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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树芝:牟宗三对西方科学源流的反思
2019年07月02日 10:37 来源:《孔子研究》 作者:崔树芝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Mou Zongsan's Reflection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cience

 

  作者简介:崔树芝(1989- ),男,江苏沭阳人,贵州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思想史。贵阳 550028

  原发信息:《孔子研究》第20186期

  内容提要:牟宗三是当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科学在其思想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追溯科学由以产生的西方文化传统,对西方科学源流进行反思。他把西方科学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古希腊理性科学、近代自然科学和现代科学。他既肯定西方科学的成就,也认识到科学的限度,并对科学主义思潮进行批评。他视科学为人类文明中的理性,并顺着康德的思路,对人类的理性能力进行批判,最后“穷智见德”,提出“仁智双彰”的理想境界。

  关键词:牟宗三/西方科学源流/仁智双彰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工程正义视域下‘邻避冲突’及其防范研究”(项目编号:15BZX031)之阶段性成果。

 

  牟宗三是当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一生的学思历程念兹在兹思考一个问题,即如何从中国文化中开出民主政治和科学。“民主”和“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标举的旗帜,德赛二先生成为那一代知识分子自觉反省的对象。换句话说,中国如何发展出民主和科学,成为那一代知识分子自觉的问题意识。“科学”在牟宗三的思想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并不是停留在中国需要科学这一简单的层面上思考问题,而是要追溯科学由以产生的西方文化传统,并对西方科学源流进行反思。这一重要的思想资源无论在中国哲学界还是科学哲学界皆缺乏关注,笔者将系统呈现之。

  一、古希腊传统:知性主体的呈露

  关于科学的起源,学术界一直存在“言必称希腊”的现象。牟宗三也不例外,他认为古希腊开启了“学之为学”的科学传统,其标志则是知性主体的呈露。牟宗三把科学归之于人类的知性之能,古希腊的贡献在于第一次彰显了独立发展的知性。

  事实上,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科学起源于何时何处,是颇难回答的问题。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就指出对科学起源问题存在不可原谅的两个错漏,第一种错漏就是天真地认为科学起源于希腊。①他认为希腊的“奇迹”是以埃及、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可能还有其他地区数千年的成就为前提,甚至认为埃及已经有了科学,并且是一般科学发展的先期阶段。②毫无疑问,希腊科学从知识的积累而言有其历史来源,早期的希腊人也都有游学埃及的经历。但是如果把科学的起源问题仅仅当成知识的起源问题,则会忽视希腊人的贡献。萨顿清楚科学起源问题的困难,最后他采取权宜之法,认为应该搁置这一无法证实的问题,而只考虑一些明确的问题及其对它们的解答。③这种态度与萨顿把科学放到社会背景中考察的一贯立场有关。诚然,科学不可能在社会真空中发展,但是科学史毕竟不是一般知识的历史,否则一部科技史必定包含太多的内容,在人类知识的汪洋大海中迷失方向。

  大多数的科学史家都把科学的起源归之于古希腊。正如W.C.丹皮尔所看到的,“在古代埃及和巴比伦的记录中,已经有了一些经验知识……但是,首先对这些知识加以理性考察的,首先探索其各部分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事实上也就是首先创立科学的,应该说是希腊爱奥尼亚(Ionia)的自然哲学家”④。出于实际的需要,科学是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一步步浮现的,到希腊人这里,他们把追求知识本身当做目的,自觉地对自然界进行理论探索。麦克莱伦第三指出,虽然早期的文明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是“缺少的是理论抽象,那是我们所认定的科学的更进一步的标志。因此,真正需要作出解释的,其实是科学理论和按其自身价值对自然知识进行追求的起源,即所谓的自然哲学——关于自然界的哲学。如果说数学和天文学所体现的科学是随着第一批文明多次地、独立地兴起的话,那么,自然哲学便只随希腊人独一无二地脱颖而出”⑤。王鸿生先生用文明中的理性来看待希腊人的贡献亦是抓住了重点,他认为所有古代文明中都有科学的萌芽,但总是和迷信盘根错节,与宗教信仰重叠渗透,“而古代希腊人的科学之树,在刚刚栽植的时候,就向文明的天空中伸出了理性的嫩枝。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⑥。

  简而言之,把科学的起源归于古希腊,其理由也就是牟宗三所谓的知性主体的呈露。进而言之,牟宗三认为,古希腊开启了“学之为学”的科学传统,其意义在于,在对外物的了解上,我们必须上升到使用概念的抽象阶段,而不能只停留在感觉状态。如此,“知性”,即智的“理解形态”才出现,也职此之故,才有逻辑、数学的出现,科学也在此得以成立⑦。换句话说,由古希腊开创的“学之为学”的传统就是“知性”从感触状态中解放出来,成为纯粹的理解。如他所言:“‘学之为学’的基础必须是在:内而纯粹‘知性主体’呈露,外而纯粹的‘理性理解’成立。”⑧

  他还从科学史上给出具体说明。比如古埃及和中国都有相当程度的土地测量知识,这些都与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相关,中国也曾发展出几何学方面勾股的知识,但是最终却都没能发展出几何学,几何学在希腊才得以成立。这就表明,与物质生产活动相关的测量土地的知识还停留在感触或实用状态之中,因而也就为实用所限。因为出于实用目的的测量知识,测量完毕即告结束,其目的不在于求知识本身。他进而指出,测量土地只是几何学产生的外缘,若说几何学起源于埃及,那也只是历史的追溯,并非几何学产生的内因。那么内因是什么呢?若说测量土地是第一序的,那么对知识本身的兴趣则是第二序的,这第二序的工作即是反省的。所谓“反省”,即表示已经脱离第一序的实用状况,而进入知性的纯粹理解。在这里,牟宗三并没有否定物质实践活动的重要性,但是学之为学的意义却要归于“纯知性”。也就是说,希腊科学与之前的经验知识不同,它是基于“纯知性”的呈露,发而为纯粹理性的理解,从实用层次上反回来而归于“反省”的层次。

  古希腊开启了“学之为学”的科学传统,但并不表示科学仅仅为古希腊所独有。在牟宗三看来,因为中西文化在源头上存在观念的差异,即中国文化所关心的是“生命”,而西方文化所关心的是“自然”⑨,所以,西方可以发展出科学,并在古希腊最先彰显了独立发展的知性。但是,科学最先在西方产生只有历史的理由,并没有逻辑必然性。进而言之,牟宗三认为,科学并不是什么奇妙的东西,人类文明中发展出来的东西,只要是真理,就有普遍性。科学是中性的,并没有国别之分。虽然是从古希腊最先发展出科学,但既然科学是人类文明中的理性,一旦发展出来就有共通性,其他民族亦可以通过学习而发展出这种能力。

  牟宗三把科学理解为人类的知性之能,并认为古希腊最先彰显独立发展的知性,因而是科学传统的开启者。这一时期的自然哲学被吴国盛称之为“理性科学”,而科学革命之后所开启的则是近代“数理实验科学”,这二者之间的演进尚须某种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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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崔树芝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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