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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晓川:霍乱大流行与黑格尔之死
2022年06月07日 09:4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付文博 字号
2022年06月07日 09:4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付文博
关键词:黑格尔之死;霍乱大流行;黑格尔哲学;黑格尔自由派;甘斯

内容摘要:  6月3日,上海社会科学院谢晓川博士应邀作了一场内容新颖、史料丰富的讲座,其题目为“霍乱大流行与黑格尔之死”。该讲座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邓安庆教授组织策划的“黑格尔与现代世界”系列讲座的第四讲。讲座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靳希平主持,巴黎第一大学冯嘉荟博士担任讲座评议人。讲座以线上方式进行。

关键词:黑格尔之死;霍乱大流行;黑格尔哲学;黑格尔自由派;甘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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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3日,上海社会科学院谢晓川博士应邀作了一场内容新颖、史料丰富的讲座,其题目为“霍乱大流行与黑格尔之死”。该讲座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邓安庆教授组织策划的“黑格尔与现代世界”系列讲座的第四讲。讲座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靳希平主持,巴黎第一大学冯嘉荟博士担任讲座评议人。讲座以线上方式进行。

  本场讲座主要内容由四部分构成。谢晓川在第一部分详细介绍了19世纪欧洲霍乱大流行的基本情况,以及学者们对这一疾病的认识。作为19世纪流行病的标志,霍乱在这一百年间爆发了六次,而1831年间柏林所爆发的霍乱是这一疾病的第二次全球大流行。受制于当时德国落后的科学和医学水平,1830-1831年间德语地区的人们将霍乱称为“来自亚细亚的九头蛇”(die asiatische Hydra)。在这一隐喻式俗称中,“亚细亚”标识出了公众意识中霍乱的来源,而从古希腊神话中挪用的“九头蛇”则标识出了人们对霍乱作为传染病最为外在的感知。同时期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则普遍坚持使用霍乱的学名Cholera。在尚未发现导致霍乱的霍乱弧菌前,19世纪欧洲医学界对霍乱的认识始终还是停留在“瘴气理论”和“接触传播理论”上,而大多数普鲁士医生更倾向于用“接触传播理论”来解释霍乱的传播。同样地,黑格尔对霍乱很可能也有一定的认识。谢晓川从三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第一,黑格尔及其学生们所编辑的《学术批评年鉴》中刊载了关于霍乱的书评;第二,黑格尔对阅读报纸的热衷,使得他很有可能读过霍乱的历史和时人对这种疾病的研究情况;第三,当时的文化名流凡哈根•冯•恩瑟在给友人的信中明确地提到了黑格尔对霍乱的态度。在这一部分的最后,谢晓川还描述了霍乱在柏林爆发后的病死率,以及当时柏林的防疫警戒、医治和丧葬规定。

  

主讲人 谢晓川

  第二部分讲述了黑格尔从感染霍乱到去世的整个过程,以及不同群体对于黑格尔临终前的描述所传递出的不同版本的哲学家之死。首先,谢晓川勾勒了黑格尔的病程。其次,谢晓川依据描述黑格尔死亡的文献资料反思了什么样的死才称得上哲人之死这一问题。黑格尔家人的书信中所展现的是,作为基督徒、作为获得哲学桂冠的伟大哲学家,黑格尔的死是一种平和的、神圣的、没有痛楚的有尊严的死。黑格尔同时代人的记录中所表达是,黑格尔可能并非死于霍乱,而是死于他常年所患有的肠胃疾病。Karl Rosenkranz在其《黑格尔传》中接受了黑格尔夫人的说法,将黑格尔临终前的病症描述为“最为内化的(concentrirtesten)、因而外在症状上几乎没有任何可怕表现的霍乱”。Kuno Fischer则在其《黑格尔传》中客观记录道“医生们认为他的病症是最严重的霍乱。”而普鲁士国家公报所刊登的黑格尔葬礼简讯则说黑格尔“死于霍乱导致的中风”。最后,谢晓川还描述了黑格尔自己所遭遇的“安提戈涅时刻”。一方面根据柏林市政当局出于防疫而制定的丧葬规定,由于黑格尔因感染霍乱而死,其遗体必须在24小时内夜间的“无人时刻”在专门的霍乱墓地下葬。另一方面,黑格尔的妻子则极力想让自己这位伟大的哲人丈夫获得与其名誉相称的有尊严的葬礼。幸运的是,在马海内克、福斯特、舒尔茨和祖•阿尔滕斯坦的共同帮助下,黑格尔家属的自然正当诉求(符合《安提戈涅》中的“神法”)在与国家公法(属于“王法”)的交锋中获得了胜利。最终,黑格尔如愿与费希特和索尔格一同安葬在多罗腾施塔特公墓。

