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可持续发展是在对传统发展观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得以确立的，它内涵着丰富而深刻的哲学底蕴，诸如极限意识、未来意识、整体意识、“对话”意识、“是”与“应是”、尺度与代价。可持续发展折射出人类在选择并建构更加合理的生存方式与发展模式时的价值理性追求。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哲学底蕴/价值

　　传统发展观把整个世界抛入一种“博弈论”意义上的“零和等局”的结构之中，从而使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根本限制。占世界人口百分之六的美国居民维持他们令人羡慕的消费水平，需要耗费大约三分之一的世界矿物资源年产量。因此，“不仅无限地增加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是不可能的，甚至要世界其余地区都达到美国和西欧现已达到的高度，也是不可能的。我们无法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过上西方人现在过的生活。地球上的资源不足以做到这一点”。（注：E·拉兹洛：《用系统的观点看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4页。）因此，要想摆脱这一困境，必须使“零和博弈”转向“总和大于零的博弈”，也就是要另辟蹊径，探索新的发展机制。1980年3月，联合国大会首先使用了“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的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公布了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将“可持续发展”界定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和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是在对传统发展观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得以确立的，它内涵着丰富而深刻的哲学底蕴，折射出人类在选择并建构更加合理的生存方式与发展模式时的价值理性追求。

　　一、极限意识

　　在传统发展观看来，经济的增长和人的能力与机会是没有限度的。正是这种“增长无极限”的信念支配着人类成功地进行了科技和工业革命并获得巨大的物质财富，而这些成就又更加强化了人类的自负。人们相信，依靠技术的发展，人类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相信自然界永远是人类的奴仆，它能承受人类对它的任何宰割和鞭挞，只要我们不停下手中的鞭子，它为我们提供的财富就是无限的。然而，自20世纪六十、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科技理性异化后果的日益严重，增长无极限的信念开始受到质疑。人们逐步意识到，虽然人的思想和行为永远指向无限，但具有二重性存在的人无论是作为自然的存在还是作为社会的存在都是有限之物，人类内涵着大量无法超越的外在限制，这些限制折射着人的能力和机会的有限性，并构成其实践行为的绝对限度。于是，一批警世性的著作陆续问世。如D·L·梅多斯等人的报告《增长的极限》，J·里夫金和T·霍华德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G·巴尔贝主编的《公元2000年的地球》，H·格鲁尔的《被洗劫的星球》等等。他们描绘了长此以往的未来图景：一百年后地球上的大部分天然资源就会枯竭，到2005年世界人口增至160亿，污染的总负荷比目前增加十倍。“世界日益不稳定，警钟已经敲响，人类面临灭绝的危险”（注：S·理查德：《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页。）当然，“关于增长的限度的报告包含着更多的希望的种子而不是浅薄的评论家看到的毁灭的威胁。总之，及时的警告是吉兆而不是凶兆”。（注：奥雷利奥·佩奇：《人类的素质》，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版第198页。）在此，所谓“增长的限度”，是指增长必然受到一些内外条件的限制而言。如我们的经济一方面受到外在的自然界整体的动态结构的限制，因为自然界整体的自我调节和自我修复能力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又要受到人的内在能力的限制，而人本主义（即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设定）所谓的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或者说一切问题都是可以由人解决的，（注：D·埃伦费尔德：《人道主义的僭妄》，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3-14页。）只不过是一种可能性的假设，实践已经证明它并未提供一种现实保障。

　　尽管近30年来的发展并没有在经验上印证《增长的极限》所开列的危机时刻表，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证伪人的极限意识本身的正当性。把“有限增长论”视为“悲观论”不过是乐观派的偏见而已，因为理智的思考较之盲目的乐观更有价值。极限意识的觉醒，凸显了人类基于人的自我中心化而建立起来的独尊地位及其虚幻性。人类对传统的“增长无限论”进行反思，并提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是可持续发展得以提出的立论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