面为物质财富的加速增长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另一方面作为对上帝的敬仰和对自我力量的确证，劳动使世俗生活变得更加有意义，为人们的内心带来了充盈的成就感，进而建构了人的主体性和自觉性。

　　劳动作为现代主体的存在方式，是在19世纪市民社会的形成中成为时代精神核心的。首先从人的存在的原初意义上理解劳动的是黑格尔，“黑格尔是在完全普遍的精神概念下面把握自我存在和异己存在之间的这种运动的，所以劳动对他来说既不是特殊意义上的体力劳动也不是特殊意义上的脑力劳动，而是在绝对本体论的意义上充满精神的。”[5](P357)劳动并非一种单纯追求财富的经济活动，而是人与世界之间的“中间环节”，它是创造人的生活、形成人的本质以及塑造世界的基本方式。马克思正是在黑格尔所讨论的原初意义的劳动概念的基础上，完成了哲学的存在论革命，将精神活动倒转为现实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即“实践”。

　　与黑格尔不同，国民经济学家从资本主义的社会规定性上把握劳动的本质，马克思将国民经济学家称为经济学领域中的路德，因为“开明的”国民经济学家发现了劳动的主体性秘密，劳动价值学说成为18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劳动作为经济学范畴进入学者们的理论视野。亚当·斯密秉承了英国经验论的传统，将洛克哲学作为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认为劳动分工是人类所共有的一种自然倾向，而把进一步分析劳动分工的本质、来源排除在了自己的研究范围之外。这种纯粹寓于经验范围的研究方式，使他的理论重心建立在对国民财富的分析上，从而抹杀或者回避了对作为人的活动的劳动本质的研究，使处在某种社会关系结构中的劳动被抽象、淡化为一个经济范畴。在劳动受控的资本逻辑中，劳动仅仅作为财富增殖的既定的、现成的工具和手段。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里未加考察和批判的劳动是有前提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这一时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6](P154)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恰恰表现为资本和劳动二元主体对立和斗争推动的历史，资本通过重组劳动过程、扩大固定资本或者科学技术的生产性运用，回应工人争夺剩余劳动时间、提高工资水平和降低劳动强度等的诉求。“为了进行对抗，资本家就采用机器。在这里，机器直接成了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手段。同时机器成了资本的形式，成了资本驾驭劳动的权力，成了资本镇压劳动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7](P387)机器的出现，既是“资本”对“劳动力”支配和穿透，又是两者斗争妥协的结果，并使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机器体系中，对象化劳动在物质上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并主动地使活劳动从属于自己，这不仅是通过对活劳动的占有，而且是在现实的生产过程本身中实现的。”[8](P92)马克思对于机器霸权的论述不仅仅停留在“异化劳动”的表现层面(即对工人劳动过程的控制)，而是深入到对工人“主体性”的重新建构，即对工人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从而造成了劳动对资本实质上的从属和控制，劳动被深刻地整合到了资本的体制中。机器化大生产的广泛应用，使“相对剩余价值”的获取超过了“绝对剩余价值”，在加强对工人控制的同时，也为工人创造了工作以外的自由时间，技术向生产的渗透要求工人不断提升接受教育水平和知识技能，促使工人从粗笨的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转型，资本主义的技术更新和进步正是通过工人自身的发明创造来完成的。“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个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8](P102)

