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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技术哲学:一种新的技术哲学研究范式
2020年05月29日 17:01 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舒红跃/张清喆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Analysis on Life Technology Philosophy:A New Research Paradigm of Technology Philosophy

  作者简介:舒红跃(1964- ),男,湖北鄂州人,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湖北省道德与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博士,主要从事西方哲学,技术哲学研究;张清喆(1986- ),男,河南焦作人,湖北大学哲学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武汉 430062

  原发信息:《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194期

  内容提要:生命哲学是一种在哲学史上起着重要作用的哲学流派。生命哲学最核心的概念是生命,而生命是以身体为载体,身体又同技术的发明和使用密切相关。因而,从柏格森、舍勒、斯宾格勒等开始,很多生命哲学家都对技术进行过研究,关于技术也提出过很多独到精辟的见解。但在技术哲学领域,生命哲学家关于技术的思想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对不同生命哲学家的技术思想进行梳理,可以尝试构建一种新的技术哲学研究范式——生命技术哲学。这一研究范式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类型论和目的论等四个方面展开其丰富内涵,它相较于其他技术哲学研究范式具有自己独特的学术价值,拓宽了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同时构建这一范式也存在需要克服的困难和不足,但它有可能也有办法一步一步地走向成熟,从而成为技术哲学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哲学流派。

  关键词:技术/生命哲学/生命技术哲学/研究范式

  标题注释: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资助项目:16ZD018。

 

  技术在整个人类文明诞生、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它不仅决定着人类每一个时代生活(存)的质量和水平,而且已成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决定着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最终命运。正是由于技术在整个人类文明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流派,既包括欧洲大陆的现象学-解释学哲学、英美的分析哲学,也包括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们都从各自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对技术进行探析。生命哲学作为一种在哲学史上发挥过巨大影响的哲学流派,非常重视生命、身体与技术的关系,很多生命哲学家从不同角度对技术作过这样或那样的探讨,关于技术也提出了很多非常深刻、具有原创性的观点。但是,由于没有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研究范式,生命哲学难以真正把对技术,特别是对当代人工智能技术、生物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优势和特色发挥出来。故而,从不同生命哲学家的技术思想中探索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生命技术哲学,是今日技术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对于迄今一直在哲学研究外围徘徊、始终难以进入哲学研究核心的技术哲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生命技术哲学的源起与演变

  虽然生命哲学是产生于现代西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盛行于欧洲的一种哲学流派,但生命哲学的源头则在古希腊。如果说柏拉图的哲学是以数学为模型建立起来的,那么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则是以生物学为模型建立起来的。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研究就是生命哲学的源头。同样,生命技术哲学的源头也在古希腊。对于生命技术哲学,其最核心的观点莫过于技术是同人类的身体密切相关的,而这一观点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就有其萌芽。阿那克萨戈拉(公元前500—前428)认为,人类是因有手才使自己成为最有智慧的动物,是人类的双手把自己同动物区别开来。对此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并不同意,他认为手是一种工具或器官,自然像是有实践智慧的人,把每种器官赋予能够使用它的动物。“所有其他动物只有一种防卫方式,且不能变换为其他方式,比如它们不得不永远穿着‘鞋’睡觉和完成所有的活动。它们永远不能剥掉自己的防卫武器,也不能转换这种武器。”[1]131由于自然先天赋予的各种“武器”始终伴随着其他动物,它们无时无刻不携带着这些“武器”,这些“武器”以无法改变的方式被牢牢地镌刻在动物的解剖学结构之中。与此不同,人类可以支配自己躯体之外的各种工具。在亚里士多德对动物的研究中,他详细描述了人类身体与动物躯体的区别,并且认为这一区别并非古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神话)所描述的人类的缺陷,恰恰相反,它正是人类相较于动物所具有的优势。“对于所有这些差别的原因,有一个普遍意义上的解释,即是说人类是唯一直立的动物。”[1]136直立行走不仅让人类的双手逐渐从一种行走的器官中解放出来,而且为手向手外之物,也就是人造物的延伸奠定了生物学基础。

