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纲1“现代性道德分化”是现代性社会之构成与现代性精神之遭遇同一性危机与合法性危机的产物。每一种“道德主观性”都有实施符号暴力的能力和倾向，即通过符号化强求意义世界的纯粹与统一。在此意识向度，它生产某种合理性与同一性“叙事”并籍以隐匿那些成为其力量之基础的权力关系。由于道德主观性背后隐匿的权力基础并非总是道德的，一旦道德话语的生产、展布、辩护和反驳没有了超验同一性根基的授权，它就进入世俗化流动而复杂的生活世界“洪流”。接受现代性之冼礼的“道德”，在一种多元价值诉求与多方权力博弈中，进入伦理对立面的冲突。从现代性道德分化的逻辑结构看，高技术、市场经济与全球化是“淘冼”现代性道德的三大显型现代性因子，它以同一性之现实展现的方式破除了道德同一性的梦想。于是，现代性道德危机和现代伦理学理论危机体现为：在一个道德世界观破碎的图景上重建道德的不懈努力。现代性道德分化前所未有地凸现了人类精神主观性的“自然状态”，这种精神运动的积极方面，不是放纵价值冲突、道德分化和伦理冲突（以伦理冲突的形式出现）的任意泛滥，而是走向伦理对立面之和解。

　　我们生活的时代不允许我们再去设想一种纯净的同一性。全球化、高技术与市场经济的的直接效应，是将时间和空间以最大可能的形式加以压缩。技术、知识、信息，同商品或资本一样，一经产生就立刻进入一种全球流转的高速运动之中。以往相距甚远之物，即将消逝之物，现在只要愿意，就会成为近邻，成为即时呈现之物。“一切都旋转起来了”，“一切都在融合”！权威与反叛，本士与外来，正常与反常，特许与禁锢，甚至“我”与“你”、“我们”与“你们”……，这一切的界限似乎都在松动，在消解，或者说，在融解，在“被颠覆”。

　　然而，同样真实的是，生产、消费和信息的全球化网络只是现代性的某种标记：人们可能看同样的电视节目，喝同样的饮料，穿同样的服装，甚至说同样的语言，讨论同样的话题，但他们彼此并不能真正沟通和理解，如果他们没有共同的文化与价值。一方面，以信息方式和控制论图景为典型塑造现今人类生活方式的高技术体系，与以市场或需求作为资源配置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构成了全球化网络之基础的技术-经济范型。另一方面，世界化和全球化又总是带着明显的西方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诉求，扩张或强植某种超越地域、历史和社群的政治文化、同一性价值和道德话语。

　　只要我们耐心审视所遭遇的全球化之物，如市场上的消费品，全球物流或信息流，世界贸易体系，高度技术集成或知识集成的通讯手段、因特网、医药和工业制造技术，以及全球流动的资金或金融货币，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实际上是超然于个别组织的，也即是说，它们不专属其“本士”，也不只是和个别的社会或文化有关系。“……它们就像公众所喜爱的电视图像显示的那样，既有加油站也有骆驼；既有可口可乐也有安第斯山中的村庄；既有牛仔裤也有豪华别墅。”[1]

　　然而，当我们指证全球化在其典型的技术网络（高技术）和经济网络（市场经济）方面存在着与本士社群或地方性团体的分离状况之时，不能忽视另外一个事实：全球化的这种分离作用，作为文化与经济的分离，技术工具世界与价值符号世界的分离，确实使一切社会都会陷入某种与历史传统的断裂之中；进而，基于此种断裂，全球化代表着人类共同体的某种宏伟筹划，即将一切“小社会”融入世界性的“大社会”，但是，由于人和他的生活和社会总是置根于某个传统，这种表面上的断裂并不能造就某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一体的社群，社会又重新从其传统的根基上要求回归各种社群。从这一意义上，技术世界和市场社会作为全球化的开路者，与政治的、文化的全球化一样，本身蕴含着道德现代性的宏伟蓝图，同时也激起了一种反向的运动：即文化或道德上的置根（embedded）运动。

　　我们试图要进入的问题域，即是建立在高技术、全球化、市场经济三大显型现代性因素对当今中国人道德生活的这种影响上。此种影响的逻辑，是一系列的道德分化或道德二元化：传统与现代；本士与殖民；地方性知识与全球一体化；隔离与融合；根基的丧失与重置；等等。应当说，高技术与市场经济本身即是最具普遍性的全球化因子，我们将这三者并列是为了强调全球化作为一种现实运动和思想潮流的两面性。同时，这种影响的积极方面是一种伦理精神的融合，即这一系列道德分化和道德二元化以及多元道德取向在冲突、裂变中显现出来的某种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的客观趋势，我们称之为“伦理对立面之和解”，此乃我们界定“和谐伦理”的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