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解的迷雾中突围

　　——伽达默尔与诠释学的使命》点评

　　何卫平 华中科技大学

　　西方解释学，就大的方面来看，有两个主要发展方向：一个是语文学的，一个是哲学的。它的哲学化进程，应当说从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就开始了，至19世纪，历经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阶段，解释学在这个方向上初步完成了从局部到普遍、从个别到一般的转向，它主要体现为由经典文本的诠释方法扩大到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并和认识论融为一体，这同整个西方近代哲学的走向趋于一致，它典型地体现在斯宾诺莎、维柯、施莱尔马赫、德罗伊森和狄尔泰等人的有关著作中，虽然相对知识论，它不占主流。步入20世纪，解释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与现象学结合，从此别开生面，进入到一个崭新阶段，彻底实现了自身的普遍性。这首先和海德格尔名字连在一起，后者在胡塞尔的基础上，完成了现象学的解释学转向（也可以说是解释学的现象学转向），并同另外两个转向——现象学的存在论转向和语言学转向——结合在一起，打开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在这里，现象学的“直观”为解释学的“领会”（理解）所替代，现象学的“描述”为解释学的“解释”所替代；其次它同海德格尔最亲近、最杰出的弟子伽达默尔的名字分不开，后者沿着老师开辟的方向，继续上下求索，在接近退休的年龄推出了一部真正“雪中送炭”的经典著作——《真理与方法》，它标志着“哲学解释学”的诞生，从此使“Hemeneutik”这个主要流行于神学领域和海德格尔派成员中的术语，逐渐变成了一门独立的哲学学科，并产生了广泛的世界性影响，这与伽达默尔的特殊贡献是分不开的。

　　傅永军教授的报告《在理解的迷雾中突围——伽达默尔与诠释学的使命》从他的视角展示了这个过程，并以此为背景历数了伽达默尔面临的问题以及所带来的重大突破，它主要表现为两点：一个是对科学方法论的批判；另一个是对理解的历史性原则的确立。这抓住了根本，并构成了本次报告的前两个部分的内容。关于第一个方面，直接同19世纪相衔接，那是一个精神科学自我意识觉醒的时代，这一时期解释学的发展同对它的反思密不可分，但又不无矛盾：一个方面要从方法上寻求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另一方面又摆脱不了以自然科学为标杆。这主要还是一种狭隘的“真理观”在作祟，结果束缚了自己。根本性的改变来自海德格尔，尤其是他上个世纪30年代以《论真理的本质》为开端的“转向”，伽达默尔追随海德格尔前后期思想，在解释学领域贯彻了对技术性思维的批判，它触碰到解释学的真正隐密之处和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先于主体的理解行为、先于理解的科学方法和方法论的问题。这两个“先于”确立了伽达默尔解释学的位置，也扭转了该领域的方法主义、工具主义的走向。但需要说明的是，伽达默尔决不反对科学方法本身，而只是要指出它们的限度，从解释学反思上打破对它们的万能要求和迷信，《真理与方法》一开始提到的人文主义四个概念——教化、共通感、判断力和趣味——就与之有关。；关于第二个方面：理解的历史性。对它的认识也主要是自19世纪以降逐步明确起来的，这中间历经德国唯心论、浪漫派、历史学派和新康德派的探索，狄尔泰是集大成者，并承先启后，在海德格尔那里经过改造被发扬光大，伽达默尔更进一步，要将它上升为一种普遍的解释学原则，并以“第二等级的历史主义”来表征。傅教授分析了这中间的演变及问题所引导的必然，而且还指出了伽达默尔与他的老师海德格尔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表现在：后者的重心在“存在”，而前者的重心在“理解”——这与解释学在海德格尔那里是手段，在伽达默尔这里是目的分不开；另外在时间性上，海德格尔重未来，伽达默尔重过去。虽然他们都将当下的理解或理解的当下隶属于一种与“前理解”或“先见”的关联中，但伽达默尔更突出传统与当下的“对话”，传统在这种持续性的对话中生生不息，绵延不止，以此不断地向前推进，而所有这些主要通过对文本或流传物的“解读”来实现。这种流传物（包括文本）相对于我们处于“陌生”与“熟悉”之间，而解释学在远逝的对象性存在与对传统的隶属性之间发挥作用，并成了沟通古与今、过去与现在的中介或桥梁，这里理解无非是化“陌生”为“熟悉”，通过一种解释学处境中的应用，达到视域融合，但这种“融合”不是简单地为自我所“同化”，而是保持着他者之他在性，保持着某种张力的同一或时间上的“同时性”。由此理解的历史性在伽达默尔这里得到了深刻的揭示，而且从他的上述表达中也可以看出解释学与辩证法的关联，这里面既有克尔恺戈尔重悖论的辩证法（通过海德格尔），又有黑格尔重综合的辩证法的影响，二者的交织构成了伽达默尔自己的解释学辩证法的重要特点。

