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Combination of Understanding, Explanation and Application on the Dimension of Hermeneutics of Science

　　【作者简介】杨秀菊(1981-　)，女，辽宁营口人，哲学博士，太原科技大学哲学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等，山西　太原　030024

　　【内容提要】 “理解”与“解释”一直是作为相对独立的术语出现的，理解与解释也成为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对立的因素之一，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方法论之争也多源于对理解与解释的辩驳。有着科学与诠释学双重理论基础的科学诠释学的提出与建立，基于理解的三个模式与解释的三个阶段及应用的诠释学分析，表明了整个科学无一不是处于诠释学的反思范围之中，科学诠释学关于理解、解释与应用三者的辩证统一，更大程度地弥合了传统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截然二分的裂隙。

　　First appearing as a special methodology of "Geisteswissenschaften", hermeneutics is originated from the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exts. The hermeneutics of science wa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the criticism of modern natural science. The purpos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s to apply theory into practice with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It strengthens people's whole understanding and macro mastery of science through the formation of the whole theory of hermeneutics of science.

　　【日 期】2013-09-15

　　【关 键 词】诠释学/科学/理解/解释/应用hermeneutics; science; understanding; interpretation; application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062(2014)02-0045-06

　　诠释学关于理解与解释技艺的论述，早在1858年德罗伊森(J.G.Droysen)的《历史概论》和1883年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引论》中都已经有过详细论述，由于狄尔泰对诠释学作为精神科学独立方法论的坚持，二者甚至成为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间无法逾越的鸿沟。

　　从科学诠释学的研究角度来看，理解其实一直存在于科学之中，只是由于近代自然科学偏向“数学化的自然”[1]，并且对意义追求的贬斥使人们忽略甚至忘却了科学中理解的存在，造成了近代科学发展中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分离。胡塞尔(Edmund Husserl)坚持认为伽利略将自然数学化及实证主义将科学的理念完全还原为纯粹事实这两种因素成为欧洲当代科学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伽利略式的自然科学发展使科学丧失其对生活意义的追求，而人类生存的意义基础应该是那个被自然科学遗忘了的生活世界，而不是伽利略眼中那个数学上全域的自然。同时提起我们注意的是，胡塞尔对伽利略式自然科学发展的批判并非是对科学本身进行的抨击，而是对自伽利略以来的近代科学研究建立在“数学化的自然”上观点的反对。直到20世纪末期，人们才开始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繁华冒进而反思，并且开始关注科学研究中理解的适存及对意义的追索。近些年来，西方科学哲学研究者们逐渐地意识到经验知识作为全部科学知识来源的基础地位并不十分妥当，理解存在于科学全域之中。越来越多的人将科学的关于理解的思考定位在对思维方式的探究中，通过对科学研究主体及主体性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把科学体系建立在建构的基础上，而科学诠释学关于理解的三个模式的建立，不仅提供了当代科学发展关于理解重要性的分析，并且为人们更好地掌握科学中理解的存在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理解的三个模式

　　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物理学家、科学史学家安东尼奥·德拉戈(Antonino Drago)在对理解做了全面的考察后，将科学中的理解划分为三种模式：[2]

　　第一种模式：对客观的科学的理解模式；这种理解模式通常是指对科学课本(textbook)的研习，该种模式下理解的对象是与科学有关的任何以客观性形式存在的事物——例如科学教科书，这种理解模式是对科学的客观性事物的理解，它包括对具体科学研究中的经典逻辑、解决问题的分析方式、方法的习得与领会，还包括具体科学研究中的所使用的运算与演算的公式与法则、实验结果与测量设备等客观事物的熟知与把握；

　　第二种模式：夹带主观因素的理解模式；这种理解模式是指理解过程中包含了个人的诸如直觉思维、概念结构、个体感知与前理解等主观性因素。这些主观性因素对理解的形成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由于认知主体不同，所产生的理解结果也不尽相同。例如，对于相对论中四维时空或者对量子力学中波粒二象性的领悟，不同的认识主体的理解角度与理解切入点甚至会造成相异结果的产生。