  伴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进步,特别是生物进化论的建立,生命哲学成为一种重要的哲学流派,这一流派最核心的概念是“生命”,而生命是以身体为载体实现出来的,身体又是同技术的发明和使用密切相关的。鉴于生命哲学对生命、身体与技术关系的重视,自其创立之日起,就有生命哲学家有意或无意地对技术进行探析。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1859—1941)既是生命哲学创始人之一,也是最早研究技术的哲学家之一。柏格森一生代表性著作有四部,其中两部《创造进化论》和《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对技术进行过研究。《创造进化论》是柏格森最重要的著作,主要研究宇宙、生命的进化,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人类的进化。柏格森认为,人类的进化从能够制造最原始的武器和工具开始,武器和工具是人类进化不可或缺的一环。人类既有本能,又有智能,“完善的本能是一种使用、甚至构建有机化工具的机能;完善的智能是制作和使用非有机化工具的能力”[2]155。生命的本质在于创造,创造性的生命不满足于创造有机体,还把无机物质当作附件赋予有机体;通过生物的劳动(创造),无机的物质可转变为有机体的器官。对于生命的进化,物质是必须克服的硬力量;物质的力量又只有通过物质来克服。所谓制造工具,就是把“形式”赋予物质,使物质按照有机体的需求改变自己的样式,从一般的无机物质转变为有机体所需要的工具,从而让有机体实现把外在于自己的物质改变为自己的工具之目的。对于柏格森来说,哲学不在于实现精神(自由)与肉体(物质)的对立;精神(自由)为了成为自身,应该在物质(先是有机的身体,后是人造的无机物质)中证实自身。从一开始,生命就要求为自己构造出自我揭示的物质工具,以便在物质世界中存在。《创造进化论》的核心,就是在必然性(物质)中创造出自由(工具)。生命是一种兼顾精神性和肉体性的“二元”存在。人类与世界的交往模式是精神(生命)-身体(技术)-物质(世界),其中身体(技术)是行动中枢。动物只有“内在”身体,人类有“外在”身体(工具)。只有借助于外在的、人造的“器官”,人类才能更好地在世界中存在(生存)。

  德国现象学哲学大师马克斯·舍勒(1874—1928)同时也是一位生命哲学家,他的思想在生命技术哲学中拥有重要一席。在舍勒的代表作《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一书“价值对于生命所具有的相对性”一章中,他在批判尼采、斯宾塞等人的生命观时阐释了其技术思想。舍勒认为:一方面,人是所有生物中具有最大、最宽的行为活动空间和最大环境的生物;另一方面,给予人类这一切的不是其生命,而是他建造的工具。“唯当(为实现同一个价值)建构一个器官的生命进化能力缺失时,建造一个工具才是值得的。”[3]423~424只有当生命展开自己的能力停滞时,文明(包括构建文明的能力)才会构建自己。但是舍勒认为,知性的构建不同于本能的发展,前者可以视作某种生命进化的结果——工具建造方面的能力构建的结果。工具本身不能视为对生命权力的扩展,而且知性的构建毋宁说已经是停滞的生命的结果,即生命“亏空”的结果。对于人类来说,理智、语言、制造工具、强力意志、生存竞争等等都使人与动物只有程度之差异,而无本质之区别。只有上帝赐予人的“位格”,才使人与动物在本质上区别开来。