　　基于以上两个部分，傅教授的报告引出第三部分——“哲学诠释学的使命”，它着重依据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版序言中的观点进行了发挥，虽然这部分内容比较简略，但很重要。我们知道，康德之后，哲学关注的重心不在“事实”，而在“法权”，表现在哲学解释学上，它追问的不是理解可不可能，而是“何以可能”。这虽然仍是一个康德式的问题，但它探寻的路数不再是康德式的，而是海德格尔式的，即它不是一种认识论-方法论意义上的奠基，而是深入到存在论-生存论的源头。它所关注的“问题不是我们做什么，也不是我们应当做什么，而是什么东西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与我们一起发生”。这里的“发生”指作为存在真理的发生，它以“事件”的方式被给予，对这种真理的理解虽然离不开人的“参与”，但不能归结为主体或主观的行为，也不是人为方法控制、支配的结果，而是应当将其看作属于效果历史的运动，看作理解属于被理解者的存在。这是对近代哲学自笛卡尔以来至新康德主义的主导倾向的颠覆，而且它不仅要超越近代哲学的主观论、主体主义的倾向，还要走出被他视为新康德主义余波的胡塞尔现象学的内在性。由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海德格尔思想尤其是其后期思想对伽达默尔的影响，但伽达默尔不仅要将海德格尔“转向”前后的思想统一到“解释学”的名下，而且同时还要面对历史的精神科学和人文主义的遗产，这样便开启了后来保罗·利科所谓的“迂回的长途”，而非海德格尔的“捷径”，由此让解释学与人文科学、人文精神和人文传统重新融为一体，打成一片，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回到了狄尔泰，并为后来利科的哲学解释学开辟了道路，由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德、法现象学解释学的一个交接点。

　　总的来说，伽达默尔将西方解释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影响了后来的发展，无论哈贝马斯、利科、还是德里达、马利翁……，尽管他们都在某些方面对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解释学有所推进，但出发点仍从这里而来，他们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此外，伽达默尔并非一直依附于海德格尔，而是愈到后来愈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和见解，他一生将海德格尔提出的根本问题做了创造性的延伸，而且不仅重视现象学的解释学应用，还重视将解释学彻底融入辩证法、实践哲学的伟大传统，所有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解释学的哲学内涵，晚年的他更是将存在哲学和实践哲学融为一体，力图恢复形而上学的崇高地位，进而与海德格尔拉开了距离，他所建立的对话哲学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其意义远远超出了解释学的范围，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主流以及人类社会今后追求的方向，这是非常值得称道和颂扬的。

　　总之，报告内容丰富，给人许多启发。

　　理解在理解时那把握我们的东西

　　——傅永军教授“在理解的迷雾中突围——伽达默尔与诠释学使命”报告有感

　　安徽大学 张能为

　　伽达默尔创建了哲学解释学，成为现代解释学理论的最大代表，理解和解释的存在论思考构成其整个哲学解释学的主题。从存在论上深刻阐明理解和解释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是何以可能的？确立起理解和解释的存在论意义，是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创造性贡献。永军教授以“伽达默尔与解释学的使命”为题，力图从解释学与科学方法论关系的辨析与匡正以及对诠释学历史概念及其诠释学的历史性原则的澄清与说明两个方面，来论说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思想实质及其解释学使命，呈现出伽达默尔在理解的迷雾中实现突围的思想风貌与路径方式。

　　作为解释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代表，要弄清伽达默尔构建哲学解释学的内在思想逻辑，通过梳理和分析解释学发展的主要阶段和思想诉求是一个必要的路径和方式。永军教授的报告首先直指哲学解释学的这一核心性问题。在他看来，伽达默尔给出了现代解释学发展图谱。应该说，永军教授的这一认识和判断是符合解释学发展历程的，也正是从中，彰显了伽达默尔在解释学发展上的创造性贡献。从局部解释学到一般解释学、从方法论到本体论，这是利科所概括的解释学上的两次飞跃。这里的关键是，伽达默尔的理解存在论思想是在何种意义上来得到阐明的。