　　意大利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秉承的，正是马克思对劳动的祛范畴分析，以及劳动和资本二元主体对抗的基本前提，在他们的理论中表现出“对劳动作用的持续关注”，并从两者的对抗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中——马克思指出，资本的限制就是资本本身——重新探寻建构革命主体的可能性，贯穿其中的“一个主题是试图理解近些年劳动实践的变化方式，以及新形式的劳动可能带来怎样新的、更大的潜能。新的概念诸如‘非物质劳动’、‘大众智能’、‘普遍智能’等等都试图抓住合作和创造力的新形式，这些新形式都关涉当代社会生产——一种控制论、知识性和情感性的社会网络所界定的集体性的生产”。[9]这一基本立场，正是基于对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章的重新解读，奈格里等学者并将其命名为《机器论片段》，在上述马克思关于机器问题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非物质劳动”、“普遍智能”等概念。使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抗关系在当代语境中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和建构革命主体的可能性，并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复归的现实基础和理论枢轴。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路向不同的是，意大利自治的马克思主义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二元主体对抗中把握了其内在张力和历史的辩证，即在资本不断克服自我限制、拓展剩余价值空间的同时，又蕴含着劳动解放、工人个体发展对资本世界的颠覆性力量，即“强调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阶级主体维度，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并结合不同时代的理论与实践，建构自主的、抵抗的政治主体以及对抗资本的逻辑和统治”。[10]

　　二、从“福特制”到“后福特制”：资本积累模式的转变与“非物质劳动”

　　在当代语境下，意大利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把握了资本主义劳动组织方式所发生的结构性转变，即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劳动主体、内容形式与资本逻辑之间的一系列新的对抗关系和内在张力，这构成了“非物质劳动”成为时代核心命题的历史转折和现实基础。如果说在机器化大生产时代，机器作为“普遍智能”构成了对劳动的实质性吸纳，那么资本主义在进入20世纪垄断阶段后，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使管理科学成为资本逻辑整合劳动的现实统治模式，后福特主义在克服福特主义僵化弊端的同时，延续、深化并拓展了资本对劳动的新的统治方式：传统劳动组织方式和内容越来越具有“非物质劳动”倾向，资本的深入剥削形式表现为对劳动者主体性的重新建构以及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

　　1913年，亨利·福特运用当时企业推广泰勒制的科学管理模式，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条生产流水线，还创造出依靠非熟练工人在中心装配线上使用通用零件的大规模生产方式，进而“劳动标准化了，去资格化了，成为可互换的，单向度的。”[11](P87)泰勒制作为现代行为科学、管理科学的支点，意味着对人的行为的分析合理化，这使对劳动主体的控制、劳动程序的优化和程序化成为可能。在泰勒制的规范之下，由于计划职能和管理职能之间的区分，劳动主体内部开始了分化，无专业技术能力的劳动主体被纳入生产劳动过程，被整合为机械化生产流水线(资本的技术化身)的一部分；专业的管理人员离开车间，将以前由工人所掌握的知识技能汇集起来，转化为对生产过程进行控制的规章、程序和制度，从而使劳动的智力部分归入资本的部分。

　　管理科学的生产性运用导致了向“管理资本主义”的过渡，通过生产条件的“理性化”、劳动过程的“组织化”以及对每个生产环节的严格控制，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减少劳动时间的空隙率，依靠劳动过程的内部整合，为资本增殖扩张拓展更大的内部空间。泰勒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构性趋势的历史转型，“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趋势，这一趋势在于深化社会劳动分工，并使劳动力更加服从资方权力。卡尔·马克思一直坚持研究这种趋势……。以下这些趋势是资本主义关系的结构特征：社会劳动体甚至是劳动者本身的瓦解，大工业中劳动力的纪律化，科学为资本服务、手工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的加剧”。[11](P85)安东尼奥·葛兰西在《美国化与资本主义》中指出，上述以生产线技术和管理科学为特征的新型劳动方式和生产过程，以史无前例的目标意识重新塑造工人集体，导致了强制劳动的“社会化”，工人的个体生活、家庭经济、教育培训以及消费需求，甚至情感欲望和道德品行经过重组都被整合到福特制资本主义一体化、齐一化的节奏和步调中，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的积累方式发生了转变，“灵活积累”意味着福特主义呆板、僵化的模式陷入危机并转向了“后福特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结构性转变，依赖于“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产品和消费模式的有关灵活性”。其特征是“出现了全新的部门、提供金融服务的各种新方式、新的市场，首要的是商业技术和组织创新得到了极大强化的比率”。[12](P191)莫里茨奥·拉扎拉托正是在这样的“大变革”背景下提出“非物质劳动”概念，即“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的内容”：对于前者“直接劳动所需的技能逐步变成神经机械学(cybernetics)和计算机管控的技能(以及水平与垂直的信息沟通技能)”；对于后者，“这类活动包括界定和确定文化与艺术标准、时尚、品味、消费指针以及具有策略性的公众舆论等不同信息项目的活动”。[2](P139)劳动内容、形式以及组织方式的一系列转变在战略层面上，不仅改变了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管理与调控模式，也使工人的个体存在、自我认知等主体性的向度发生了深刻变化，并加剧了其内在的矛盾冲突。

