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伦理”是一个世纪末的话题，也是一个新世纪的话题，它既表达了对即将过去的20世纪的反思，也表达了对即将来临的21世纪的希望。它是这个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跟宗教、伦理、人文有关的一些人的话题，是一个一段时间里在知识界不大不小，不太热也不太冷的话题。还有一些退休的（你也可以嘲讽说是“过气的”）政治家与之呼应。当然，始终有几个非常热心的学者为之奔走、推动和呼吁。在世界各地，包括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义组织过几次专家讨论会。但是，它并没有在文化界、更勿论社会上引起持久而热烈的反响。然而，又存在着不同名义、不同形式、不同规模、但却同样性质的其他努力，说明至少在一部分人们心里确实有这样一种愿望。

　　现今世界上真正掌握着大部分政治权力或经济财富等资源的人们大概没有谁会愚蠢到去直接反对“全球伦理”，即便是反对者，大概也至多不去太理会它。将它视为一些好心却天真的人们的空谈。“全球伦理”谋划诞生于1993年一次世界宗教大会，并发表了一份走向全球伦理宣言，组织了一些活动，但并没有实现它形式上想达到的一些目标──比如说在《人权宣言》发表的五十周年之际（1998年），由联合国发表一个全球责任或伦理宣言。联合国以及其他一些大会或国际组织发表的宣言实在也已经够多的了。

　　但它确实引起了一起关注，形成了一些讨论。亦即它确实作为一个话题存在过。并且，这个话题还并没有消失，因为刺激着它的问题还没有消失，甚至比以前更恼人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想想最近的科索沃事件引起的各方震荡）。谈起上面的话是为了使我们恰如其份地看待这一个话题，不必太复杂地去考虑这个话题的背景或动机，从而也不必抱有过份的疑虑或警惕。事情有时并不复杂，是我们把它想复杂了。它后面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政治和经济势力。你甚至可以说只是二十世纪末的几个杞人忧天。它和当前最具势力的组织力量——民族国家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妨只是把它看作一个论坛、一个话题。但是，要想到有些话并不注定就是全无作用，未尝不可能在某一时刻达到一些人的心里，有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最后也有可能发生——无论灾难还是希望。罗马俱乐部忧心忡忡的预言有许多并没有成为现实，但之所以这样，可能正是因为人们听到了它提出的警告而相应地已经调整了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所以，不管这一话题所象征的活动和努力最后结果怎样，由于它背后的问题总是存在，总是在尝试以各种形式提请人们注意、刺激人们寻求各种解决办法。我们也许就真能找到一些办法和出路。并且，我想，无论如何，不是别的主题，而正是这种吁请和平而不是暴力，吁请生命而不是毁灭，吁请对话、交流与合作而不是封闭、敌对与斗争的主题倒是值得人们“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以提醒容易失去记忆的我们。有些话还是有必要强聒不舍。故此，我还是钦佩这一谋划的呼吁者，并愿意就这个话题再说一些话。

　　我现在再来明确一下范围。这里的“全球伦理”（Globalethic）文本是指1993年世界宗教议会所提出的“全球伦理”。[1]当然，我实际上也是想探讨普遍伦理的一般论据。但我需要一个文本，以明确分析的界限和防止可能的混淆，而且，这个文本最好还已经经过广泛的讨论，一些不同的意见，包括反对的意见得到了一定的表达，即已经成为一个争论的“话题”。[2]我想，上述的“全球伦理”正是这样一个合适的文本。

　　至于题目所说的“可能论据”，是指它们只大致指出论据的一些可能方向和形式，我在此并没有打算使它们构成一个完整、统一、严格一贯的论据体系，尽管这些论据如能程度不等地起作用的话，客观上它们也许能起一种综合的作用。我写这篇文章的希望主要是想使这个“话题”进入论证的层次，使赞成和反对的观点也许能由此在一些更明确的问题上，展开有成效的对话和争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