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代西方的生态伦理学在反对西方传统的人本主义形而上学时，陷入了自然主义形而上学，因而不能摆脱形而上学困境。本文提出“环境价值”概念，把环境价值作为生态伦理学的伦理根据，从而超越了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两极对立，超越了在生态伦理学研究中存在的“形而上学困境”。这种生态伦理学实质上就是环境伦理学。

　　【作　　者】刘福森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期　　刊】《哲学研究》 2017年第1期101-107,共7页

　　【关 键 词】生态伦理学 环境价值 形而上学困境 环境伦理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培育项目“生态伦理中国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在西方生态伦理学的研究中，尽管人们在生态伦理学存在的必要性问题上有着普遍的共识，但是，在关于生态伦理学的“伦理根据”(即生态伦理观的问题)这个最重要的核心问题上始终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其中最根本的争论就是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争论。本文认为，只有超越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两极对立的思维逻辑，寻找一种人与自然内在统一的伦理根据，才能构建一个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学。

　　一、形而上学困境：以一个极端否定另一个极端

　　西方形而上学的思维逻辑是一种绝对主义、本质主义的思维逻辑。可以说，在马克思以前的整个西方哲学都是在形而上学统治下的哲学： “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海德格尔，第70页)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形而上学的产生、演变和衰落的历史。这种形而上学自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奠定的基础开始，“途经普罗提诺、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一直延续到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哈贝马斯，第28页)这种形而上学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不仅在西方整个哲学的历史演变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也影响着西方民族的整个思想文化，成为西方民族的一种思想习惯和文化传统。作为一种理解事物的理论原则和思维逻辑的形而上学，甚至在被称为“后形而上学”时代的今天，仍然以隐蔽的方式支配着人们的理论思维。把关系中的一方绝对化，用一个极端反对另一个极端，仍然是西方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