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认为，制订可持续发展战略，既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一个潮流，也是我国跨世纪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底蕴，应到哲学的深处去寻找；可持续发展的提出，是思维方式更新的表征。可持续发展理念和传统发展观不同，它强调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发展的协调、人和自然的和谐、人和人的生态环境的协调与共同进步。可持续发展的思维定势是在社会发展的困境中形成的，传统发展观的弊端和致命点是其背后的人类中心论，而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则是可持续发展思维方式的核心和希望所在，必须按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思维方式行事。

　　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人们谈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等一系列文件。这个宣言和这些文件，实质上体现了当今国际社会关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环境与发展方面必须进行协调和合作的共识。我国政府首脑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庄严承诺中国要认真履行会议所通过的各项文件。这表明寻求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得到了我国政府的确认和高度重视。

　　1995年9月，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这次会议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被正式提了出来，并被写进了文件。江泽民总书记在会上指出，“必须更新发展思路。”并明确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在会议通过的上述文件中，也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比如，在谈到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奋斗目标时，除规定了实现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外，还明确规定了：“要进一步推进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规范化、法制化，更好地优化资源配置，显著提高国民经济的技术水平和整体素质，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又如，在谈到必须把两个文明作为一个统一的奋斗目标时，文件写道：“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实现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李鹏总理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的说明》中也指出：“九五”计划和15年远景目标，一定要体现可持续发展的方针。这是造福当代，泽及子孙的大事。在保护资源和环境的问题上，大家一定要把眼光放得更远大些”。

　　由上可知，制订可持续发展战略，既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一个潮流；也是我国跨世纪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这一选择的正确性，将会在我们国家今后的发展中，大大减少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弯路，缩短和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乃至赶上发达国家水平的实践中，得到证实。

　　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追根究底，是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国外一些学者，政治家和社会知名人士，在谈论人类生存环境恶化趋向的问题时，实际上开始涉及到了这个问题的内容。但形成“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乃是八十年代的事。最初是在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界敏锐地捕捉了这个问题。他们是从环境生态问题、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社会的影响问题以及社会的全面发展问题等方面，切入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的。相比较而言，我国社会科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敏感性，似乎远不如科技界。在社会科学领域，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研究状况，似乎不尽人意，远没有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时的那种敏锐性、魄力和勇气。

　　其实，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课题。它需要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科学技术各领域的通力合作的研究，才能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理论，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距离一个完整的乃至可以操作的理论体系还很遥远。

　　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底蕴，应到哲学的深处去探寻；哲学也应该对这样一个关系到人类前程的大事，加以深思。它不仅是一般的发展思路的转变，而是发展观的更新，特别在社会发展观方面是带有根本性的变革。哲学应该反思自己在这里的作用。

　　以下仅从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思维方式的关系方面，谈几点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