　　第三种模式：执两用中的模式。该理解模式是指对论辩双方的观点、理论等采取最适合的方式。他将这种理解模式称之为对有效实在的(effective)科学的理解。例如，数学发展史上有着实无穷与潜无穷的无休争论——实无穷是指把无限的整体本身作为一个现成的单位，把无限对象看成为可以自我完成的过程或无穷整体，它的支持者康托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朴素集合论，持有朴素集合论观点的人们认为潜无穷不可能独立存在，脱离了作为整体存在的实无穷，无穷是不可想象的；而数学上的潜无穷思想则是指：把无限看作永远在延伸着的，一种变化着、成长着的被不断产生出来的东西，它不是实在的，是永远处在构造中，永远完成不了，是潜在着的。亚里士多德就是潜无穷的支持者，古希腊芝诺悖论是典型的潜无穷的例子。近代潜无穷的支持者当属直觉主义数学学派的鲁伊兹·布劳威尔(Luitzen Brouwer)、彭加莱与外尔(Hermann Weyl)。依照潜无穷的概念，自然数不能构成为一个集合，因为这个集合是永远也完成不了的，它不能构成一个实在的整体，而是永远都在构造之中。源于这样的情况，采用执两用中的理解模式可以辩证地认为实无穷与潜无穷都存在，并且二者是不同的。两种无穷观不应厚此薄彼，也不能在排斥与吞并另一种无穷观背景世界的前提下寻求自身的发展，理应在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下得到发展，并基于不同的研究对象下作出不同诠释，建造出一个能够容纳两种无穷观及其背景世界的数学框架，以期不同的无穷观可以在数学领域中获得各自相应的理解。[3]

　　受德拉戈关于理解模式的启发，受过诠释学训练的人们很容易将科学理解三种模式与海德格尔诠释学思想的“前有”“前见”与“前把握”逐一对应。理解的第一模式与“前有(Vorhabe)”相对应，因为按照海德格尔的思路，解释就是奠基在“前有”之中，“前有”就是指理解过程发生之前认识主体所具有的解释因缘性的基础；理解的第二种模式对应“前见(Vorsicht)”，因为这种理解模式体现了被理解的东西保持在前有的状态中，并先见地被定位于理解之对象，并通过解释上升为概念。这种过程势必蕴涵了带有主观性色彩的因素。除此之外，对该种理解模式的领会还体现在对语言的使用上，因为科学家之间的相互交流并不使用正式的专业术语而使用日常通俗化的语言，但是却使用正式的语言进行表述；理解的第三种模式显然是与“前理解(Vorgriff)”相对应的，它更多的是指对有效实在的科学的理解，不仅包括对传统科学理论结构的熟知也要对科学领域中革命性概念体系的包容。

　　综上所述，无论科学中的解释存在于科学研究整个进程的哪个阶段，只要解释存在，就必然包含着理解，且理解的过程是发生在解释之前的。正像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说的那样：一切解释都奠基于领会。相比德拉戈对科学中的理解作出三个模式的分析，美国当代哲学家马丁·埃杰则从全新的角度详细地论述了科学中解释的三个阶段。

　　二、解释的三个阶段

　　整体看来，西方科学哲学的传统解释观在哲学层面上对形而上学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们通常将科学解释看作是无主体、无旨趣与无意向性的理性过程。而实际上，“试图避免任何意向性的概念是没有任何出路的……客观的意向概念就是解释的或说明的概念……科学表述的规范特性只能是被语言共同体认可的表述特性，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这种依据语言共同体的说明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说明’……正确的客观特性在于与文化相对特性的一致性……换句话说，在说明中，公众语言的意义就在于文化的相对特性，而任何可保证的科学论断都必然会由文化的相对特性来加以解释，从而展示出后现代科学哲学说明的文化特性。”[4]理解与解释作为相互独立的概念一开始就是与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关联的，关于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争论大多也都围绕理解与解释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而作出的。德国哲学家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Otto Apel)曾经将关于“理解—解释争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诠释学与唯科学论还原论之间的对立；第二个阶段是在语言学层面上的科学解释与本体论诠释学之间的较量；第三个阶段是精神科学为了防止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过分扩张进而对逻辑经验主义“统一科学”主张的对抗。正是这一阶段的争论推进了对自然科学进行诠释学分析，对科学诠释学的发展大有裨益。首先，传统认识论的“解释”由于形式化的语言系统逐步被逻辑——语义学解释所替代，从而使得新解释更加精确、具有限定性；第二，正是由于逻辑—语义学的解释将自然科学之外的有关社会、历史、主体的因素的弃用引起精神科学对自身理解方法论的反思，并构成以科学解释为基础的逻辑论证纲领向本体论诠释学前科学领域的理性回归；第三，促使英美分析哲学对科学进行诠释学分析的接纳，形成“理解”与“解释”之间由对立转向互补的多元方法论基础。[5]于是，历史上争论不休的关于“理解—解释”之间的争论从宏观中划分为“理解或解释”与“理解与解释”的两个阶段，在微观上则划分为方法论、认识论和本体论的三个逻辑层次。“理解与解释”与“理解或解释”的阶段，即包括关乎生命移情、个别性的、诠释学循环的理解与实证的、普遍性的解释的对立，也包括亨普尔对解释覆盖律模式的普遍应用。[6]103-104

