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onceptual Origin of Local Biologies and Their Theoretical Implication:Literature Review on Recent Development of Oversea Medical Anthropology

　　作者简介：余成普，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医学人文中心副教授。广州 510275

　　内容提要：加拿大医学人类学家罗克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地方生物学的概念，强调生物和文化长期交织而导致的生物社会差异，反对生物医学普适性身体的有关假定。本文通过对地方生物学这一概念及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展现出医学人类学新近发展中三个相互关联的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论争和理论主张：反对身体的标准化，主张生物和文化的地方变异性和可塑性；反对生物—文化、先天—后天的二元对立，在具身化的策略下强调生物—文化的整体性和辩证关系；反对基因决定论，借助表观遗传学来探索生物—文化连接的微观机制。

　　关键词：地方生物学/具身化/罗克/医学人类学/生物医学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乡村慢性病人患病经历的人类学研究”(项目编号：15CSH031)和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慢性病人的身体管理与临床遭遇：以糖尿病人为例”(项目编号：GD14CSH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原发信息：《民族研究：中文》第20166期

　　　一、地方生物学：国外医学人类学的新近发展

　　生物医学(biomedicine)①是指有关临床和实验的知识植根于生物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医学分支。②顾名思义，生物医学的本质是生物学，它视身体为自然的一部分，旨在探索身体的结构及其化学成分，坚信身体的病变在医学技术面前展露无疑，而心理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维度，虽偶尔被提及，但终究被认为是发现和治疗疾病的障碍。人类学在生物医学的研究中是一个后来者。有学者指出，身体，尽管普遍存在，并调节着有关世界的所有反思和行为，但由于没有被问题化，被大多数文化人类学家置于黑箱之中，成为自然科学的专属对象。③受身体—心灵、自然—文化、先天—后天二元分割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分野，以“物质身体”为对象，以“科学”为基础的生物医学，长期以来游离于文化人类学学家的视野之外。④

　　当越来越多的医学人类学学者把关注的目光试图从(狭义的)民族医学转向生物医学时，⑤发现这种转向未被人类学同行和医学专业人士所理解，而更大的困难则在于没有合适的理论框架作支撑。⑥医学人类学的真正发展源于二战后的国际卫生运动，⑦一些实践导向的人类学家致力于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服务于第三世界的公共卫生研究。至少在初始时期，这些医学人类学研究者的应用倾向过于突出，忽略了理论探讨，更谈不上批判思维。

　　20世纪70年代后，医学人类学逐渐走向理论自觉，一系列具有反思和框架意义的理论和分析概念，如解释模型(explanatory models)、地方道德世界(local moral world)、语义网络(semantic networks)、结构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地方生物学(local biologies⑧)等，得以提出或在医疗领域内获得新的生命力。其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期从事医学人类学研究的加拿大女人类学家罗克(Margaret Lock)⑨及其追随者以地方生物学为分析概念开展的一系列研究，开启了有关生物医学与民族医学、身体与具身化、自然与文化，以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关系的持续讨论，成为医学人类学领域新近发展的标杆。⑩医学人类学专业期刊《医学人类学：健康和疾病跨文化研究》(Medical Anthropology:Cross-Cultural Studies in Health and Illness)在2013年第4期还开辟专栏，在器官移植、艾滋病、阿尔茨海默病、结核病、胚胎干细胞治疗等主题下讨论了全球健康时代的地方生物学。(11)地方生物学概念下的民族志研究，呈现出病痛体验和生物过程的地方变异和可塑性，而这些变异与环境、饮食、文化、健康政策等联系在一起。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生物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因素会发挥叠加的、相互交织的效应，而地方生物学的民族志研究则致力于揭示出生物社会的整体面貌。

　　地方生物学不仅直接导向生物医学既有假定的批判，成为诸多人类学者研究生物医学及其技术的直接的或隐含的理论视角，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同时也是对人类学及相关学科长期以来所探讨的生物—文化、先天—后天等若干二元关系的可能超越和突破。本文通过对地方生物学这一概念及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和评析，来展现国外医学人类学的新近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