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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治国理政哲学思想初探
2016年04月25日 14:5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毛卫平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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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冯友兰所说,与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相适应,在哲学思想上应有从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的转变。在经历长期的发展和实践,到提出科学发展观、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实现了这一转变。

  但在哲学层面,尚需很好地把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统一起来。

  习近平注重“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使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理念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在哲学层面则体现在一系列重要命题中。

  1、 新的伟大斗争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即已提出:“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曾多次强调这一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一提法,既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讲和谐与讲斗争并不是互相排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认为,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同一性的相对性表现在,无论是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还是相互转化,都是有条件的。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事物处于相对稳定的量变状态;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事物便处于显著变化的质变状态。斗争性的绝对性表现在,无论是在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的量变状态,还是处在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质变状态,都存在着斗争性。所谓“和谐”,“是指矛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达到统一而出现的状态。”[1]其斗争性也是不能否定的。我们清楚地看到,对破坏和谐的现象不展开坚决的斗争,就没有和谐可言。过去我们讲得多的是革命斗争,今天如何为实现和谐而斗争,是一个需要探索和研究的新课题。

  2、底线思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学好用好唯物辩证法,其中,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是其重要内容之一。

  底线思维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度”的概念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作为质和量之统一的度,就是事物保持自己质的量的限度、幅度、范围,是和事物的质相统一的数量界限。”[2]在这个界限之内,是这个事物,超出这个界限,事物的性质就变了,就不再是这个事物。这就是“底线”。

  对待“底线”,在不同的情形下,可以有不同的态度和方法。基本的态度和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突破底线,这是谋求根本改变事物、以破坏旧的统一体为己任的斗争哲学的方法;另一种与此相反,是坚守底线。它是以维护、完善、巩固统一体为己任的和谐哲学的基本态度和方法。

  今天的“底线思维”,主要服务于治国理政、实现长治久安的需要,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包括对底线要心怀敬畏、防止犯颠覆性错误、法纪底线不可逾越、对敢于超越底线的行为“零容忍”,展开坚决斗争、政策要托底、要居安思危,做好工作等。

  3、新发展观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吸取时代精神,创造性地改造传统文化,继承并有力地推进了科学发展观。

  列宁曾指出,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最全面、最富有内容、最深刻的发展学说”。“任何其他关于发展的原理、进化的原理的说法。都是片面的、内容贫乏的”。因为他们忽略了 “飞跃、剧变、革命”,忽略了“渐进过程的中断”,即重视发展过程中的量变而忽略了质变。马克思主义超越前人,其发展观不仅包含、而且突出了“飞跃、剧变、革命”、“渐进过程的中断”即质变的意义,从而为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也因此而弱化了对和平建设、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和研究。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虽然包含、但却比较薄弱的部分。

  以“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基本特征的科学发展观,则大大强化了这一薄弱环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因而应该说,科学发展观不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重大进展。[3]

  新发展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吸取时代精神,继承并创造性地改造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推进科学发展观,是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

  新发展观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的基本要求,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又特别强调“创新”的意义,指出“要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4]所以需要创新,就是因为原来的发展方式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已经不可持续。只有通过创新,建立新的平衡,建立“新常态”,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新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深化,是对事物发展“动平衡”规律的自觉把握和驾驭。

   4、关于平衡

  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月`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要着力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下好“十三五”时期发展的全国一盘棋,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我们要学会运用辩证法,善于“弹钢琴”,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5]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又一次强调了学会运用辩证法的重要性,正确认识和处理平衡与不平衡的统一是其重要方面,对于深刻理解新发展观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如何理解平衡,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大的风波。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布哈林曾经提出平衡论,认为只有实现农村和城市、农业和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国有经济和私人经济等一系列平衡,国家才能顺利发展。平衡论实际上是主张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及保留商品经济的新经济政策的哲学基础。但在当时被认为是取消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可笑的理论”而遭到激烈批判。德波林批判说,平衡论“丝毫不反映现实的运动,只反映不动的和静止的一霎那”,是否认运动、背离辩证法的机械论。