　　吉登斯在对待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态度上，创立了“双重解释学”，以此着重重申精神科学的研究内涵。简言之，他的“双重解释学”包含两套意义框架：一是饱含意义的生活世界；二是由人类创造出的语言。就像存在于其他意义结构类型中的冲突一样，精神科学比起自然科学来说，更重视关注前解释的世界。在这一世界中，意义充当着双重解释存在的原因。[7]而哈贝马斯则将重点直接关注在语言上。

　　美国当代哲学家马丁·埃杰(Martin Eger)在反思吉登斯与哈贝马斯关于双重解释的论争后，对解释本身做出了反思，继而提出了解释的三个阶段：初级阶段(stage 0)，是阅读“自然之书”与履行日常科学实践的数据获得阶段；第一阶段(stage 1)是解释数据、构建吻合数据的理论构建阶段；第二阶段(stage 2)是以他种方式解释高阶理论的阶段。[8]

　　埃杰对解释作出的三个阶段其实是为了证明整个科学研究中的解释及解释的功能是逐层递进的，并且解释行为的复杂性受多种因素所制约，解释者涉身因素会对解释产生重大影响。就像人类学家进行田野调查一样，他们在面对不同传统和不同人类生活、生产方式的时候，如果想要融入其中，必须先找到前解释的世界与语言。换句话说，就是对先前的和不同的世界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在自然科学中也是如此，如果某人想参与到一项前沿科学或特殊学科的研究中去，前提基础就是要充分了解该项学科的常用术语及专业性概念，知晓学科发展方向与研究主旨，并且掌握相关科学模型与研究成果、算式和基本研究方法等等，只有这样，我们通常才认为他具备了解释的基本能力，也就是说，在进入任何一个新领域时，所有人都归属为初学者的行列。

　　另外，语言作为作为交流的中介的工具，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语言是人类诞生、繁衍数千年之下的文化沉淀，它的重要性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种族之间、文化传承之间。人类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需要依靠语言，并且在科学研究的整个进程中也需要依赖语言将出现的现象和研究成果进行传播与推广，从而使人们熟知和理解科学的研究目的、研究过程与研究结果。特别是在创新领域的科研下，科学家们会经常根据专业特点使用近似的语言描述或者使用隐喻来对新领域、新事物、新理论成果作出描述。这样，学习者面对的将不仅仅是科学的物质化的形式文本，而且还要在他人的解释的基础上增加对语言的理解。

　　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在《个人知识》一书中曾经列举了这样的一个有名的例子：任何人如果想进入某项科学研究中，都是夹带着一种主观性的参与意向与目的的，他从一无所知到熟知该项研究中，是经历了从“局外人”到“局内人”(go native)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或许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进入该项研究的基础需要其通过对该项研究涉及的几乎所有学科的基本理论、概念、发展历史、常用术语的学习来掌握基础信息，所不能忽视的是，这些基础信息的获得与解释是密不可分的，如医学院的学生学习解剖学知识的过程，他必须学习与解剖学有关的骨骼、动脉、神经、肌肉及各个器官的图样与知识，这些知识是他在阅读专业书籍或者是从医学教授的讲授中直接获得的，并且在获得这些直接的经验的之后，他才可以熟练地指出各个脏器或人体内部器官的三维结构来，这种与解剖学相关的基本技能具有解剖学最基本的技能，这种技能将成为他关于解剖学的学习经验而应用到今后的医学学习和解剖学的具体实践中去，而且只有这样，他所掌握的解剖学的医学知识的意义才真正地显露出来。这个阶段是语言之再解释的体现，用语言来描述的经验都是把语言运用到具体实例中，并且修改了人们先前的观念框架结构。[9]

　　所以，解释是建立在理解基础上的语言的多元运用，科学研究中的解释层层叠进，从简单的说明性的解释(初级阶段)，到解释之实证过程(第一阶段)，再到解释之解释的高级阶段(第二阶段)构成了解释的三个阶段，而第一个阶段与第二个阶段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体现了解释的具体应用，也就是说，奠基在理解基础上的解释与应用三者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三者之间的互辅互成共同构建出科学诠释学的基础本质。