　　按照拉扎拉托对“非物质劳动”第一个层面的分析，“被改组的劳动者”为了克服福特主义的僵化，要求在生产协同中成为能动的主体。积极的智能化信息操控活动、决策参与活动成为劳动的主要方式，现代管理技术的激励机制、参与式管理致力于在主体性层面重新建构劳动者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并要求其在团队的沟通、交流和合作中，贯彻组织的整体目标和指令计划。这使劳动者越来越只能够成为组织结构中信息的编码、传递和沟通者，即“成为沟通主体”，被规范化的“信息流通”管理技术所控制，这较之体力和脑力工作的严格分工与工作分配，更加具有极权主义的倾向。

　　在“非物质劳动”的第二个层面分析中，就劳动内容而言，后工业社会的经济特点均显现在“非物质劳动”。在电视、电影、时装、广告等形象产业以及第三产业(服务业)中，符号产品和服务体验具有转瞬即逝和一次性消费的特点，符合资本流通的零度理想，成为非物质劳动的主要生产内容，并通过培植劳动者闲暇方式、消费品位和价值取向等，使符号产品获得了劳动者更多的需要、想象和认同空间，并且为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互相消解建立并扩大了意识形态和文化环境。“非物质劳动最首要的是生产一种‘社会关系’(一种创新、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惟有在这种生产中获得成功，它的活动才会具备经济价值……劳动并不仅仅生产商品，相反，首要的是它生产出了资本关系。”[2](P144)

　　除此之外，在资本本身的形式转变中，金融资本及其衍生品在刺激社会经济进步方面获得了决定性意义，大卫·哈维指出这种转变首先在于货币的“非物质化”。“1973年以来，货币已经在它与从前的各种金属(虽然后者继续与其他很多东西一起起着一种潜在的货币形式的作用)不再具有形式上或实质上的联系的意义之上，或者说，就此而言，在不再与任何其他有形的商品具有联系的意义之上，被‘非物质化’了”。[12](P372)货币的非物质化导致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控制，以及与物质货币基础和实体经济运作向脱离虚拟经济体的自组织发展。在金融垄断资本的支持下，全球性生产组织突破了民族国家的边界，跨国公司/企业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对资本价值链的重新整合，实现了“生产的去中心化和分散化”，全球化作为金融垄断资本逻辑展开的前提和必然结果，一方面使物质生产活动的实现更加依赖于信息技术、网络沟通和人力资源管理等“非物质劳动”；另一方面，为了适应这种所谓的全球化趋势，迫使劳动者必须获得与“非物质劳动”相结合的新的劳动技能，包括企业经营管理、沟通、行销技能、生产文化产品的创造性、想象力的智力技能，以及体力劳动的手工技能等等。与此同时，在非物质劳动的全球化网络中产生出新的社会合作方式，即“不稳定性、过度剥削、机动性和层级结构”，从而“非物质劳动把自身建构在直接的集体形式之中，而我们或可以把它说成是只以网络和流动形式存在的劳动模式”。[2](P142、143)拉扎拉托的“非物质劳动”概念深刻地影响了奈格里、哈特等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并将这一概念置入马克思社会关系及再生产理论中探寻革命主体产生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