  德国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不仅是著名历史学家,而且是经典的生命哲学家。斯宾格勒的代表作《西方的没落》没有专门研究技术(只有比较单薄的一章“机器”),他于1931年出版的《人与技术:生命哲学文集》则专门从生命哲学角度研究技术与人的关系。他的技术思想可以说是“为技术正名”。斯宾格勒认为,技术的追溯远远超过人类,它回溯到动物的生命。相对于植物的“智慧”,技术是动物的存活方式——动物能够在空间中自由移动,它拥有某种程度的自由意志,能够独立于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对于动物的自由移动的生命,只有奋斗才是它的生存策略。“技术是生命的策略;技术是这一策略的内在形式,争斗过程……是这一策略的外在表现。”[4]163把技术与生命联系起来,这是斯宾格勒为技术正名所做的第一件事。这一正名还需要排除一个误解,也就是他认为技术不能依据工具来理解。技术决不是经济的“一部分”,它比经济要“多一些”。“技术可以被认为是生命自身独自的一‘部分’。所有的技术都恰恰是一种活生生的、战斗的,以及充满激情的生命的各个方面。”[4]164斯宾格勒不仅是最早研究技术问题的生命哲学家之一,而且正是他最先把技术从工具论中解放出来,认为技术绝非仅仅是人类手中之工具,而是生命生存之策略。

  在分析生命技术哲学的起源与演变时,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是一个非常关键、也非常“特别”的人物。这一特别可用一句话来表达:对于生命技术哲学,我们很难判断海德格尔到底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作为一个学科,技术哲学的兴起与海德格尔后期的一系列技术追问有很大关系,故而,作为技术哲学流派之一的生命技术哲学的发展也同海德格尔的技术追问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然而,作为一个流派的生命哲学,包括生命技术哲学的衰落也与海德格尔有莫大关系。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弃主体、灵魂、意识、精神、生命等概念不用,而是新创了一个概念“此在”(Dasein)。“我们避免使用这些名称,就像避免使用‘生命’与‘人’这类词来标识我们自己所是那种存在者一样,这可不是拘泥于术语。”[5]54~55不用“生命”概念,这不仅是术语的改变,而且标识着思维方式的变革:人类不是我思、精神或生命,而是一种在世界中存在的特殊存在者,这种存在者的本质在于生存。“如果对生命哲学的倾向领会得正确,那么在一切科学的严肃的‘生命哲学’……的倾向中,都未经明言地有一种领会此在的存在的倾向。但‘生命’本身却没有作为一种存在方式在存在论上成为问题,这始终是很明显的,而且这是生命哲学的根本缺陷。”[5]55根据海德格尔的理解,如果没有对基础存在论的合理阐释,生命、精神等概念是无法在根基处得到说明的。问题是:在海德格尔这里,此在在严格意义上是不需要肉身的,或者至少是有着肉身的此在是沉沦入非本真存在的。德语“Leben”有生命、生活双重意思,一个与身体、血肉有关,一个侧重于日常生活。在海德格尔这里,“Leben”是后者。因此,尽管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在现象学中是主流,但在生命哲学中属于“另类”。所以,一方面,海德格尔的一系列追问引起了人们对技术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对于生命技术哲学的“衰落”海德格尔也难辞其咎——在他这里技术与有身体、有血肉的生命无关。海德格尔哲学是一种“诗”或“思”之哲学,而非以肉身为基础的“做”的哲学,在海德格尔存在哲学中要想公平地看待技术这一与身体、生命相关联的现象是很难做到的。

  德国哲学人类学家阿诺德·盖伦(1904—1976)同时也是一位生命哲学家。不同于海德格尔及之前的哲学家,盖伦不是从哲学-形而上学,而是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人,其哲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人在动物界中的特殊地位。当时的动物学流行这样一种观点:人类有机体在诞生时尚未完成,这一特性是和人类未经特化的本能结构密切相关的。和其他哺乳动物不同,人是以本能的贫乏为特征的。“人类既然缺乏专门化的器官和本能,自然就不能适应他自身的特殊环境,因此就只好把自己的能力投向明智地改造任何预先构成的自然条件。因为像人那样,感官仪器装备得那么差,自然而然是无力进行防御的,他是赤裸裸的,在体质上是彻头彻尾处于胚胎状态,只拥有不充分的本能。”[6]2比较胚胎学告诉我们,与动物相比,人类女性孕期实在太短(不足10个月),无法使胎儿离开子宫时达到跟其他哺乳动物同等成熟的水平。于是,为了克服自己的“未成熟”状态,人类发明并使用各种各样的工具;这些工具并非是以器官的形式赋予人类的,外在的工具只是弥补人体器官的缺陷。

