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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时期西村茂树“公德论”之建树
2020年08月13日 16:21 来源:《 湖南大学学报》 作者:史少博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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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史少博 ,女,山东人,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摘要: 西村茂树在推动日本道德运动的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视日本国民“公德”状况的改观,提出了关于日本近代“公德”建设的独特见解。西村茂树对“公德心”之培养的论述,不是按照常用的理论推导,也不是高谈阔论,而是结合明治初期日本"公德"的状况,将“公德”分为“消极公德”与“积极公德”,列举出现实社会中“公德”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弊端,称之为“消极公德”;在此基础上,又列举了理想的、积极的、高水平的社会“公德”应该有的状态,称之为“积极公德”,这为人们的“公德”行为设定了理想的目标。西村茂树“公德论”的理论贡献是:“公德论”勾勒了关于高水平社会“公德”的国民思想像,描绘了社会“公德”的理想状态,为社会“公德”建设指明了方向;"公德"建设强调"借政府的力量是必要的",对政府推动“公德”快速提升给予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作为日本“公德”弘道会的会长的西村茂树将“道德论”与弘道会结合,使弘道会成员以身作则,做"“公德”的示范,然后向民众阐述,从而推动了社会“公德”迅速发展。

  关键词: 西村茂树,公德,建树

  来源:《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04期

  基金项目: 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 西部项目:“日本近代公德流变探究 ” (项目编号:19ZXZ007)。

  西村茂树(にしむらしげき),生于1828年,卒于1902年,少年时期开始学习儒学,后来又学习兰学、英学。西村茂树是明治时代的思想家,被誉为明治时代卓越的道德学家。西村茂树在幕府末期作为佐仓藩士,成为藩主堀田正睦的亲信并参与藩政,为藩政改革等做出了贡献。1873年(明治六年),西村茂树与福泽谕吉、森有礼、加藤弘之、西周、中村正直、津田真道、箕作秋坪等学者共同创建了“明六社”。在其创建的《明六杂志》上,西村茂树不仅介绍了西方的思想,而且发表了三篇关于儒家道德意识的论文。在进行启蒙活动的同时,西村茂树还作为文部省编辑局长担任教科书的编辑等,此后一直起到了振兴、普及社会道德和推进道德教育的巨大作用。明治六年(1873),西村茂树开始在文部省工作,除了承担教科书和辞书等编纂工作外,并且还担任天皇的侍讲。以1873年(明治六年)为界,有些学者把西村茂树的思想分为两个时期:1873年(明治六年)以前,西村茂树主要介绍西方的思想,被称为启蒙时期;1873年(明治六年)以后,西村茂树主要阐释自己的主张,被称为国家道德主义论时期。西村茂树于1876年(明治九年)创办了东京修身学社,随着东京修身学社的日益发展,其于1887年(明治二十年)年改称为日本弘道会,主旨在于恢复日本的传统道德,西村茂树担任日本弘道会的会长。西村茂树非常重视对国民进行道德教育,并主张以儒学为主、西学为辅对日本进行国民道德教育;主张西学与儒学共存,传统性与现代性共存。西村茂树著有《日本道德论》《日本道德史》《国民训》《论修身教授法》《道德教育论》等书。西村茂树认为道德问题是国家根本性的问题,在推动日本道德运动的过程中,他注意到了“公德”在道德建设中的重大作用,于是投身社会“公德”的提升中。西村茂树以“公德论”为基础撰写了《公德养成意见》,刊登在明治三十四年一月的《读卖新闻》上,后来被收录于读卖新闻社编纂的《公德养成之实例》中。本文将具体分析西村茂树“公德论”的形成背景、主要内容以及理论贡献。

   一 西村茂树的“公德论”之背景

  1868年10月23日,日本国改年号为“明治”,在政治上学习西方政体,进行了近代化的政治改革;经济上学习欧美的先进技术,力图推动工业化;文化上明治政府大力提倡“文明开化”,推动了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各项改革被称为“明治维新”。伴随明治政府的“文明开化”的开展,日本与西方的人员来往愈加密切起来,然而当时日本的“公德”状况,受到了西方人士鄙视甚至侮辱。因为“当时江户时代,东京市内人们排泄的粪便,被用作近郊农村的重要肥料,于是近郊农民一大早就汲取城镇中便桶积存的粪便,在扁担前后悬挂两个粪桶,再挂在马背上往来于市内,而运送粪便的粪桶不断地散发着臭气。并且当时东京市内路旁的厕所少,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有恶习,各处可见有人立在路边小便。”[1]3这种陋习一直延续到明治初期。明治维新后,欧美人来到日本后,感到非常不适并鄙视日本当时的陋习,对此加以讥讽、嘲笑。面对西方人对明治初期国民“公德”状况的不满,日本学界开始反思,“独立的社会伦理观念以及讨论在明治一二十年代已经出现,……在这个阶段,言论界中出现的有关社会伦理的词语有:公共心、公益心、社会道德、公共的道德、公德等,还有人直说‘对社会公众的道德’(社会公众にたいする公徳)之类的。……明治三十年代以后,公德成为日本社会伦理论述中的核心概念,对社会意识在日本的树立与普及,发挥了巨大的力量。……在明治三十年代,即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日本出现了一个讨论和宣扬社会伦理的热潮。这个热潮的核心议题就是公德,而且以明治三十四年(1901)为顶峰。这个热潮把社会伦理的意识明确注入日本文化,终而导致日本道德心灵版图的一大变化”。[2]209-216明治时期,就西方文化的冲击,许多学者对当时日本社会的“公德”状况进行了反思和论述。