　　伽达默尔曾说，“在20世纪，现象学才带来一种向生活世界的转折。”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的产生与现象学尤其是与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晚期现象学传统有着内在性的关系。胡塞尔开创并由海德格尔所继承发展的现象学既是一种哲学方法，也是一种全新的存在论，无论是作为一种方法论还是作为一种存在论，对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和实践哲学都产生了基础性的奠基意义。

　　海德格尔的“事实性解释学”是伽达默尔解释学的重要思想基础。以追求和探究“存在”（Sein）为哲学主题的海德格尔，依照现象学方法，将存在问题还原到存在是如何显现自身的问题，也就是说，问存在是什么就是在问它是怎样向人们显现出来的，而人这种具体的在者因其具有时间性和有限性，在存在怎样显现的过程中就具有特殊的作用，存在的问题是一个与自我相关的理解问题，也是一个不断显现自身的无限的问题。海德格尔把存在问题与人的此在（Dasein）的在的问题关联起来，一切关于世界万物和事情本身意义的理解归根到底是要返回到人的此在的存在状态中来，是与人具体生命经验相关的一种自我理解，理解和解释就不是人的主体的一种主观的外在的行为，而是人的此在也是世界存在的存在方式，此在的“操心”和“筹划”便是通过人的行为活动而返回到人的本真性存在并使存在本身得以实现。海德格尔认为，这就是人的生存性“理解”，它处理各种可能性，把人的基本的可能性付诸未来。

　　理解总是基于一种“前理解”，理解活动便是此在的前理解结构向未来展开筹划的存在方式，理解本质上就是人对人自身未来可能性的一种“筹划”与“规定”。在海德格尔这里，就将人的理解与人的存在同一起来，进而将理解与使存在者存在的“存在本身”同一起来，解释学遂变成了一种探讨存在意义的本体论。对此，伽达默尔的评价是：“我认为海德格尔对人类亲在（此在）所作的时间性分析令人信服地指出，理解不只是主体的各种可能的行为方式之一，而且是此在本身在的方式。‘解释学’这个术语在这里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它表示此在的根本运动性，这种运动性构成此在的有限性和历史性，从而也包括了此在的全部世界经验。”

　　按照伽达默尔的理解，海德格尔断然放弃了“作为严密科学的哲学”，哲学成为了一种在人的此在的“事实性”中去思考存在之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学问。这实际上，就将哲学重新还原于人类存在的基本经验上来，也只有这些人类存在的基本经验才能解释一切历史主义。解释学的任何理解和解释并非对一种所谓客观意义的还原，而是说，理解和解释作为一种事件，人们参与其间，是理解本身通过解释者让事物意义向我们显现出来。

　　永军教授的报告将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的产生溯源于现象学特别是海德格尔的实存性存在论上，这一梳理和认识无疑是深刻的，揭示出了理解存在论的实质，理解和解释就是让事物本身的意义向我们诉说出来，也有说服力地呈现了包括伽达默尔本人在内的这一看法，解释学属于现象学的传统，哲学解释学的方向就是“在现象学的发展中所看到的方向”。这就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哲学的存在形而上学问题重新返回到了人的存在和生活之中，并与人的行为的实践性反思或实践哲学真正联系起来。

　　在此基础上，永军教授的报告还进一步阐发了伽达默尔推进解释学向着存在论哲学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两个最重要的思想事件及其意义，并将之归为时代之需。并深刻指出，这样两个问题之所以成为促进伽达默尔走向哲学诠释学的关键性哲学论题，完全拜时代之赐。

　　值得注意的是，永军教授将伽达默尔解释学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意义置于欧洲近代以来的精神科学方法的危机和其合法性的自我拯救与证成之中。在他看来，尽管那个时代尚有维科这样的人文学者奋起捍卫精神科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但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自然科学方法在精神科学中的肆虐。

　　永军教授的报告正是将解释学之于人文科学的方法论意义摆置到欧洲近代科学的控制和人文科学寻求自身合法性和独特方法的意义上，来阐述解释学的普遍方法论的意义，实际上，也以此充分肯定了伽达默尔解释学作为一种方法论意义，是在施莱尔马赫、狄尔泰等人方法解释学基础上的继续和进一步加强，并使之最大化地扩展，不仅精神科学，而且自然科学，不仅人的存在经验，而且整个世界经验，都成为了解释学的指涉领域。