  在第三部分中,谢晓川通过对比黑格尔葬礼上的两份悼词和由爱德华•甘斯执笔而发表在普鲁士国家公报上的悼词,阐释了对黑格尔哲学和思想持不同立场的黑格尔的学生对黑格尔作为哲学家的一生的贡献的不同理解。首先,谢晓川分析了黑格尔的保守派学生马海内克和福斯特致黑格尔的悼词。作为神学家和神父的柏林大学校长,马海内克发表了主题为“哲学家如何达到不朽?”的悼词。这一悼词对黑格尔做了神格化的处理,将其死亡类比于救世主耶稣基督之死,并从三个方面说明了黑格尔作为哲学家的不朽:第一,黑格尔在自身的生命中实现了“自己与自己的区分”;第二,黑格尔作为哲学家在思想上实现了思想自身的区分;第三,黑格尔让已经实现了区分的思想变得完满。同样作为黑格尔保守派学生的福斯特,虽然没有像马海内克那样将黑格尔神格化,却毫不犹豫地将哲学家的荣誉与普鲁士的威望联系在了一起,并且在悼词中极力凸显黑格尔思想的保守维度。

  谢晓川将这两份悼词视为黑格尔保守派学生对于黑格尔的“神—人”颂。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这两篇悼词都无涉黑格尔的生平,而是侧重于以抽象的概括来传达黑格尔作为哲学家的伟大,在修辞风格上多喜好用排比句以唤起读者的情感。第二,这两篇悼词都强调黑格尔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在黑格尔与宗教的关系上,更倾向于从黑格尔的日常宗教态度,而非从黑格尔思想本身出发来描述黑格尔思想与基督教的关系。通过强调优秀的科学家同时也是虔敬的基督徒,两份悼词着力营造了一个“作为优秀普鲁士人”的黑格尔形象。第三,这两篇悼词都注重凸显黑格尔思想和生活符合当时社会保守价值的维度。福斯特的悼词尤其具有一种将黑格尔的声名加以政治化的倾向。

  其次,谢晓川分析了黑格尔自由派学生为黑格尔撰写的讣告。与马海内克和福斯特的悼词相比,甘斯讣告的主旨是让黑格尔这位“柏林的亚里士多德”从基督教的神坛和普鲁士国家的政治剧院回到他的吕克昂学园。因此,他采取了人物传记的写作框架,给出了黑格尔哲学生涯最早的分期模本,并将黑格尔的思想发展与欧洲同时代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了一起。其中,甘斯着重描写了黑格尔在柏林时期的哲学生涯。因为在甘斯看来,柏林时期是黑格尔哲学生涯的第二个青春期,或者说是黑格尔反复打磨自己哲学体系的鼎盛时期。首先,甘斯从黑格尔的哲学教学入手,展示了成熟时期黑格尔哲学上的成就。其次,甘斯特别强调了黑格尔哲学授课所独具的风格,认为黑格尔的教学风格虽然“缺乏少数人所独具的、时常为世人所称赞的灵巧、干练和表现力”,但是却能够赋予“那些关心深刻和关键事物的听众”“直接明了的洞察”和“顿悟的力量”。最后,甘斯从黑格尔的哲学生涯转入了他的日常生活。