  明治时期的加藤弘之论述了“公德”颓废的原因:“我国道德的颓废没有比今日更甚的了,公德私德都极其紊乱,社会的风俗和教化堕入了危机时刻,由此各方呼吁要重视公德养成之必要性和重要性,是值得庆贺的事情。有的理论家认为我国民有私德观念但无公德思想,我不赞成此观点,因为不是我国没有公德的思想,而是公德的实行遭到破坏而颓废了。很明显我国民私德和公德兼有,例如武士道的重信义、尊廉耻、重约束、贱虚言等具有丰富的公德思想,然而维新的变革,破坏了社会的要素,时势的波澜搅乱了国家的风纪,使武士道颓废、孔孟之道远离。”[3]1

  南摩纲纪这样论述了明治初期的道德颓败状况:“盖明治以来,舍旧趋新,忘本追末,玉石共焚,唯利是兢之由焉耳。”[3]1“公德”“私德”都属于“道德”,南摩先生认为日本古代本来是礼让廉耻之君子国,然而明治以来,人们以为外国只是精于有形技术,疏忽道德,殊不知其实外国不但精于技术并且精于道德,其结果是“邯郸学步”“忘本追末”“玉石共焚”“风俗颓败”“礼让廉耻扫地”。

  明治时期的久保田譲这样论述明治初期的道德颓废状况:“伴随着明治维新以来时势的激变,道德的颓废日甚一日,国民的风气越来越轻佻浮薄,举国上下快速输入唯形而下文明,而把风教道德置之度外,教育方针具有流于形式的恶弊,教育的目的忘却了国民精神的养成,其结果导致了今日道德的颓废。”[3]1

  明治时期的冈田良平这样论述明治初期的“公德”状况:“国民的风尚人情,因为地理、风土、宗教、政体等不同,其发展也各有不同。……英国民可以说是最强最大的国民,富有大国民的风尚……大国民的风尚是坚忍不拔、挚诚敢为、具有冒险气象、怀有广大的思想,富有公德观念:独立、自尊、自劳、自治、冷静、沉着等特性,不拘泥于空理、空想、外观、形式,具有实学、实际、应用、工夫等。而观我日本国民的风尚性情,虽然具有忠勇、侠义等风尚,但是坚忍、挚诚、敢为、冒险、远大、独立、冷静、沉着等公德观念,恐怕远远不及英国国民。”[3]1-2

  由上述可知,尽管明治时期的学界对当时日本社会“公德”低下的原因认识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承认明治初期日本的社会“公德”状况颓废,并且认为明治政府在“公德”建设方面不力。在如此的社会背景下,西村茂树在明治初期就批判了当时日本疯狂模仿、追随西欧的社会风潮与政治导向。西村茂树指出某些人一味地模仿西方,连日本的国势、人情、良法等都不顾及了,更严重的是有人居然提出日本不仅教育方法要改革,甚至文字也要改。他就此质疑道:日本人种也要改吗?西村茂树呼吁日本道德的再确立,抨击将日本全面西化的言论。西村茂树不像福泽谕吉那样,一味地信奉西学而排斥儒学。与其不同的是,西村茂树反思儒学、并且某种程度上认同儒学的价值,批判儒学道德中的等级观念以及男尊女卑思想,主张汲取儒家的良好道德思想;反对日本全面欧化,但也主张适当汲取西方的积极文化和道德。西村茂树认为不能忘却日本固有的思想而盲目崇拜西方,倡导儒学道德在日本的必要性,主张在汲取儒学与西学的合理思想的基础上,充分了解日本的现状,结合日本的实际情况,构建日本的道德论,并且不断推动日本的道德运动有序发展。西村茂树于明治二十年(1887年)公开出版了《日本道德论》,对始终效仿和追随西欧的政治和社会现状敲响警钟,呼吁国民道德确立。西村茂树在辞去官职的晚年,一边执笔进行文字活动,一边走遍全国,成为了日本对国民进行道德教育的先驱者。西村茂树在推动日本道德运动的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视日本国民“公德”状况的改观,带领“弘道会”成员全身心地投入到“公德”状况的改善之中,并且提出了关于推动明治时期“公德”建设的独特见解,推动了明治时期日本“公德”的发展。

作者简介

姓名:史少博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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