  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1952— )结合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和现代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等的实证材料展开了技术的生命哲学研究。通过对现代人类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等学科中实证材料的分析,斯蒂格勒认为: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人与动物的比较中探究技术的起源和本质;另一方面,尽管动物性是技术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技术的进化不仅是生物进化,更重要的是技术自身的进化。“这是一种代具的进化。代具本身没有生命,但是它决定了生命存在之一的人的特征并构成人类进化的现实。”[7]59~60生命的历史只有借助于生命以外的非生命的形式来延续,生命的悖论就在于它必须借助于非生命的形式来确定自己的生命形式。这种非生命的形式就是“代具”(prothèse)(也可译为“假体”、“义肢”),它泛指一切人身体以外的人造物体。在非技术的有机生命中,一切后天生成的经验都随生命个体的消亡而烟消云散。人类生命则保存和积累了后天生成的在世存在的历史和经验。这说明,在生命和环境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型关系:技术-代具之关系。

  还有一些学者从技术史、技术思想史,特别是技术进化史的角度展开对技术的研究,这些研究也属于生命技术哲学研究,其中乔治·巴萨拉和布莱恩·阿瑟是比较突出的两位。巴萨拉(1928— )的《技术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y,中文版译为《技术发展简史》)以技术史为背景研究技术。“单是需求和实用并不能说明我们人类所制作的物品为何如此多样……将生物进化论应用到技术世界就有助于推进这种探求。”[8]2从人类早期使用的木棍到今日的蒸汽机,机器经历了一系列迅猛的变革。这种变革日趋复杂,极有可能派生出在现有动植物王国之外的由各种形态的机械组成的机械王国。巴萨拉不仅将机器视作生命体,而且把它们细分为属、科、变种,以此建立一个描述机械生命各种形式之间关联的进化树形图。在《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一书中,复杂性科学奠基人、美国技术思想家布莱恩·阿瑟(1946— )认为技术是有生命的:一方面,技术是自组织的,它可以通过某些简单规则自行聚集起来;另一方面,技术是自我创造的。通过这些来衡量技术,技术确实是有生命的。“当它们感知环境并产生反应,当它们变得可以自组装、自构成、自修复并且能够‘认知’的时候,它们就越来越像生物了。技术越复杂、越‘高技术’,就越具有生物性。我们正在慢慢开始接受,技术是机械的,同时也可以新陈代谢”[9]232。

  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技术莫过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美国“网络文化”的代言人、未来学学者凯文·凯利(1952— )的研究也可归于生命技术哲学研究。凯文·凯利著有《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技术元素》、《技术想要什么》(What Technology Wants,中文版译为《科技想要什么》)等著作。通常的看法是,技术只是人的产物,是工具,但凯文·凯利认为,与人类共同进化的“技术元素”(technium)不是晚近数百年、几千年的产物,而是伴随着生命演化数十亿年的整个过程。天地万物从大爆炸后最简单的物质开始,慢慢形成原子和分子,直至生命的火花闪现,接着更多复杂生物不断涌现,最后大脑(不仅仅是人类的大脑)出现,并创造出各种技术。在漫长的生物进化过程中,猿人、智人和现代人与环境的关系无一不与技术元素的酝酿、发育和演化有关。凯文·凯利从宇宙的视角探索人与技术的关系,在他看来,技术的主导地位并非因为它诞生于人类意识,给予它这种地位的是一个同样可作为其本源的自组织,并且这个组织还孕育出星系、行星、生命和思维。“自我创造的单线将宇宙、生物和技术串接成一个创造物。与其说生命是物质和能量产生的奇迹,不如说是必然产物。与其说技术元素是生命的对立面,不如说是它的延伸”[10]推荐序XIV。凯文·凯利把“技术元素”称为第七个生命王国,认为其扩展了一个在几十亿年前就已开始了的宇宙进化过程。

作者简介

姓名:舒红跃/张清喆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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