　　在报告中，永军教授还通过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差异的对比性分析，凸显了不同于经验自然科学的精神科学的真理观，他指出，精神科学的真理性并不依赖于科学方法，因为，精神科学的真理与自然科学的真理不同，后者的真理性在于其对新的、未认识之物的认识，它通常是通过对认知结果的反复验证来抵达新的真理的。而发现新的、未知之物以及对发现之物的反复验证并不是精神科学真理性的证明，精神科学的真理主要通过揭示被理解之物的价值和意义而历史性地显示出来。精神科学的真理超越了自然科学方法论规定的客观性要求，而表现为一种由理解者的前理解条件直接给出之“显明之物”。也因此，效果历史、前见、权威、倾听、对话等要素真正进入了现代解释学的领域。一句话，历史是诠释者必然要参与进去的东西，也唯有让诠释者参与进去，理解有其可能。

　　永军教授的报告最后阐述了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的使命问题。在他看来，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此在解释学”基础上继续前进，登上了现代解释学发展至今所能达到的最高峰。对伽达默尔来说，他的任务是捍卫人文学知识的合法性，清除科学主义和科学方法论对人文知识真理性的伤害。伽达默尔重新阐释了解释学经验之于人文学的重要性，并致力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解释学经验作为关涉理解者本真存在的参与性经验，它不是一种意识经验，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在场经验，这种经验是如何历史地成为可能的？诠释学的任务就是要发现使这种在场经验成为可能的历史性条件，并证成我们的生存经验不可避免地隶属于历史与传统。换言之，正是理解的历史性造就了对存在真理的理性把握，通过理解的历史性原则便可证成存在与理解的本质性共属关系。哲学解释学的任务由此确定：哲学诠释学要回答这样一个哲学问题——理解何以可能？

　　具体而言，永军教授对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地位问题，以“三问”来予以了明确和充分的肯定。他认为，伽达默尔完成了诠释学的“存在论转向”，提出了诠释学关于理解问题更为基础性的追问：理解何以可能？这是现代诠释学继提出“何为理解的普遍艺术”（理解问题的第一问，技艺诠释学的任务）和“理解何为”（理解问题的第二问，诠释哲学的任务）之后，关于理解问题所提出的第三问，也是真正具有基础意义的哲学之问。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在现代诠释学中占据上尊之位的问题，对它的回答构成了现代诠释学发展的主线，另一方面，对它的不同回答也引导着现代诠释学向着不同方向发展，哲学诠释学由此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不过，我也认为，永军教授的报告所谈到的伽达默尔解释学的使命问题，似乎还可以从伽达默尔“解释学是哲学，而且是实践哲学”这一根本性理解来予以论述和展开。在伽达默尔这里，解释学既是关于事物意义理解的理论，更是关于人的存在和行为意义反思的实践哲学思考，解释学之所以有当代的发展和巨大的思想生命力，就在于它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实践性思考和对人类存在活动的指向和关照。伽达默尔是一位“以哲学表达西方命运”的哲学家，当代一切科学技术化、实践理性日益沦丧的状况，科学知识逐渐碎片化、哲学日益失去其整体性思考的传统作用，这些正是通过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实践哲学而得到了有力的揭示和纠偏。

　　伽达默尔重新论述了哲学的整体性思维统一性作用，强调了一切知识和行动都蕴含着关于人的存在性的实践哲学反思于其内。正是在这种实践意识中，才能把知识与行动从根本上和人关于自身存在的实践性思考结合起来，人们生活在自我疏远不断增长的情况中，现当代实践哲学的兴起在很大意义上就是服务于这种结合工作的。通过实践哲学之思，消除了有关科学的不变性、绝对性和神话性，多元的、非确定的解释学科学观已然展现，掌握知识和能力真正变成了自我掌握。

　　亚里士多德认为，万物都是向善的，“实践哲学涉及到了人类生活中的善这个包罗万象的问题。”我们这个时代，不仅需要去认识善，追求善，而且要去创造善，解释学的实践哲学正是于此更为彰显意义，也更为根本性地体现了其解释学的思想使命。伽达默尔不无深意地说，“人类乘坐着一叶舢板，我们必须掌好舵，以使它免遭触礁之险。这一信念将与日俱增”。正因此，在我看来，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使命，与其说，是一种理解理论的，毋宁说，更是理解实践的，它是一种关于人类存在生活实践和命运的伟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