  甘斯没有迎合当时普鲁士的保守派思想,不仅在讣告中没有避讳黑格尔青年时期和革命青年von Sinclair的友谊,也突出了班贝格时期黑格尔作为自由派新闻人的特点。与马海内克、福斯特在悼词中凸显黑格尔作为“最优秀的普鲁士人”的人格特征相比,甘斯讣告更着重为读者描绘哲学家黑格尔的特质和哲学成就。因此,既没有涉及黑格尔的宗教态度,也没有过多强调(甚至可以说是有意回避了)黑格尔在日常政治生活上的保守立场。不同于马海内克和福斯特所刻画的严肃、认真、虔敬的黑格尔形象,甘斯在这里展现了我们在黑格尔的友人和学生们的记录中同样读到的那种宽以待人、爽朗乐观的人格特征。此外,通过透露黑格尔在普鲁士科学院受到的不公待遇,甘斯暗示了黑格尔的哲学和普鲁士现实政治的距离,与冯•萨维尼、施莱尔马赫相比,黑格尔并不是柏林学院政治和日常政治的赢家。最后,通过刻意地突出黑格尔和莱布尼兹同一天逝世(1716年11月14日),甘斯暗示了德语世界的伟大哲人偶然地共享着命运的终止时刻。

  在讲座最后一部分,谢晓川分析了逝者友人版黑格尔著作集的特点以及优缺点。逝者友人版著作集各卷的编辑者将黑格尔思想视为完满而至臻成熟的体系哲学。并且,全集的编撰也致力于反映黑格尔哲学的这一特点。因此,这一版本的优点在于坚持维护黑格尔哲学运思的体系性特征;通过对不同时期学生笔记的整理和补充,为我们进入黑格尔的哲学文本提供了最方便的法门。另一方面,由于这种编纂方式,这一版本不可避免的具有一种缺点,即让人无法分清编辑者补充的学生笔记是否为黑格尔本人的原文,或者让人无法确定补充的内容是否符合黑格尔的愿意。因此,逝者友人版在文献学上造成了一种“黑格尔-学生笔记-编辑者的选择”混合在一起的“三位一体”难题。

   

冯嘉荟在评议

  在评议环节中,冯嘉荟首先肯定了主讲人讲座内容的丰富性和详实性。其次就黑格尔死后黑格尔哲学进一步拓展的可能进路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冯嘉荟认为与黑格尔之死伴随着的也是哲学家和哲学之死亡。而我们应当思考的是,我们今天在什么意义上能够以一种黑格尔依然活在当下的方式来谈论黑格尔?针对这一问题,冯嘉荟尝试性地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最后,冯嘉荟指出,我们今天的问题可能是人们如何以不同于存在主义的、实证主义的进路来展开黑格尔主义的新的可能性。

  主持人靳希平教授对讲座内容补充了一些必要的背景知识,尤其指出,柏林在19世纪30年代所采取的应对霍乱流行的“隔离”等防疫措施,是建立在普鲁士当时十分落后的科学技术及其认知条件下做出的,他们对霍乱在病理学认识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中医,因此对黑格尔的治疗也采用了类似我们中医的一些方法,在今天科学技术已经特别发达的时代,我们应当进一步追问:在当时各个方面都比较落后的德国,为什么会产生影响人类未来历史的思辨哲学?为什么这种思辨哲学却又阻碍了当时自然科学和自由主义在德国的发展?

主持人靳希平教授

  邓安庆针对讲座中涉及到的黑格尔与普鲁士政府的复杂关系做了进一步说明。黑格尔并不像传说的那样反对学生运动,他和施莱尔马赫一开始都是1819年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并且为保护、营救被拘捕的学生做了大量的工作,甚至为此而跟警察局长写了一篇“卑躬屈膝”的为学生辩护的信,因此他在柏林大学内的威望不如施莱尔马赫,很大程度上是由黑格尔政治上“谨小慎微”,生活上“斤斤计较”造成的,当然,黑格尔未能成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遭到了施莱尔马赫等人的明确反对,则有学术分歧与对立的其他更为复杂的原因。

邓安庆发言

  在讲座的回应环节,主讲人回应了针对讲座内容的评议和补充,并详细地回答了观众的提问“如何看待黑格尔生前的伟大和死后的‘潦倒’之间的关系?”以及“托克维尔曾批评启蒙哲学家并不崇拜理性,而是崇拜自己的理性。这是否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他们无法深入认识霍乱的根源,造成更多的人命伤亡呢?”讲座虽然是在周末的端午节晚上举行,但是得到很大关注和热烈的响应,腾讯会议上显示的在线参与人数达到了近1000人新高,B站上的参与保持在5000人的高度。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付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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