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金岳霖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撰写审查报告时提到：“写中国哲学史就有根本态度的问题。这根本的态度至少有两个：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发现于中国的哲学。”今天面对关学，我们同样遇到这样一个态度问题。一种态度是，关学是关中地区的一种特别学问，就像关中民俗特色的“八大怪”一样，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质。另一种态度是，把关学思想当作关中地区学者创造和发展的中国乃至世界的普遍性思想。

　　在一个历史成为世界历史、多元思想资源的交流与冲击成为常态的思想格局下，既然关学思想史在命名和定位中依然强调了其地域性，那么围绕关学的地方性和世界性之讨论仍有其必要性，关学须以普遍性价值来反证其地域性的特色命名。

　　在儒学普遍性的前提下，由于关中的地域性特征和学脉传承的历史性因素，关学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有其独特的表征。对此，已有学者用“关学宗风”加以概括，具体说就是“躬行礼教、崇真尚实、重视践履、崇尚气节”。这是对关学思想特质的准确概括

　　关学的这种特质，无疑受关中社会朴实敦厚民俗与民风的影响。然而，这些精神特质也是很多其他以地域宣称的儒家学派乃至人类理智精神所共同具有的，是普遍性价值的某些内容在关中学者身上的集中投射，所谓“理一分殊”，所谓“与四方无异矣”。也许可以说，关中学者将人类精神的一些崇高特质坚持的较为彻底和实在，展现的较为突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关学思想本身就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意义，是生活在关中大地上的学者和思想家们对人类高贵品质的发扬发挥、坚持坚守。比如南大吉引心学西来，对关学后来的学术走向影响至大。但南大吉究竟是关学学者还是心学学者？心学认为他是阳明后学，关学往往认为他是秉持关学宗风的。其实这个问题并不矛盾，关学是发生在关中地域的中国思想，虽然有其一定的独特之处，但毕竟还是普遍性的中国思想集中反映在一个地区性学术共同体成员当中。关学学术，与关中地区的地域性不是因果关系，其与普遍性的中国思想是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南大吉究竟属于哪个学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关中之地发扬发挥了中国传统哲学精神中的闪光点。

　　关中学派的开山人物张载，就提出了很多在思想史上具有首创意义的普遍性命题，这使得关学更具普遍性特征。如张载关于虚气关系的辨析，对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以及见闻之知、德性之知的划分，对民胞物与理想境界的构建，等等，独创新说，将儒家的本体论、认识论、心性论、境界论乃至整个理论思维水平提高到极其精微的水平。张载的这些思想成果，代表着当时儒学的最高水平，具有普遍性价值，而非仅由地域性的思想与文化所能范围。

　　现代中国已转而成为世界大国，将思想的视角从“地方性”转向“世界性”之必要性越来越强。中国思想不能再仅局限于特殊的“地方”来思考中国问题，而要从“世界”的角度来考虑自身的发展，以世界性的眼光看待自身的思想传统。尤其是今天世界范围内思想交流的背景，已经从实质的意义上超越了单一的理论资源和传统，真正运用人类的多元智慧来认识世界和人自身，就显得格外必要。

　　如果我们顺着关学创始人张载的思路来再次观察世界和反省自身，就不能拘泥于地方性的特殊性来强调自身与人类普遍文明之间的隔离，必须以世界的观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看待世界。横渠四句中提到的“天地、生民、往圣、万世”，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就具有这样恢弘的气势。《庄子·秋水》里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具有普遍意义之关学的新发展，要超越单一的思想传统，在开放的视域里，运用人类的多元智慧来思考和审视世界。关学研究者也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心智和乡土情结的满足，而是为了更好地努力融入整个中国思想的巨流之中，汇聚到世界思想的汪洋大海中。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