  其实,“平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概念。恩格斯说说过:“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暂时的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本质条件,因而也是生命的本质条件。”[6]就是说,任何具体事物的存在,都是以平衡、和谐为基本条件。这一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平衡、和谐是养身之道的根本,也是世间万物存在的根本。同时恩格斯还强调,“一切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和暂时的。”[7]布哈林曾解释说,这种平衡是包含了革命在内的动平衡。他说:“社会平衡可以通过两种形式恢复:一种是通过社会整体的各要素缓慢地(以进化方式)相互适应的形式;另一种是通过急剧变革的形式。”所以,“社会平衡规律是动的平衡规律,它不仅不排斥,反而以对抗、矛盾、不适应、冲突、斗争为前提,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在一定条件下,以剧变和革命的不可避免性为前提。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革命的理论。”[8]他把革命看作实现平衡的条件,把平衡与革命统一起来了。

  今天,不平衡的问题有了许多新情况,解决不平衡问题也有了新的手段。但是,关于平衡问题的辩证法仍是我们应当关注和进一步研究的重要问题。

  5、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自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高瞻远瞩,积极创新外交理论和实践,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了构建各种类型的利益和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并实施了构建“一带一路”及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行动。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纽约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了“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20分钟的讲话,赢得了15次热烈掌声,是此次会议上赢得掌声最多、最热烈的讲话,充分反映出讲话所表达的理念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深得人心和认同,是他所倡导的“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9]的光辉实践。

  构建共同体是和谐哲学的基本理念之一。冯友兰在论述从斗争哲学向和谐哲学的观念转换时说:“革命家和革命党,原来反抗当时的统治者,现在转化为统治者了。作为新的统治者,他们的任务就不是要破坏什么统一体,而是要维护这个新的统一体,使之更加巩固、更加发展。这样,就从‘仇必仇到底’的路线转到‘仇必和而解’的路线。”[10]可见,奉行“斗争哲学”的革命党是要打破旧的统一体,而奉行和谐哲学的执政党则是要致力于构建和完善新的统一体、即利益和命运共同体。

  我国古人早就指出:“和实生物”[11]。就是说,和的哲学是生成事物的道理、是建设的道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恩格斯说:“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暂时的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本质条件,因而也是生命的本质条件。”[12]就是说,世界上所有具体事物的存在,都是以相对的静止、暂时的平衡即和谐状态为条件,都要建立一定的共同体。革命也是为了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严重不适应的问题,达到新的平衡与和谐状态,建成美好的新社会。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在不同场合,提出了构建各种不同类型的共同体的诉求。如亚洲共同体、一带一路共同体、网络世界共同体等,阐明了建立共同体的客观基础和主观条件,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其最高形式。

  建立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得以可持续存在的条件。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都把人类避免灭亡、实现可持续存在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和谐文化的发扬光大。冯友兰曾指出:“‘仇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不管人们的意愿如何,现代的社会,特别是国际社会,是照着客观辩证法发展的,但历史发展的过程是复杂的,所需要的时间,必须以世纪计算。”但他仍然坚信:“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13]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而又融合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和创新的时代精神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必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并为人类的未来带来新的希望。

  习近平提出的和谐哲学的重要观点,对于解决今天面临的实际问题、完成治国理政使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也是有力的推动。

  [1] 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年版,第237页。

  [2]  李秀林 王于 李怀春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页。

  [3] 参见毛卫平:《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重大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北京)2008年第5期。

  [4] 习近平2016年1月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5] 习近平2016年1月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9,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3页。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9,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3页。

  [8] [苏]布哈林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4-285页。

  [9] 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10] 冯友兰著:《三松堂全集》第十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56页。

  [11] 《国语·郑语》。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9,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3页。

  [13] 冯友兰著:《三松堂全集》第十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57页。

  (作者是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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